如果，誰面對自己的哥哥，心底油然冒出“兄長”二字的話，那么大抵，誰已老了。并且，誰的“兄長”肯定更老了。

這個“誰”，倘是女性，那時刻她眼里，幾乎會漫出淚來。而若是男人，表面即使不動聲色，內心里也往往百感交集。男人也罷，女人也罷，這種情況之下的他或她以及兄長，又往往早已是沒了父母的人了。即使這個人曾有多位兄長，那時大概也只剩對面或身旁那唯一的一個了。于是同時覺得變成了老孤兒，便更加互生憐憫了。老人兒有老孤兒的感覺，這一種憂傷最是別人難以理解和無法安慰的，兒女的孝心只能減輕它、沖淡它，卻不能完全抵消它。

有哥的人的一生里，心底是不大會經常冒出“兄長”二字的。“兄長”二字太過文化了，它一旦從人的心底冒了出來，會使人覺得，所謂手足之情類似一種宗教情愫，于是幾乎想要告解一番，仿佛只有那樣才能驅散憂傷……

幾天前，在精神病院的院子里，我面對我唯一的哥哥，心底便忽然冒出了“兄長”二字。那時我憂傷無比，如果附近有教堂，我將哥哥送回病房之后，肯定會前去祈禱一番的。我的禱詞將會很簡單，也很直接：“主啊，請保佑我，也保佑我的兄長……”我一點兒也不會因為這樣的乞求而感到羞恥。

我的兄長大我六歲，今年已經六十八周歲了。從二十歲起，他一大半的歲月是在精神病院里度過的。他是那么渴望精神病院以外的自由，而只有我是一個退休之人了，他才會有自由。我祈禱他起碼再活十年，不病不癱地再活十年。我不奢望上蒼賜他更長久的生命。因為照他現在的健康情況看來，那分明是不實際的乞求。我也祈禱上蒼眷顧于我，使我再有十年的無病歲月。只有在這兩個前提之下，他才能過上十年左右精神病院以外的較自由的生活。對于一個四十八年中大部分歲月是在精神病院中度過的，并且至今還被軟禁在精神病院里的人，我認為我的乞求毫不過分。若果有上帝、佛祖或其他神明，我愿與諸神達成約定：假使我的乞求被恩準了，哪怕在我的兄長離開人世的第二天，我的生命也必結束的話，那我也寧愿，絕不后悔！

在我頭腦中，我與兄長之間的親情記憶就一件事：大約是我三四歲那一年，我大病了一場，高燒，母親后來是這么說的。我卻只記得這樣的情形——某天傍晚我躺在床上，對坐在床邊心疼地看著我的母親說我想吃蛋糕。之前我在過春節時吃到過一塊，覺得是世上最好吃的東西。外邊下著瓢潑暴雨，母親保證說雨一停，就讓我哥去為我買兩塊。當年，在街頭的小鋪子里，點心乃至糖果，也是可以論塊買的。我卻哭了起來，鬧著說立刻就要吃到。當年十來歲的哥哥脫了鞋、上衣和褲子，只穿褲衩，戴上一頂破草帽，自告奮勇，表示愿意冒雨去為我買回來。母親被我哭鬧得無奈，給了哥哥一角幾分錢，于心不忍地看著哥哥冒雨沖出了家門。外邊又是閃電又是驚雷的，母親表現得很不安，不時起身走到窗前外望。我覺得似乎過了挺長的鐘點哥哥才回來，他進家門時的樣子特滑稽，一手將破草帽緊攏胸前，一手拽著褲衩的上邊。母親問他買到沒有，他哭了，說第一家鋪子沒有蛋糕，只有長白糕，第二家鋪子也是，跑到了第三家鋪子才買到的。說著，哭著，彎了腰，使草帽與胸口分開，原來兩塊用紙包著的蛋糕在帽兜里。那時刻他不是像什么落湯雞，而是像一條剛脫離了河水的娃娃魚。那時刻他也有點兒像在變戲法，是被強迫著變出蛋糕來的。變是終歸變出來了兩塊，但卻委實變得太不容易了，所以哭。大約因為覺得自己笨。

母親說：“你可真死心眼兒，有長白糕就買長白糕嘛，何必多跑兩家鋪子非買到蛋糕不可呢？”

他說：“我弟要吃的是蛋糕，不是長白糕嘛！”

還說，母親給他的錢，買三塊蛋糕是不夠的，買兩塊還剩下幾分錢，他自作主張，也為我買了兩塊酥糖……

“媽，你別批評我沒經過你同意啊，我往家跑時都摔倒了……”

其實對于我，長白糕和蛋糕是一樣好吃的東西。我已幾頓沒吃飯了，轉眼就將蛋糕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

而母親卻發現，哥哥的胳膊肘、膝蓋破皮了，正滴著血。當母親替哥哥用鹽水擦過了傷口，對我說也給你哥吃一塊糖時，我連最后一塊糖也嚼在嘴里了……

是的，我頭腦中只不過就保留了對這么一件事的記憶。某些時候我試圖回憶起更多幾件類似的事，卻從沒回憶起過第二件。每每我恨他時，當年他那種像娃娃魚又像變戲法的少年的樣子，就會逐漸清楚地浮現在我眼前。于是我內心里的恨意也就會逐漸地軟化了，像北方人家從前的凍干糧，上鍋一蒸，就暄騰了。只不過在我心里，熱氣是回憶產生的。

是的——此前我許多次地恨過哥哥。那一種恨，可以說是到了憎恨的程度。也有不少次，我曾這么祈禱：上帝呵，讓他死吧！并且，毫無罪過感。

我雖非教徒，但由于青少年時讀過較多的外國小說，大受書中人物影響，倍感郁悶、壓抑了，往往也會像那些人物似的對所謂上帝發出求助的祈禱。

千真萬確，我是多次憎恨過我的哥哥的。

我上小學三年級時，哥哥已經在讀初三了，而我從小學四年級到六年級的三年里，正是哥哥從高一到高三的階段。那時，我身下已又有了兩個弟弟一個妹妹。而實際上，家中似乎只有我和兩個弟弟一個妹妹四個孩子。除了過年過節和星期日，我們四個平時白天是不太見得到哥哥的。即使星期日，他也不常在家里。我們能見到母親的時候，并不比能見到哥哥的時候多一些。而是建筑工人的父親，則遠在大西南。某幾年這一省，某幾年那一省。從我小學一年級的時候起父親就援建“大三線”去了——每隔二三年才得以與全家團圓一次，每次十二天的假期。那對父親如同獨自一人的萬里長征，盡管一路有長途汽車和列車可乘坐，但中途多次轉車，從大西南的深山里回到哈爾濱的家里，每次都要經歷五六天的疲憊途程。父親的工資當年只有六十四元，他每月寄回家四十元，自己花用十余元，每月再攢十余元。如果不攢，他探家時就得借路費了，而且也不能多少帶些錢回到家里了。到過家里的父親的工友，曾同情地對母親說：“梁師傅太仔細了，舍不得買食堂的菜吃，自己買點兒醬買幾塊豆腐乳下飯，二分錢一塊豆腐乳，他往往就能吃三天！”

那話，我是親耳聽到了的。

父親寄回家的錢，十之八九是我去郵局取的。從那以后，每次看著郵局的人點錢給我，我的心情不是高興，而竟特別地難受。正是由于那種難受，使我暗下決心，初中畢業后，但凡能找到份工作，一定不讀書了，早日為家里掙錢才更要緊！

那話，哥哥也是當面聽到了的。

父親的工友一走，哥哥哭了。

母親已經當著來人的面落過淚了，見哥哥一哭，便這么勸：“兒子別哭。你可一定要考上大學對不對？家里的日子再難，媽也要想方設法供你到大學畢業！等你大學畢業了，家里的日子不就有緩了嗎？爸媽不就會得你的濟了嗎？弟弟妹妹不就會沾你的光了嗎？……”

從那以后，我們平常日子見到哥哥的時候就更少了，學校幾乎成了他的家了。從初中起，他就是全校的學習尖子生，也是學生會和團的干部。他屬于那種多項榮譽加于一身的學生。這樣的學生，在當年，少接受一種榮譽也不可能，那是自己做不了主的事。將學校當成家，一半是出于無奈，一半也是根本由不得他自己做主。我們的家太小太破爛不堪，如同城市里的土坯窩棚。在那樣的家里學習，始終保持全校尖子生的成績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他整天在學校里，為那些給予他的榮譽盡著盡不完的義務，也為考上大學刻苦學習。

每月四十元的生活費，是不夠母親和我們五個兒女度日的。母親四處央求人為自己找工作。謝天謝地，那幾年臨時工作還比較好找。母親最常干的是連男人們也會叫苦不迭的累活兒臟活兒。然而母親是吃得了苦的。只要能掙到份兒錢，再苦再累再臟的活兒，她也會高高興興地去干。每月只不過能掙二十來元吧。那二十來元，對我家的日子作用重大。

一年四季，我和弟弟妹妹們的每一天差不多總是這樣開始的：當我們醒來，母親已不在家里，不知何時上班去了。哥哥也不在家里了，不知何時上學去了。倘是冬季，那時北方的天還沒亮。或者，爐火不知何時已生著了，鍋里已煮熟一鍋粥了，不是玉米粥，便是高粱米粥。或者，只不過半熟，得待我起床了捅旺火接著煮。也或者，鍋火并沒生，屋里冷森森的，鍋里是空的，須我來為弟弟妹妹們弄頓早飯吃。煮玉米粥或高粱米粥是來不及了的，只有現生火，煮鍋玉米面粥……

我從小學二三年級起就開始做飯、擔水、收拾屋子，做幾乎一切的家務了。在當年的哈爾濱，挑回家一擔水是不容易的。我家離自來水站較遠，不挑水也要走十來分鐘的路。對于才小學二三年級的孩子，挑水得走二十來分鐘了，因為中途還要歇兩三歇。我是決然挑不起兩滿桶水的，一次只能挑半桶。如果我早上起來，發現水缸里居然已快沒水了，我對哥哥是很惱火的。我認為挑水這一項家務，不管怎么說也應該是哥哥的事。但哥哥的心思幾乎全撲在學習上了，只有星期日他才會想到自己也該挑水的，一想到就會連挑兩擔，那便足以使水滿缸了。而我呢，其實內心里也挺期待他大學畢業以后，能分配到較令別人羨慕的工作，掙較多的錢，使全家人過上較幸福的生活。這種期待，往往很有效地消解了我對他的惱火。

然而我開始逃學了。

因為頭一天晚上沒寫完作業或根本就沒顧得寫，第二天上午忙得顧此失彼，終究還是沒得空寫——我逃學。

因為端起鍋時，衣服被鍋底灰弄黑了一大片，洗了干不了，不洗再沒別的衣服可換（上學穿的一身衣服當然是我最體面的一身衣服了）——我逃學。

因為一上午雖然諸事忙碌得還挺順利，但是背上書包將要出門時，弟弟妹妹眼巴巴地望著我，都顯出我一走他們會害怕的表情時——我逃學。

因為外邊大雪紛飛，天寒地凍，而家里若爐火旺著，我轉身一走不放心；若將爐火壓住，家里必也會冷得凍手凍腳——我逃學。

因為外邊在下雨，由于房頂處處破損，屋里也下小雨，我走了弟弟妹妹們不知如何是好——我逃學……

我對每一次逃學幾乎都有自認為正當的辯護理由；而逃學這一種事，是要付出一而再、再而三的代價的。我頭一天若逃學了，晚上會睡不著覺的，唯恐面對老師當著全班同學面的訓問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結果第二天又逃學，第三天還逃學。最多時，我連續逃學過一個星期，并且教弟弟妹妹怎樣幫我圓謊。紙里包不住火，謊言終究是要被戳穿的。有時是同學受了老師的指派到家里來告知母親，有時是老師親自到家里來了。往往的，母親明白了真相后，會沉默良久。那時我看出，母親內心里是極其自責的，母親分明感覺到對不住我這個二兒子。

而哥哥卻生氣極了，他往往這么譴責我：“你為什么要逃學呢？為什么不愛學習呢？上學對于你就是那么不喜歡的事嗎？你看你使媽媽多難堪，多難過！你是不對的！還說謊，會給弟弟妹妹們什么影響？！明天我請假，陪你去上學！”

卻往往的，陪我去上學的是母親。

母親不愿因為陪我去上學而耽誤哥哥的課。

哥哥譴責我時，我并不分辯。我內心里有多種理由，但那不是幾句話就自我辯護得明白的。那會兒，我是恨過我的哥哥的。他一貫以學校為家，以學習為“唯此為大”之事。對于家事，卻所知甚少。以他那樣一名諸榮加身的優秀學生看來，我這樣一個弟弟簡直是不可理喻的，也是一個令他蒙羞的弟弟。在我的整個小學時期，我是同學們經常羞辱的“逃學鬼”，在哥哥眼中是一個令他失望的、想喜歡也喜歡不起來的弟弟。

一九六二年，我家搬了一次家。饑餓的年頭還沒過去，我們竟一個也沒餓死，幾乎算是奇跡。而哥哥對于我和弟弟妹妹，只不過意味著有一個哥哥。他在家也只不過就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那一年我該考中學了，哥哥將要考大學了。

六月，父親回來探家了。那一年父親明顯地老了，而且特別瘦，兩腮都塌陷了。快五十歲了，為了這個家，每天仍要挑挑抬抬的。他竟沒在饑餓的年代餓倒累垮，想來也算是我家的幸事了。

一天，屋里只有父親、母親和哥哥在的時候，父親憂郁地說：“我快干不動了，孩子們一個個全都上學了，花銷比以前大多了，我的工資卻十幾年來一分錢沒漲，往后怎么辦呢？”

母親說：“你也別太犯愁，那么多年苦日子都熬過來了，再熬幾年就熬出頭了。”

父親說：“你這么說是怪容易的，實際上你不是也熬得太難了嗎？我看，千萬別鼓勵老大考大學了，讓他高中一畢業就找工作吧！”

母親說：“也不是我非鼓勵他考大學，他的老師、同學和校領導都來家里做過我的工作，希望我支持他考大學……”

父親又對哥哥說：“老大，你要為家庭也為弟弟妹妹們做出犧牲！”

哥哥卻說：“爸，我想過了，將來上大學的幾年，爭取做到不必您給我寄錢。”

父親火了，大聲嚷嚷：“你究竟還是不是我兒子？！難道我在這件事上就一點兒也做不了主了嗎？！”

他們都以為我不在家，其實我只不過趴在外屋小炕上看小說呢。那一時刻，我的同情是傾向于父親一邊的。

在父親的壓力之下，哥哥被迫停止了高考復習，托鄰居的一種關系，到菜市場去幫著賣菜。

又有一天，哥哥傍晚時回到家里，將他一整天賣菜掙到的兩角幾分錢交給母親后，哭了。那一時刻，我的同情又傾向于哥哥了。

他的同學和老師都認為，他天生似乎是可以考上北大或清華的學生。我也特別地憐憫母親，要求她在父親和哥哥之間立場堅定地反對哪一方，對于她都未免太難了。

是我和哥哥一道將父親送上返回四川的列車的。父親從車窗探出頭對哥哥說：“老大，我該說的都說了，你自己再三考慮吧！”父親流淚了。哥哥也流淚了。列車就在那時開動了。等列車開遠，我對哥哥說：“哥，我恨你！”依我想來，哥哥即使非要考大學不可，那也應該暫且對父親說句謊話，以使父親能心情舒暢一點兒地離家上路。可他居然不。

多年以后，我理解哥哥了。母親是將他作為一個“理想之子”來終日教誨的，說謊騙人在他看來是極為可恥的，那怎么還能用謊話騙自己的父親呢？

哥哥沒再去賣菜，也沒重新開始備考。他病了，嗓子腫得說不出話，躺了三天。同學來了，老師來了，鄰居來了，甚至街道干部也來了，所有的人都認為父親目光短淺，不要聽父親的。連他的中學老師也來了，還帶來了退燒消炎的藥。居然有那么多的人關心我的哥哥，以至于當年使我心生出了幾分嫉妒。直至那時，我在街坊四鄰和老師同學眼中，仍是一個太不讓家長省心的孩子。

哥哥考上了唐山鐵道學院——他是為母親考那所學院的。哈爾濱當年有不少老俄國時期留下的漂亮的鐵路員工房。母親認為，只要哥哥以后成了鐵道工程師，我家也會住上那種漂亮的鐵路房。

父親給家里寫了一封有一半錯字的親筆信，以嚴厲到不能再嚴厲的詞句責罵哥哥。哥哥帶著對父親對家庭對弟弟妹妹的深深的內疚踏上了開往唐山的列車。

我上的中學，恰是哥哥的中學母校。不久全校的老師幾乎都認得我了。有的老師甚至在課堂上問：“誰是梁紹先的弟弟？”——哥哥雖然考上的不是清華、北大，但他是在發著燒的情況之下去考的呀！而且放棄了幾所保送大學，而且是為了遵從母命才考唐山鐵道學院的！一九六二年，在哈爾濱市，底層人家出一名大學生，是具有童話色彩的事情。這樣的一個家庭，全家人都是受尊敬的。

我這名初中生的虛榮心在當年獲得了巨大的滿足，我開始以哥哥為榮，我也暗自發誓要好好學習了。第一個學期幾科全考下來，平均成績九十幾分，我對自己滿懷信心。

饑餓像一只大手，依然攥緊著大多數中國人的胃，從草根草籽到樹皮樹葉，底層中國人幾乎將一切能吃的東西都吃遍了，吃光了，并嘗試吃許多自認為可以吃的，以前沒吃過不敢吃的東西。父親在大西南挨餓，哥哥在大學里挨餓，母親和我們在家里挨餓。哥哥居然還不算學校里家庭生活最困難的學生，每月僅領到九元錢的助學金。他又成了大學里的學生會干部，故須帶頭減少口糧定量，據說是為了支援亞非拉人民鬧革命。父親不與哥哥通信，不給他寄錢，也擠不出錢來給他寄。哥哥終于也開始撒謊了——他寫信告訴家里，不必為他擔什么心，說父親每月寄給他十元錢。那么，他豈不是每月就有十九元的生活費了嗎？這在當年是挺高的生活費標準了，于是母親真的放心了，并因父親終于肯寬恕哥哥上大學的“罪過”而感動。哥哥還在信中說他投稿也能掙到稿費。其實他投稿無數，只不過掙到了一次稿費，后來聽哥哥親口說才三元……

哥哥第一個假期沒探家，來信說是要帶頭留在學校勤工儉學。第二個假期也沒探家，說是為了等到父親也又有了假期，與父親同時探家。而實際上，他是因為沒錢買車票才探不成家。

哥哥大學的第二個學年開始不久，家里收到了一封學校發來的電報——“梁紹先患精神病，近日將由老師護送回家”。電文是我念給母親聽的。

母親呆了，我也呆了。

鄰居家的叔叔嬸嬸們都到我家來了，傳看著電報，陪母親研究著、討論著——精神病與瘋了是一個意思，抑或不是？好心的鄰居們都說肯定還是有些區別的。我從旁聽著，看出鄰居們是出于安慰。我的常識告訴我，那完全是一個意思，但是我不忍對母親說。

母親一直手拿著電報發呆，一會兒看一眼，坐到了天明。

而我雖然躺下了，卻也徹底未眠。

第二天我正上最后一堂課時，班主任老師將我叫出了教室——在一間教研室里，我見到了分別一年的哥哥，還有護送他的兩

名男老師。那時天已黑了，北方迎來了第一場雪。護送哥哥的老師說哥哥不記得往家走的路了，但對中學母校路熟如家。

我領著哥哥他們往家走時，哥哥不停地問我：“家里還有人嗎？父親是不是已經餓死在大西南了？母親是不是瘋了？弟弟妹妹們是不是成了街頭孤兒？……”

我告訴他母親并沒瘋時，不禁淚如泉涌。

那時我最大的悲傷是——母親將如何面對她已經瘋了的“理想之子”？

哥哥回來了，全家人都變得神經衰弱了。因為哥哥不分白天黑夜，幾乎終日喃喃自語。僅僅十五平方米的一個破家，想要不聽他那種自語聲，除非躲到外邊去。母親便增加哥哥的安眠藥量，結果情況變得更糟，因為那會使哥哥白天睡得多，夜里更無法入睡。但母親寧肯那樣。那樣哥哥白天就不太出家門了，而這不至于使鄰居們特別是鄰家的孩子們因為突然碰到了他而受驚。如此考慮當然是道德的，但我家的日子從此過得黑白顛倒了。白天哥哥在安眠藥的作用下酣睡時，母親和弟弟妹妹們也盡量補覺。夜晚哥哥喃喃自語開始折磨我們的神經時，我們都憑意志力忍著不煩躁。六口人擠著躺在同一鋪炕上，希望聽不到是不可能。當年城市僻街的居民社區，到了夜晚寂靜極了。哥哥那種喃喃自語對于家人不啻是一種刑罰。一旦超過兩個小時，人的腦仁兒都會劇痛如灼的。而哥哥卻似乎一點兒不累，能夠整夜自語。他的生物鐘也黑白顛倒了。母親夜里再讓他服安眠藥，他倒是極聽話的，乖乖地接過就服下去。哥哥即使瘋了，也還是最聽母親話的兒子。除了喃喃自語是他無法自我控制的，在別的方面，母親要求他應該怎樣不應該怎樣，他表現得很順從。弟弟妹妹們臨睡前都互相教著用棉團堵耳朵了。母親睡前也開始服安眠藥了。不久我睡前也開始服安眠藥了……

兩個月后精神病院通知家里有床位了。

于是一輛精神病院的專車開來，哥哥被幾名穿白大褂的男人強制性地推上了車。當時他害怕極了，不知要將他送到哪里去，對他怎么樣。母親為了使他不怕，也上了車。

家人的精神終于得以松弛，而我的學習成績一敗涂地。

我又曠了兩天課。也不用服安眠藥，在家里睡起了連環覺。

哥哥住了三個月的院，在家中休養了一年。他的精神似乎基本恢復正常了。一年后，他的高中老師將他推薦到一所中學去代課，每月能開回三十五元的代課工資了。據說，那所中學的老師們對他上課的水平評價挺高，學生們也挺喜歡上他的課。

那時母親已沒工作可干了，家里的生活僅靠父親每月寄回的四十元勉強維持。忽一日一下子每月多了三十五元，生活改善的程度簡直接近著幸福了。

那是我家生活的黃金時期。

家里還買了魚缸，養了金魚。也買了網球拍、象棋、軍棋、撲克。在母親，是為了使哥哥愉快。我和弟弟妹妹們都知道這一點的至關重要，都愿意陪哥哥玩玩。

如今想來，那也是哥哥人生中的黃金時期。

他指導我和弟弟妹妹們的學習十分得法，我們的學習成績都快速地進步了。我和弟弟妹妹們都特別尊敬他了，他也經常表現出對我們每個弟弟妹妹的關心了。母親臉上又開始有笑容了。甚至，有媒人到家里來，希望能為哥哥做成大媒了。

又半年后，哥哥的代課經歷結束了。

他想他的大學了。

精神病院開出了“完全恢復正常”的診斷書，于是他又接著去圓他的大學夢了。那一年哥哥讀的橋梁設計專業遷到四川去了，而父親也仍在四川。父親的工資漲了幾元，他也轉變態度，開始支持哥哥上大學了。父親請假到哥哥的大學里去看望了哥哥一次，還與專業領導們合影了。哥哥居然又當上了學生會干部，他的老師稱贊他跟上學習并不成問題，同意他從大三第一學期開始續讀。因為他在家里自學得不錯，大二補考的成績還是中上。

一切似乎都朝良好的方面進展。

那一年已經是一九六五年了。

然而哥哥的大三卻沒讀完——轉年“文革”開始，各大學尤其亂得迅猛，亂得徹底。有人“大串聯”去了，有人赴京請愿告狀了，有人留在學校打“派仗”。

哥哥又被送回了家里。

這一次他成了“政治型”的瘋子。

他見到母親說的第一句話居然是：“媽，我不是‘反革命’！”

哈爾濱也成了一座騷亂之城，幾乎每天都有令人震動的事發生，也時有悲慘恐怖之事發生。全家人都看管不住哥哥了，經常是，一沒留意，哥哥又失蹤了。也經常是，三天五天找不到；找到后，每見他是挨過打了。誰打的他，在什么情況下挨的打，我和母親都不得而知。母親東借西借，為哥哥再次住院湊錢。錢終于湊夠了，卻住不進精神病院去。精神病人像急性傳染病患者一樣一天比一天多，床位極度緊張。盼福音似的盼到了入院通知書，準備下的住院費又快花光了。半年后才住上院。那半年里，我和母親經常在深夜冒著凜冽嚴寒跟隨哥哥滿城市四處去“偵察”他幻覺中的“美蔣特務”的活動地點。他說只有他親自發現了，才能證明自己并非反革命。他又整夜整夜地喃喃自語了。他很可憐地對母親解釋，他不是自己非要那樣折磨親人，而是被特務們用儀器操控的結果。還說他的頭也被折磨得整天在疼。母親則只有淚流不止。

在那樣的一些日子里，我曾暗自祈禱：上帝啊，讓我盡快沒了這樣的一個哥哥吧！

即使那時我也并沒恨過哥哥，只不過太可憐母親。我怕哪一天母親也精神崩潰了，那可怎么辦呢？對于我和弟弟妹妹們，母親才是無比重要的。我們都怕因為哥哥這樣了，哪一天再失去母親。怕極了。

哥哥住了三個月的院，花去了不少的錢，都是母親借的錢。報銷單據寄往大學，杳無回音。大學已經徹底癱瘓了。而續不上住院費，哥哥被母親接回家了，他的病情一點兒也沒減輕。

在接下來的一年里，全家人的精神又備受折磨，整天提心吊膽。哥哥接連失蹤過幾次，有次被關在某中學的地下室，好心人來報信，我和母親才找到了他，他眼眶被打青了。還有一次他幾乎被當街打死，據說是因為他當眾呼喊了句什么反動口號。也有一次是被公安局的造反派關押了起來，因為他不知從哪兒搞到了筆和紙，寫了一張反動的大字報貼到了公安局門口……

“上山下鄉”運動開始了。

我毫不猶豫地第一批就報了名。

每月能掙四十多元錢啊！我要無怨無悔地去掙！那么，家里就交得起住院費了，母親和弟弟妹妹們就獲拯救了。

我下鄉的第二年，三弟也下鄉了。我和三弟省吃儉用寄回家的錢，幾乎全都用以支付哥哥的住院費了。后來四弟工作了，再后來小妹也工作了。他倆的學徒工資頭三年每月十八元。盡管如此，還是支付不起哥哥的常年住院費，因為那每月要八十幾元。但畢竟的，四個弟弟妹妹都能掙錢了。幸而街道挺體恤我家的，經常給開半費住院的證明。而半費的住院者，院方是比較排斥的。故每年還有半年的時間，哥哥是住在家里的……

有一年我回家探親，家里的窗上安裝了鐵條，玻璃所剩無幾，釘了木板；鏡子、相框，甚至暖壺，一概易碎的東西一件沒有了；連菜刀、碗和盤子都鎖在箱子里。

我發現，母親額上有了一處可怕的疤，很深。那肯定是皮開肉綻所造成的。我還在家里發現了自制的手銬、腳鐐、鐵鏈。四弟的工友幫著做的。四弟和小妹談起哥哥簡直都談虎變色了。四弟說哥哥的病不是從前那種“文瘋”的情況了。而母親含著淚說，她額上的傷疤是被門框撞的。那時刻，我內心里產生了憎恨。我認為哥哥已經注定不是哥哥了，而是魔鬼的化身了。那時刻，我暗自祈禱：上帝啊，為了我的母親、四弟和小妹的安全，我乞求你，讓他早點兒死吧！以往我回家，倘哥哥在住院，我必定是要去看望他兩次的。第二天一次，臨行一次。那次探親假期里，我一次也沒去看他。臨行我對四弟留下了斬釘截鐵的囑咐：“能不讓他回家就不讓他回家！我的一名知青朋友的父親是民政部的領導，住院費你們別操心，我要讓他永遠住在精神病院里！”我托了那種關系。哥哥便成了精神病院的半費常住患者……而我回到兵團的次年，成了復旦大學的工農兵學員。這件事，我是頗犯過猶豫的。因為我一旦離開兵團，意味著每月不能再往家里寄錢了，并且，還需家里定期接濟我一筆生活費。我將這顧慮寫信告訴了三弟，三弟回信支持我去讀書，保證每月可由他給我寄錢。這樣的表示，已使我欣然。何況當時，我自覺身體情況不佳，有些撐不住抬大木那么沉重的勞動了。于是下了離開兵團的決心。

在復旦的三年，我只探過一次家，為了省錢。分配到北京電影制片廠后，我又將替哥哥付醫藥費的義務承擔了。為了可持續地承擔下去，我曾打算將獨身主義實行到底。兩個弟弟和小妹先后成家，在父母的一再勸說和催促之下，我也只有成家了。接著自己也有了兒子，將父母接到北京來住，埋頭于創作，在北京“送走了”父親，又將母親接來北京，攢錢幫助弟弟妹妹改善住房問題……各種責任紛至沓來，使我除了支付住院費一事，簡直忘記了還有一個哥哥。哥哥對于我，似乎只成了“一筆支出”的符號。

一九九七年母親去世時，我坐在病床邊，握著母親的手，問母親還有什么要囑咐我的。

母親望著我，眼角淌下淚來。

母親說：“我真希望你哥跟我一塊兒死，那他就不會拖累你了……”

我心大慟，內疚極了，俯身對母親耳語：“媽媽放心，我一定照顧好哥哥，絕不會讓他永遠在精神病院里……”

當天午夜母親也“走了”……

辦完母親喪事的第二天，我住進一家賓館，命四弟將哥哥從精神病院接回來。

哥哥一見我，高興得傻小孩似的笑了，他說：“二弟，我好想你。”

算來，我竟二十余年沒見過哥哥了，而他卻一眼就認出了我！

我不禁擁抱住他，一時淚如泉涌，心里連說：“哥哥，哥哥，實在是對不起！對不起……”

我幫哥哥洗了澡，陪他吃了飯，與他在賓館住了一夜。哥哥以為他從此自由了。而我只能實話實說：“現在還不行，但我一定盡快將你接到北京去！”

一返回北京，我動用輕易不敢用的存款，在北京郊區買了房子。簡易裝修，添置家具。半年后，我將哥哥接到了北京，并動員鄰家的一個弟弟二小一塊兒來了。二小也是返城知青，常年無穩定工作、穩定住處。由他來照顧哥哥，我給他開一份工資，可謂一舉兩得。他對哥哥很有感情，由他來替我照顧哥哥，我放心。

于是哥哥的人生，終于接近是一種人生了。

那三年里，哥哥生活得挺幸福，二小也挺知足，他們居然都漸胖了。我每星期去看他們，一塊兒做飯、吃飯、散步、下棋，有時還一塊兒唱歌……

卻好景不長，二小回哈爾濱探望他自己的哥哥及妹妹，某日不慎從高處跌下，不幸身亡。這噩耗使我傷心了好多天，我只好向單位請了假，親自照看哥哥。

我對哥哥說：“哥，二小不能回來照顧你了，他成家了……”

哥哥怔愣良久，竟說：“好事。他也該成家了，咱們應該祝賀他，你寄一份禮給他吧。”

我說：“照辦。但是，看來你又得住院了。”

哥哥說：“我明白。”

那年，哥哥快六十歲了。他除了頭腦、話語和行動都變得遲鈍了，其實沒有任何可能具有暴力傾向的表現。相反，倒是每每流露出次等人的自卑來。

我說：“哥，你放心，等我退休了，咱倆一塊兒生活。”

哥哥說：“我聽你的。”

哥哥在北京先后住過了幾家精神病院，有私立的，也有公立的。現在住的這一所醫院，據說是北京市各方面條件最好的。每月費用四千元左右。幸而我還有稿費收入，否則，即或身為教授，只怕也還是難以承擔。

前幾天，我又去醫院看他。天氣晴好，我倆坐在院子里的長椅上，我看著他喝酸奶，一邊和他聊天。在我們眼前，幾只野貓慵懶大方地橫倒豎臥。而在我們對面，另一張長椅上坐著一對老伴兒，他們中間是一名五十來歲的健壯患者，專心致志、大快朵頤地吃燒雞。那一對老伴兒，看去是從農村趕來的，都七十五六歲了。二老腿旁，也都斜立著樹杈削成的拐棍。他們身上落了一些塵土，一臉疲憊。

我問哥：“你當年為什么非上大學不可？”

哥哥說：“那是一個童話。”

我又問：“為什么是童話？”

哥哥說：“媽媽認為只有那樣，才能更好地改變咱們家的窮日子。媽媽編那個童話，我努力實現那個童話。當年我曾下過一種決心，不看著你們幾個弟弟妹妹都成家立業了，我自己是絕不會結婚的……”

他看著我苦笑。

原來哥哥也有過和我一樣的想法！

我心一疼，黯然無語，呆望著他，像呆望著另一個自己的化身。

哥哥起身將塑料盒扔入垃圾筒，復坐下后，看著一只貓反問：“你跟我說的那件事，也是童話吧？”

“什么事？”我的心還在疼著。

“就是，你保證過的，退休了要把我接出去，和我一起生活……”

想來，那一種保證，已是六七年前的事了，不料哥哥他始終記著。聽他的話，也顯然一直在盼著。

哥哥已老得很丑了。頭發幾乎掉光了，牙也不剩幾顆了，背駝了，走路極慢了，比許多六十八九歲的人老多了。而他當年，可是一個一身書卷氣、儒雅清秀的青年，從高中到大學，追求他的女生多多。

我心又是一疼。

我早已能淡定地正視自己的老了，對哥哥的迅速老去，卻是不怎么容易接受的，甚至有幾分慌恐、恓惶，正如當年從心理上排斥父親和母親無可奈何地老去一樣。

“你忘了嗎？”哥哥又問，也目光遲滯地望著我。

我趕緊說：“沒忘，哥你還要再耐心等上兩三年……”

“我有耐心。”他信賴地笑了，話說得極自信。隨后，眼望向了遠處。

其實，我晚年的打算從不曾改變——更老的我，與老態龍鐘的哥哥相伴著走向人生的終點，在我看來，倒也別有一種圓滿滋味在心頭。對于絕大多數的人，人生本就是一堆責任而已。參透此諦，愛情是緣，友情是緣，親情尤其是緣，不論怎樣，皆當潤礫成珠。

對面的大娘問：“是你什么人呀？”

我回答：“兄長。”話一出口，自窘起來；現實生活中，誰還說“兄長”二字啊！

大娘耳背，轉臉問大爺：“是他什么人？”

大爺大聲沖她耳說：“是他老哥！”

我問大娘：“看望的是你們什么人啊？”

她說：“我兒子。”看兒子一眼，她又說，“兒子，慢點兒吃，別噎著。”

大爺說：“為了給他續上住院費，我們把房子賣了。沒家了，住女婿家去了……”

他們的兒子，津津有味地吃著，似乎老父親老母親的話，他一句也沒聽到。

我心接著一疼。這一次，疼得格外銳利。我聯想到了電視新聞報道的那件事——一位崩潰了毅忍力的母親，絕望之下毒死了兩個一出生便嚴重智障的女兒；也聯想到了電影前輩秦怡在接受采訪時講述的實情——她的患精神病的兒子一犯病往往劈頭蓋臉地打她……

中國境內，不是所有精神病患者的家里，都有一個有稿費收入的小說家，或一位著名的電影演員啊！

我又暗自祈禱了：上帝啊，人間有些責任，哪怕是最理所當然之親情責任，亦絕非每一個家庭只靠倫理情懷便承擔得了的！您眷顧他們吧，您拯救他們吧……

這一次，在我意識中，上帝不是任何神明，而是——我們的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