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Lai Ming的《中國文學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The John Day Company,1964）稱《金瓶梅》為第一部真實地描寫晚明家庭生活的小說，代表了中國小說創作的一大進步（按：Lai Ming，有譯作賴明)。

Lai Ming, A Historyof Chinese Literature (1964)

Lai Ming使用realistically這樣的詞，以下是他的原話:

Golden Lotus is a reflection of the social conditions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rough the description of a family's life. This novel, being the first one to describe the life of the people realistically, represents a great advance in Chinese novel writing. (p.307)。

到了本世紀，張隆溪教授A History Chinese Literature (2023)談及《金瓶梅》，強調它realistic 的一面，在談論《金瓶梅》的三個段落中，realistic depiction就出現了兩次。

張教授說：

It opened a new sphere for realistic depiction with a subtle observation of people’s inner world and psychological complexities, and that is a direction further developed in such later important novels as The Scholars and Dream of the Red Mansion.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Lai Ming的describe ...realistically, 意思和張教授所說的 realistic depiction語義完全相同。

《金瓶梅》的主角不是歷史名人（主角是虛構的），而且它明明是個宋朝故事卻充斥著明代風俗事物，那么，說《金瓶梅》realistic，是什么意思？

本文以realistic/realistic、depiction/realism等觀念為中心，討論《金瓶梅》的特點。

下面分幾個小節談“寫實、真實感、現實主義 (realism)”。

張教授書中的realistic和realistic depiction

這realistic/realistic depiction，是張教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一書中評論中國文學作品的慣用詞，一般用作褒語。

張教授介紹《金瓶梅》之前的文學作品，已經使用過realistic 來形容，例如，張教授認為《詩經》總體上也是 realistic 的。

張教授說：

The Book of Poetry has a rich variety of themes and scenes, but by and large, these are represented in a realistic manner. (p.27)

這個realistic評語，是相對于《楚辭》而言的，因為張教授認為《楚辭》比較多imaginative depictions。

此外，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說杜甫《石壕吏》是a sad story with realistic depiction and lamentation. (p.134)

對杜詩使用realistic depiction 這評語，是不足為奇的?！妒纠簟肥嵌鸥Φ摹叭簟敝?，講了一樁發生在唐朝的“抓壯丁”的事件。

《石壕吏》所寫老婦人被迫從軍，是否實事？現在已難以考證。一般相信，唐朝安史之亂期間（公元755年-763年），朝廷面臨兵力短缺的問題，因此不得不向民間強行征兵。

有一段時間，文學史論著偏好使用“現實主義”（相對于“浪漫主義”）來形容杜甫詩的總體特點；李白詩則是浪漫主義的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史編寫組編《中國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版，第二冊，頁459、474、477﹔用“浪漫主義”評李白，見于頁455、450）。

中國社科院文研所《中國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版。

就連《西游記》這樣的幻想小說，張教授認為也有realistic的一面，例如，張教授說：Journey to the West became a popular novel because it is psychologically realistic...（p.334）

所謂 realistic，有何內涵？作者要怎樣寫，才算是psychologically realistic? 史家怎樣判斷某作品是realistic ? 張教授沒有詳細解說，讀者只好自行領悟。

《西游記》中，仙佛、神魔、妖怪心里所思所想所求（例如追求長壽長生、自由和權力、個人名利等），往往與凡人的心態沒多大差異。這些，也許就是 psychologically realistic?

一般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不會像孫悟空那般碰上神魔、精魅，所以神魔精魅故事如果完全和現實人生脫節，則小說故事屬于凌空蹈虛，不關日常生活的事。相反，小說作者若能以“人情”“世故”把故事拉回“（人世間）真實”的一方，那就比較容易得到讀者的共鳴。

史家怎樣判斷某作品是realistic ? 這問題，值得深入討論。

《金瓶梅》作者選擇“寫實”：題材決定論

涉及《金瓶梅》的所謂realistic, 至少有幾種含義。其中一種，是蘭陵笑笑生選擇小說題材的結果。

孫述宇說：“《金瓶梅》的作者選擇西門慶與潘金蓮通奸的故事來入手，顯然有部分是由于他看到這種寫實文學的價值?！?頁11)。

《金瓶梅：平凡人的宗教劇》

具體是什么情況？孫述宇先生解釋：“他（笑笑生）覺得這樣的寫實藝術，比《水滸》其余的浪漫英雄故事，更有意思，于是他拿來發揚光大，讓這個故事里的角色，和很多別的同樣真實的角色，演出一整套真實世界里的戲劇。”從這句話我們可以看出：孫述宇先生心目中的“寫實”是與“浪漫”相對的。

“浪漫”應該是譯自romantic, 形容不切實際、理想化的想法，如romantic notions可指“幻想念頭”。

《金瓶梅》源自《水滸傳》，所以，孫述宇先生將《水滸傳》和《金瓶梅》拿來做比較。武松原是《水滸傳》前部非常突出的英雄好漢，在施耐庵筆下武松勇力驚人，能以凡軀打死生猛的老虎。這樣的英雄，世間難尋，所以武松是“浪漫英雄”（想象出來的）。

《金瓶梅詞話》第一回就是“景陽岡武松打虎，潘金蓮嫌夫賣風月”，但是，打虎故事在《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崇禎本）中被大幅壓縮，剩下幾句話。

崇禎本的第一回以“西門慶熱結十弟兄”發端，而“武松打虎”只是西門慶和兄弟們聊天時提及的消息，笑笑生輕輕幾句就交待過去了。武松打虎的過程細節完全不見于崇禎本。

“西門慶熱結十兄弟”插圖（通州王孝慈舊藏本）

換言之，崇禎本《金瓶梅》中，武松的角色地位下降，而西門慶等人躍升為主角。

這種消長反映《金瓶梅》的“重心”由“浪漫英雄”轉移到“市井人物”，而市井人物的生活離一般讀者世界比較近。平凡人一生很少機會面對活生生的老虎，更別說碰一碰老虎的身軀了。

因此，打虎殺虎是理想的、超越的、浪漫的、臆想的，不在平常人的生活圈子內。蘭陵笑笑生選擇聚焦于市井細民、幫閑妓女、三姑六婆、商人官吏……。

以上，是在“題材的選擇上”談小說題材接近“寫實文學”。

孫述宇先生認為《金瓶梅》中的何九叔“懂世情”(孫述宇《金瓶梅：平凡人的宗教劇》，頁10)、一些老太婆“很懂人情世故”(頁11)……

孫先生沒說《水滸傳》《三國演義》中的英雄豪杰、帝王將相不懂人情世故，而是說《金瓶梅》相對而言比較貼近一般平民百姓的生活經驗。

《西游記》是一部象征主義的神魔小說，書中“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魯迅語)。

至于另外兩部名著《水滸傳》、《三國演義》，主角大多不是平常百姓，而是英雄好漢、君王將相。這兩部小說所寫生活情景也離平民百姓的生活比較遙遠。

《金瓶梅》多涉及日常物質生活：衣、食、住、行均有價，書中人物為了謀生，必須務實盤算怎樣得到錢財、必須計算自己開銷多少（例如，《金瓶梅》所寫的常二夫婦）。書中人須付出、鉆營取巧……，才能夠取得生活所需。衣、食、住、行在題材上肯定比較接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金瓶梅詞話校注》，岳麓書社1995年版。

“真實”也許是“真實感”, 未必是“依據事實寫成”

除了題材有利于“寫實文學”，笑笑生的寫作本領也有利于營造作品的“真實”，例如，笑笑生可能擅長將他觀察到的人間事物“轉化”成小說世界的內容。

不少評論者注視《金瓶梅》與現實世界之間的關系。索隱派希望借助小說內容略窺“真實”的歷史世界。

有些評論者偏愛考究（考證派）作品的人物是不是以真實的歷史人物為“原型”，例如，他們說潘金蓮、西門慶原本是山東某處人，意思是小說所寫的有些“屬于事實”，或者“有幾分真實依據”。

田曉菲《秋水堂論金瓶梅》打破這種迷思，她說：“……哪里有什么潘金蓮、西門慶！都是小說家編出來的故事罷了！……本來就沒有事實也?！?《秋水堂論金瓶梅》，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十二回)。

《秋水堂論金瓶梅》

在這種“本來就沒有事實”的情況下，書中人物的言行到底應該怎樣才顯得“真實可信”? 小說家只能靠想象、靠自己的一支筆。

田曉菲分析了一個實例，她說：在詞話本里，金蓮叫了一聲：“我的傻冤家！”說：“你想起甚么來，中了人的拖刀之計，把你心愛的人兒這等下無情折挫！”繡像本在這里作：“我的俊冤家！”俊與傻兩個字形狀十分相似，也許只是手民誤鐫，然而在這里，如果我們結合上下文，細細品味這一字之差，其味道不同處，卻有云泥立判的感覺。

田曉菲的結論是：“用俊還是用傻，都是作者心中的造作，又不是說用傻就不符合事實、用俊才符合事實，……我們就從小說藝術的本身來做一個價值判斷，看哪一個字更給小說增光 ”(《秋水堂論金瓶梅》頁41)。

她這是以故事本身的語境義來決定應為何字。

田曉菲所說的“符合事實”，不是指笑笑生依據歷史上的實事來寫。

小說作者沒有將小說寫得很理想化、空想化。只要讀者感到情節逼真，那就代表作品有真實感(lifelike and credible)。

《金瓶梅》芮效衛英譯本

“完美的純潔”與真實的世界

我們將這“真實”這話題放大來討論。

田曉菲說：“《金瓶梅》的世界里面沒有完美的純潔，就像現實人類社會里不存在完美的純潔一樣。”(頁141) 換言之，這是討論整個“小說世界”的真實感。“完美的純潔”，根本就是理想化的、非人間的。

拿《紅樓夢》來和《金瓶梅》相比，可知《紅樓夢》有比較理想化的內容。

評論家余英時提出“《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之論。其中之一就是“理想世界”?！袄硐胧澜纭币馑际菫跬邪睿ó斎?，后來，大觀園這個“理想世界”終于敵不過現實，趨向崩解。）

臺灣聯經版《紅樓夢的兩個世界》

在大觀園這個美麗的烏托邦里，賈寶玉、林黛玉等少男少女們都是比較純潔的，他們過著基本上無憂無慮的生活（少男少女們的日常生活主要是結詩社寫詩作詞、開生日宴、賞雪等等），享受著青春的美好。

余英時指出：“大觀園是《紅樓夢》中的理想世界，自然也是作者苦心經營的虛構世界”（《海外紅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 68 頁）。我們知道，“虛構(的世界)”再怎樣理想、逼真，終究不是“人生的真實”。

《海外紅學論集》

另一方面，《金瓶梅》所寫的世界，充滿爾虞我詐、自私自利，少有純潔的真情。西門慶死后，書中角色人性中的陰暗面一下子集中大爆發。

顯然《金瓶梅》的世界是個惡濁不堪的社會，人心險于山川，人性丑惡，在故事中都是很家常的。因此，有人以“反烏托邦”來形容《金瓶梅》的世界，也有評論者認為《紅樓夢》批判“成人世界”，不如《金瓶梅》專寫“成人世界”來得逼真。

不過，注重描寫人世間的日常事、細節，只反映作者用工筆寫得逼真、“煞有介事”?！吧酚薪槭隆币苍S能給讀者多一點真實感（故事像是真的，不是編造的），卻不代表小說家是“依據事實而寫作”。

下面，我們檢視實際案例。

《金瓶梅》的武松殺嫂不是實錄

《金瓶梅》第八十七回“武松殺嬸（潘金蓮）”就不是反映歷史實情。武松殘殺潘金蓮的場景，只是“水滸三殺”（武松殺嫂、宋江殺惜、石秀殺嫂）的拼湊版，是虛構的。

首先，《金瓶梅》在武松動手殺人之前，把婦人剝得精光（馮其庸、白維國、卜健《金瓶梅詞話校注》，岳麓書社1995年版，頁2591）。這是《水滸傳》楊雄殺妻時讓石秀做的。

《金瓶梅詞話校注》，岳麓書社1995年版。

其次，剖腹剜心也是襲自楊雄殺妻。把肝腸五臟掛在高枝，也是楊雄做的。《金瓶梅》則寫武松“把心肝五臟生扯下來，血瀝瀝供養在（武大的）靈前?！?第八十七回“王婆子貪財忘禍，武都頭殺嫂祭兄”)

第三，《金瓶梅》中， 潘金蓮死后有一段小賦：“手到處青春喪命，刀落時紅粉亡身。七魄悠悠，已赴森羅殿上；三魂渺渺，應歸枉死城中。星眸緊閉，直挺挺尸橫光地下；銀牙半咬，血淋淋頭在一邊離。好似初春大雪壓折金線柳，臘月狂風吹折玉梅花。這婦人嬌媚不知歸何處，芳魂今夜落誰家？”(《金瓶梅詞話校注》，岳麓書社1995年版，頁2592) 這是從《水滸傳》“宋江殺惜”移過來的，笑笑生在賦后還補綴了八個詩行。

孫述宇先生說：“《金瓶梅》是個真實的天地，要求讀者很認真，一旦認真，殺人就不能只是一件痛快的事，……”

這句話應該是說，笑笑生沒有痛快殺金蓮，而是詳寫了虐殺的過程和細節，恍如笑笑生本人在現場目擊其事，所以寫出來的是“真實的天地”，這也就令讀者恍如親身看著平凡人作孽的惡果，感到顫抖，而不是感到痛快。

如果是這樣，那么，笑笑生筆下的“武松殺嬸”只是以工筆給人“真實感”。笑笑生能將殺蓮過程細細寫來，他的寫作本領是不凡的。

不過《金瓶梅》書中所寫“殺蓮”細節，并非源自“現實”。笑笑生只是集前人所寫“殺景”于一書。

此外，《金瓶梅》寫故事發生在清河，這地點也是拼湊而成的。

這清河縣的一切，虛構成分很多，同樣稱不上“實錄”。格非認為《金瓶梅》寫清河實能南北兼顧（格非《雪隱鷺鷥：金瓶梅的聲色與虛無》，譯林出版社2014年版，頁16）。

《雪隱鷺鷥：金瓶梅的聲色與虛無》

依賴史實？還是依賴前文本?

由于“真實”往往指“真實感”，而“真實感”之有無，因人之體會而異，所以，評論者所說的“真實”可以是很主觀的，例如，田曉菲論第六十七回李瓶兒死后西門慶和潘金蓮之事，接連說“……是真實的”“……是真實的”“……是真實的”（《秋水堂論金瓶梅》頁198）。

她是指小說寫得逼真、世上可能有這種事。

當我們看到評論者使用“realistic/真實的”等語辭，不妨區分一下：讀者一般只要“真實感”，但是學者的任務可以是分辨小說呈現的是“真實”還是“真實感”。

清初評論者張竹坡也談過這個問題，他說：“讀之，似有一人親曾執筆，在清河縣前，西門家里，大大小小，前前后后，碟兒碗兒，一一記之，似真有其事，不敢謂為操筆伸紙做出來的。"(方正耀《中國古典小說理論史》，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82頁)。這句話中，“似真有其事”有個“似”字，就是：“逼真”而已，不是真有。

《中國古典小說理論史》

美國學者商偉稱《金瓶梅》是一部“復式小說”(the polytextual novel) ，是指笑笑生將許多前人的文字片段編織進《金瓶梅》（參看商偉的論文，收入傅剛主編《中國古典文獻的閱讀與理解——中美學者“黌門對話”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頁223-281）。

既然是“摘取前人的文字”，自然不是源自作者笑笑生自身的真實生活經歷?！督鹌棵贰放c現實世界之間的關系，讓位給《金瓶梅》與“前文本”之間的關系。

依這理路推衍，我們可以說：笑笑生在寫作手法上，善用前人留下的素材來達到他自身的目的，也算是“為藝術而藝術”。

《中國古典文獻的閱讀與理解——中美學者“黌門對話”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有欠真實的“游戲筆墨”

蘭陵笑笑生有時候不顧小說真實感。

《金瓶梅》書中有些片段，似乎反映蘭陵笑笑生只要寫得過癮，就算有損真實感也在所不惜，例如，給西門慶送春藥的胡僧，其來歷容貌被寫成男根一般，例如：“生的豹頭凹眼，色若紫肝；戴了雞蠟箍兒，穿一件肉紅直綴；頦下髭須亂拃，頭上有溜光檐。就是個形容古怪真羅漢，未除火性獨眼龍。在禪床上旋定過去了：垂著頭，把脖子縮到腔子里，鼻口中流下玉箸來……西域天竺國密松林齊腰峰寒庭寺”，見于第四十九回，此回標題為“請巡按屈體求榮，遇胡僧現身施藥”（齊煙、汝梅點校《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香港三聯1990年版，頁635）。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

再舉一例。

西門慶的祭文，竟將西門慶寫成“鳥人”（第八十回，標題為“潘金蓮售色赴東床，李嬌兒盜財歸麗院”。西門慶祭文見于齊煙、汝梅點校《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頁1162）。

此外，《金瓶梅詞話》中還有大量雙關語、戲謔語、葷笑話。這些游戲筆墨的主要作用是挖苦、譏諷妓女和幫閑，另外就是帶有色情成分的猥褻笑話（參看：洪濤《金瓶梅詞話》中雙關語、戲謔語、葷笑話的作用及其英譯問題》一文，收錄于《洪濤〈金瓶梅〉研究精選集》，臺灣學生書局2015年版）。

《洪濤〈金瓶梅〉研究精選集》，臺灣學生書局2015年版。

西門慶有九個結拜兄弟，其名號來歷，全用游戲筆墨，意在嘲諷 (例如，應伯爵，諧“應白嚼”、白吃白喝；白來創，諧“白來搶”；常峙節，諧“長時借”，等等 )。

游戲筆墨的存在反映笑笑生有玩世不恭的一面。面對冷酷險惡的社會生活，人還可以選擇諧謔、調侃、取笑。

笑笑生允許諧謔壓過“真實感”：像書中的胡僧形相、西門慶祭文，實是放棄寫實。他為什么要這樣做？很可能因為他不排斥低俗趣味，認為巧舌如簧信口挖苦，可以娛己娛人。

《金瓶梅》作者沒有透露自己的真實姓名，只留下“笑笑”二字，算是署了個筆名。我們也許可以從這方面（笑笑 / 玩笑不恭）來解釋他為什么取名為“笑笑生”。

在這種情況下，一味向小說索要“真實感”的讀者，讀到《金瓶梅》“男根狀的胡僧”“鳥人西門慶”等段落，會不會感到不知所措？

《金瓶梅》的“現實”？哪個年代的現實？

除了翻譯成“真實的”，realistic也可以翻譯成“現實的”；realistic和realism同源，漢語世界的“現實主義”“寫實主義”應該是翻譯自realism。

張隆溪教授沒有套用“現實主義”這標簽。然而，《金瓶梅》很早就被人視為“現實主義”的小說。

《金瓶梅》是“現實主義”作品？

“現實主義”這個詞冠于《金瓶梅》，在民國時期的大學課堂上就已經出現，例如，浦江清說：“《金瓶梅》不能被認為是自然主義的作品，而是現實主義的作品。因為作者所寫，并非偶然的、瑣碎的社會生活，而是典型的、一個真實社會的橫剖面。”（朱自清等《西南聯大文學課》，天地出版社2020年版。西南聯大，存于1937年至1946年）。浦江清感到《金瓶梅》這本小說呈現了“真實社會”的面貌。

《西南聯大文學課》

《金瓶梅》所寫的“真實社會”是哪個朝代的“真實社會”？

對于這個“年代”問題，孫述宇、田曉菲的論著比較少關注，可能因為這兩位學人都比較偏重人生義理和小說藝術的闡發，沒有把自己論著的定位于歷史考據。

《金瓶梅》作者在第三十回借著官哥兒的出生，特地標明年月日是“時宣和四年戊申六月廿三日也?！保ㄔ~話本六月廿三日作廿一日）?！督鹌棵贰分形鏖T慶的家在山東東平府清河縣（按：《水滸傳》中武大郎的家在陽谷縣。）。

可是，《金瓶梅》作者是明朝人，他有意無意之間將明朝的“現實(reality)”寫進了《金瓶梅》這個“北宋故事”之中。

《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所說的contemporary reality

在《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中，美國學者李慧儀說：

immersion in contemporary reality makes it an unmistakable product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notwithstanding its ostensible setting in the twelfth century.

意思是：笑笑生沒能擺脫寫作時代的現實(contemporary reality)，所以他的作品呈現了十六世紀的事物。

《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

因此，我們看到鄭培凱教授撰有《「金瓶梅詞話」與明人飲酒風尚》(載《中外文學》12卷6期 (1983年)，頁4-44)，不會感到很意外。注意，鄭教授談的不是“宋人飲酒風尚”。

鄭教授這是從社會風尚方面為討論的切入點。有些《金瓶梅》評論者偏重政治層面(例如：周鈞韜、霍現俊)，有些評論者專注于經濟層面 (例如：侯會撰《食貨金瓶梅》一書)。

鄭培凱《茶余酒后金瓶梅》，上海書店出版社2013年版。

蘭陵笑笑生花了不少筆墨寫吃喝，《金瓶梅》中有大量飲食的話語，以致今人撰有專著探討《金瓶梅》所反映的十六世紀中國飲食文化（例如：胡衍南《金瓶梅飲食男女》五南，2022年）。

總之，《金瓶海》雖是小說，但是，近人頗將它看成是social history and material culture的研究材料。

嚴格來說，這樣將《金瓶梅》當成信史史料，在研究方法的運用上是不完全穩妥的，因為《金瓶梅》只是有一定的歷史依據，它為研究者提供的是“或可參考的材料”。簡化成一句話：《金瓶梅》具備的是“（歷史）真實感”。

其實，由于武松、潘金蓮、西門慶的故事源自北宋末的宋江故事（《水滸傳》的重心），所以，北宋末這時代框架對蘭陵笑笑生也有一定的制約，例如：書中寫西門慶上京，那京城是東京汴梁而不是北京（第五十五回。參看高揚《汴京，汴京：一座城市的衰落，一個王朝的崩塌》，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2024年版）……

高飏《汴京，汴京》，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2024年版。

又如，吳月娘上泰山燒香還愿，遇山賊幸獲宋江打救。那宋江是北宋晚期的人?！督鹌棵贰纷詈髮懗⒈浪?，那入寇推翻朝廷的是北宋末的外敵金兵。

在國家層面（北宋朝廷），《金瓶梅》也要顧全“北宋末”這個時間框架，分神去營造“北宋故事”的氛圍和真實感，因此，第三十回有這樣的一句：“看官聽說：那時徽宗，天下失政、奸臣當道，讒佞盈朝，髙、楊、童、蔡四個奸黨，在朝中賣官鬻獄，賄賂公行，懸秤升官、指方補價。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香港三聯，頁387。)

第四十八回，又有“蔡太師奏行七件事”。蔡太師，就是北宋權臣蔡京；七件事，均史有所據，卻不是發生在同一年。

理論上，《金瓶梅》的“真實”應該是以北宋朝的事物為主，而不是晚明的事物。北宋末年的事物羼入晚明“痕跡”，應該屬于“不實”。小說出現這種時代誤置（anachronism）也可以說是作者的敗筆。

因此，“寫實文學”“極端寫實”的形容詞冠于《金瓶梅》，恐怕是“題材決定論”為實：從大處看，“又宋又明”的“現實”是不存在的（只能說是“《金瓶梅》的世界”，虛而不實）。

近世評論家比較看重的是“《金瓶梅》的晚明色彩”，甚少重視《金瓶梅》的宋朝色彩。以現實主義、自然主義論《金瓶梅》的評論者，絕大多數“棄宋取明”，因為眾人都堅執“《金瓶梅》借宋寫明”這觀念。

《金瓶梅資料匯編》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的“萬歷”說

《金瓶梅》所反映的現實，是什么現實？明代嘉靖朝的？明代萬歷朝的？反映北宋朝的“現實”多一點，還是明末的“現實”多一點？

《劍橋中國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中，《金瓶梅》部分由Tina Lu (呂立亭) 撰寫。

呂立亭說:

Nearly everything a person could buy in a prosperous late Ming town is described in the novel: clothing, food, all the objects that typically fill a house, and, of course, sex. (p.108)

這句話中的 late Ming, 就是“晚明”。

然而，所謂“晚明”，具體是指哪段時期？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呂立亭的說明，是具體到細節的：the novel makes no effort to describe any reality but its own historical present, the Wanli period. 這句話的意思是：“（作者）無意描寫除了自己所處的萬歷時期之外的任何現實?！?中譯本, 頁130) 。

引文中的the Wanli period就是“萬歷”（1573年—1620年），萬歷是明神宗朱翊鈞的年號。明朝使用此年號共48年。

按照呂立亭這個說法，《金瓶梅》反映的現實不是泛泛的“現實”：《金瓶梅》寫的是萬歷朝。

《金瓶梅》書中的人物，反映的是萬歷朝的平凡人嗎？

呂立亭說：

A family that engages in incest and adultery cannot simply be a collection of misbehaving individuals; they must also represent something else. Consequently, the dysfunctional family in the novel has been thought to stand in for the Wanli court, and Ximen Qing and his conniving wives to represent the emperor and his bickering ministers. (p.108)

所謂“represent something else”，意思是: 另有所指。呂立亭認為，書中的西門家影射萬歷朝的君和臣（the Wanli court）。

不過，明人沈德符 (1578-1642) 在《萬歷野獲編》中指出：“蔡京父子則指分宜，林靈素則指陶仲文，朱勔則指陸炳，其他各有所屬云?！保ā度f歷野獲編》卷二十五）。

《萬歷野獲編》

沈德符之說，近似中國傳統解釋學中“作品影射”、“讀者索隱”的路數。

引文中的“分宜”，指嚴嵩（1480-1567）。嚴嵩是江西分宜縣人，因此后人常以“分宜”來代指他。他是明世宗嘉靖朝的重要人物，曾任內閣首輔，掌握朝政大權長達二十年之久。

引文中的“陶仲文”，具體活躍于明世宗嘉靖年間。他是明代著名的道士，深受嘉靖皇帝的寵信。

沈德符談及《金瓶梅》抄本時說：“聞此嘉靖間大名士手筆?！保ā度f歷野獲編》卷二十五）。

明人屠本畯( 1542- ? )《山林經濟籍》中寫道：“相傳嘉靖時，有人為陸都督炳誣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萬歷三十五年左右)

沈德符、屠本畯距《金瓶梅》成書年代比較近，他們的說法后來被稱為“嘉靖說”。如果嘉靖說可信，那么，嘉靖間大名士自然見不著萬歷年間的事，也就不可能寫萬歷的明朝。

不過，成書于嘉靖年間的小說《金瓶梅》（據沈德符、屠本畯所說），要到萬歷朝才付刻，那么，在這“成書—付印”之間的幾十年間，也許有萬歷年間的人“修訂”過文稿？況且，“成于嘉靖朝”是傳聞。

《金瓶梅研究史》

因此，“萬歷說”也許不是毫無道理的（臺灣學者魏子云力主“萬歷說”，認為《金瓶梅》影射立萬歷帝立太子之事）。

無論“嘉靖說”還是“萬歷說”，都是源于詮釋者看重寫作背景對《金瓶梅》的“滲透”，淡化北宋末的“現實”（故事背景）。有人索性聲稱《金瓶梅》是反映明朝事物的百科全書。

《金瓶梅》中“三寸金蓮”的描寫，可能是受到明清時期對女性小腳審美觀念的影響，而非源自《水滸傳》。

近二十年，《金瓶梅》研究一度從明朝政治史的束縛中解放了出來?！凹尉刚f”和“萬歷說”的對峙，幾乎泯滅，亦即消溶于“晚明”之中。

“晚明”又幾乎消溶在“普遍性”(universality)之中：有些評論者看重《金瓶梅》對人性的刻畫，聲稱書中角色是存在于任何時代的。這看法多少有點“人性超穩定”的意思。

人性是否恒常不變？人心有沒有穩固的本質屬性？這些問題都很有可爭議的余地。

美國學者David Roy 提到過荀子的“人性本惡”思想，并將其與《金瓶梅》中人物的行為和心理描寫進行了對比（Shuangjin Xiao, Two English-Language Translators of Jin Ping Mei. Routledge, 2024)。

S. Xiao, Two English-Language Translators of Jin Ping Mei (Routledge, 2024)

結 語

綜上所述，在評論《金瓶梅》之時，realistic是張隆溪教授的關注點: 在短短三個介紹《金瓶梅》的段落中，realistic depiction 使用了兩次（此外，realistic還見于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的第337頁）。

我們注意到，realistic 話語是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的批評標準之一：《詩經》是realistic的，杜甫詩有realistic depictions, 《西游記》也是(psychologically realistic )，《儒林外史》和《紅樓夢》也不例外。

“現實主義 / realism”一度（尤其是二十世紀中期）是文學史話語中很常見的標簽。

張教授也許比較欣賞realistic的文學作品？判定文學作品為realistic (相對于imaginative)，呈現的是史家的一種文學價值觀。

然而，何謂realistic?《金瓶梅》有多realistic？《金瓶梅》所反映的現實，是宋朝還是明朝的現實？這些問題，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沒有論及。

《夢梅館新校十八開本金瓶梅詞話》，里仁書局2020年版。

《金瓶梅》是宋朝故事，卻羼入元雜劇和明朝的史實，這情況合理嗎？這樣不宋不明，還說是realistic嗎? 書中那些“明朝痕跡”對宋人故事而言，不是imaginative嗎? 《金瓶梅》的世界，似宋似明，不宋不明；地域方面，西門家所在地又是清河與開封、臨清的影子共存，這樣的世界豈非imaginative?

怎樣判斷某作品夠realistic? 所謂realistic，如何定義、如何衡量? 都是問題。在文學批評中使用 realistic也必須面對以上“如何”。

近人看《金瓶梅》，說它 realistic、“寫實”、“真實”、“現實”，然而，蘭陵笑笑生也有幻筆杜撰、玩世不恭的時候，不見得書中處處是“寫實”：笑笑生開胡僧、西門慶、蔡老娘、趙太醫等人的玩笑……

面對笑笑生筆下的五濁惡世，一般讀者很可能看不清《金瓶梅》的價值觀。不過，也許蘭陵笑笑生這筆名已經給了提示：“笑笑”（嘲笑、冷笑、微笑以對，等等）就是處于濁世的一種選擇、一種態度。

尹恭弘《金瓶梅與晚明文化》，華文出版社1997年版。

附記一：戲曲小說怎樣成為文學史敘述的重心?

本文和《讀張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國文學史?三十七》提到，張隆溪教授介紹《三國演義》和《金瓶梅》這樣的長篇小說，各用了三個段落。

這樣短小的篇幅，似乎反映出張教授對長篇小說不大重視。

中文世界的文學史書寫其實是日漸重視戲曲小說的。

陳廣宏教授《中國文學史之成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一篇指出，明治日本對中國文學史的建構受文藝復興以來純文學觀念的影響，以俗語文學為重心，不斷提升戲曲小說的地位。

《中國文學史之成立》

民初的文學史書寫對日本模式有所借鑒，于是，戲曲、小說日漸成為文學史敘述的重心之一。

附記二：以morality論《金瓶梅》

關于以morality論《金瓶梅》，請讀者參閱：洪濤《文學史上moralistic話題的萎縮、第一流小說的誕生 (讀張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國文學史?三十八)》一文，載“古代小說網”2025年3月18日。

附記三：realistic 相對于imaginative（想象）

本文提到：張隆溪教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 凡用到realistic, 似乎都表示褒義。

與realistic相對的，是imaginative (想象的)。小說是虛構成分甚多的文類。從大量虛構中讀到realistic的一面，是什么感受？

虛構的作品，藝術水平未必較低，例如，《唐詩紀事》所載“（賈島）推敲”故事反映作者不顧事實如何，只考慮用“推”還是用“敲”才是效果更好。

《唐詩紀事校箋》

參看洪濤《“錢鐘書問題”沒人能解——兼談異文現象（讀張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國文學史?三十）》。

另外，有些“時代誤置小說”或者“穿越小說”純粹出自小說家的想象。小說家明顯不顧時代大框架的真實，只求細節上顯得“真實”、有趣味。

批評者指出小說家金庸的《射雕英雄傳》有“宋代才女唱元曲”之弊，但是，金庸就是不愿意刪去被質疑的情節。金庸堅持保留“有趣味”片段。參看洪濤《“知識從何處來?”——評“元朝新文類”之說，兼談“穿越小說”（讀張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國文學史?三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