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升，山東萊陽縣火山區(qū)中旺村人；

彭志祥，山東費縣五區(qū)即石井鎮(zhèn)安樂窩村人；

汪明，江蘇沭陽縣馬廠區(qū)張文鄉(xiāng)周莊人……

在閔行區(qū)烈士陵園的《烈士英名冊》上，記錄著135位烈士的姓名、籍貫等信息，他們的生平被濃縮在短短幾行，無一例外地寫著“在解放上海戰(zhàn)役中光榮犧牲”——

1949年5月12日，歷時16天的上海戰(zhàn)役打響，這是人民解放軍戰(zhàn)略追擊中的一次大規(guī)模城市攻堅戰(zhàn)。戰(zhàn)役結(jié)束后，有135位為解放上海而犧牲的烈士被安葬在閔行區(qū)烈士陵園。除了24位無名烈士，目前還有83位烈士尚未找到后人。

循著他們的足跡，一場跨越時空的尋親接力由此開始。自2020年12月區(qū)烈士陵園成立尋親小組以來，一些線索因信息不足而遺憾中斷，也有一些成功化作打給烈士親屬的一通電話。在尋親小組成員們的手中，這些從遙遠時空拋來的線團正被逐漸解開。

G7246，3小時12分，從合肥南站到上海站。

在閔行區(qū)烈士陵園尋親小組成員張燕莉的手機里，一直保存著一張去年4月2日的購票訂單截圖，這是汪明烈士的侄子汪加濤乘坐的高鐵班次。那一天，她接到了汪加濤的電話：“張老師，明天我就來看看我的大伯。”

2024年清明節(jié)，59歲的汪加濤眼噙熱淚，輕輕擦拭著汪明烈士的墓碑。因為汪加濤的父親已經(jīng)85歲，行動不便，所以汪加濤特意代表家人前來祭拜。“等了那么多年，當我接到當?shù)赝艘圮娙耸聞?wù)局的電話，告訴我‘大伯終于有下落了’的時候，我父母都很激動。”他俯下身，獻上鮮花，“父親要是身體健康的話，肯定會親自過來，我現(xiàn)在代替他‘圓夢’了。”

汪明烈士生前擔任解放軍三十軍九十師后勤衛(wèi)生部醫(yī)療隊軍醫(yī)，在解放上海戰(zhàn)役中犧牲時年僅19歲。雖然只在自己家人口中聽過大伯的故事，但汪加濤依然很自豪：“我爺爺和父親跟我說過，大伯就在上海當兵，他長得非常清秀帥氣，人也很聰明。”

一位懷著革命理想的年輕人，仿佛從檔案記載的寥寥數(shù)語中走出，讓一旁陪同的張燕莉也濕了眼眶。

在《烈士英名冊》上，有97位烈士被標注了籍貫地，極少數(shù)詳細到所在縣甚至村，汪明烈士就是其中一位，這成為了尋親工作的突破口。張燕莉采用一種“最原始”的方法，那就是挨個給烈士籍貫地的退役軍人事務(wù)局打去電話。

“姓名、籍貫、部隊番號，留給我們的信息可能只有短短兩行。”區(qū)烈士陵園主任顧琳彬表示，尋親過程中，時常會遇到行政區(qū)域劃分變動、原來的市縣鄉(xiāng)村改名、登記出現(xiàn)錯別字和同音字等情況，導致“查無此人”“查無此地”。尋親小組成員們像偵探一樣抽絲剝繭，翻閱當?shù)氐胤街荆踔谅?lián)系當?shù)貙びH志愿者探訪烈士生前的村莊。

40多年前的尋親信函

在汪明烈士的尋親故事里，線索得到了順利延續(xù)。張燕莉展示了一封1981年上海縣民政局向沭陽縣民政局發(fā)出的信函，“信中提到的周才生烈士安葬于閔行烈士陵園，與園內(nèi)的汪明烈士、陸恩培烈士都是江蘇省沭陽縣人”。

張燕莉表示，由于40多年前通訊條件不佳，尋親工作只能停滯。2022年，她成功聯(lián)系到汪明烈士的侄子汪加濤，另外兩位烈士也順利找到了故鄉(xiāng)。截至2025年，區(qū)烈士陵園已經(jīng)為14名烈士點亮回家之路，為8名烈士找到了家人。

在烈士戶籍地定向推送的彈窗

2023年清明前夕，顧琳彬見到了一位遠道而來的祭掃者黃先生，他一路換乘飛機、汽車，從貴州遵義來到上海，前來祭拜冉見烈士。“我的外婆是冉見的妹妹，舅公1948年離家后一直沒有音訊。外婆辭世前反復叮囑，一定要找到冉見。”此前黃先生偶然刷到閔行區(qū)烈士陵園發(fā)布的尋親信息，其中就有冉見烈士的資料。

尋親小組立即聯(lián)系當?shù)氐耐艘圮娙耸聞?wù)局，卻在核查時發(fā)現(xiàn)，遵義縣冉見烈士的籍貫地址和生前部隊信息與閔行記載的相同，但犧牲經(jīng)過不同。經(jīng)過進一步排查，尋親小組通過當?shù)刂驹刚呗?lián)系到貴州省遵義市播州區(qū)的一位街道工作人員，對方主動提出冉見烈士是他爺爺?shù)牡艿埽抑虚L輩持有1983年頒發(fā)的冉見同志《革命烈士證明書》。

是有兩位同名同姓的烈士，還是尋找的是同一個人？帶著這樣的疑惑，尋親小組分析兩家家族譜系，最終確定兩位冉見不是同一個人。由于年代久遠且資料缺失，憑遵義當?shù)氐挠涗浺褵o法確認誰才是安葬在閔行烈士陵園的烈士。“雖然冉見烈士的后人不能完全確定，但他們都是烈士的家鄉(xiāng)人，帶來了來自故鄉(xiāng)的思念。”顧琳彬說，有些已經(jīng)找到故鄉(xiāng)的烈士沒有直系親屬，他們的家鄉(xiāng)人看到消息后，也會不遠千里來到陵園，獻上一束花，“

冉茂勝為冉見烈士祭掃

在她眼中，為烈士尋親的意義也變得具象化。“上一秒不放棄，下一秒就有希望”，這是張燕莉的微信簽名，她用了很多年，“每當我覺得工作難以推進，這句話都會給我力量，告訴我要再努力一把，烈士的親人期盼著他們回家。”

“下一秒的希望”，讓許多與張燕莉一樣的人匯聚起來。“在這個群里，平時我們都不怎么說話，但一旦有人發(fā)了尋親消息，大家都會立刻響應(yīng)。”顧琳彬的手機里有一個不到30人的微信群，里面有上海各個烈士陵園的尋親工作人員，“9點47分，我在群里詢問有沒有一位山東齊河的烈士信息，半個小時內(nèi)就收到了很多反饋。我們都希望線索能多一點、再多一點。”

“這是一種雙向奔赴的情懷”，顧琳彬如是形容了這份工作。五年間，她添加了幾十位各地尋親志愿者、退役軍人事務(wù)局工作人員的聯(lián)系方式，其中一位名為“石頭”的志愿者每隔幾個月就會給她發(fā)來新的線索，也有工作人員翻出了50年前的檔案，只為確認烈士的籍貫信息。“通訊錄里的大多數(shù)人，我們都從未見過面，甚至不知道彼此的名字。”但顧琳彬知道，大家都在為同一個目標努力，每一處環(huán)環(huán)相扣，方能編織起一條烈士的回家路。

《泰州晚報》整版刊登閔行區(qū)烈士陵園尋親消息

如今，隨著時間流逝，為烈士尋親的難度還在進一步加大。“很多親屬對烈士的印象都模糊了，所以我們常說能找到一個少一個。”顧琳彬覺得，從另一個角度理解這句話，便是“多找到一個就是成功”。

每找到一位，她手中的《已找到親屬記錄烈士名單》就會多上一行，但顧琳彬依然會有些遺憾。“烈士犧牲時大多只有十幾二十歲，時隔多年，很多持有烈屬證的直系親屬已經(jīng)離開人世。”顧琳彬說，“如果尋親工作能開始得更早些，找到他們家人的概率也許會更大。”

這場跨越時空的尋親接力還在繼續(xù)。顧琳彬也期待著更多人加入到為烈士尋親的事業(yè)中：“為烈士找到家鄉(xiāng)、找到親屬只是第一步，我們希望更多人參與進來，讓烈士的形象變得豐滿，在他的家鄉(xiāng)也能繼續(xù)延續(xù)他的故事。”

記者：陳奕寧

初審：陳依婷

復審：方雨斌

終審：劉墾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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