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tflix熱門劇集《少年混沌時》（又稱：青春期）你看了嗎？它以四集的緊湊篇幅，剖開了一樁令人心顫的青少年犯罪案件。

13歲男孩杰米·米勒被控謀殺女同學凱蒂·倫納德，警方調查、家庭崩塌、校園輿論交織成一張細密的網，而鏡頭則如手術刀般精準切入杰米的內心世界。

劇集通過單鏡頭拍攝手法強化敘事沉浸感，讓觀眾隨警探的審訊、父親的眼淚、心理學家的對話，逐步拼湊出悲劇的拼圖：社交媒體上的厭女言論、校園里的欺凌循環、家庭中缺失的溝通，共同釀成了這場青春期的血色風暴。

這部劇一經推出之所以能立刻在全球爆紅，原因在于編劇和導演對當代社會痛點的精準捕捉。

一方面，它撕開“少年犯罪”的標簽，直指背后的深層病因——算法推送的極端內容如何扭曲認知、校園亞文化中的惡意如何吞噬善良、家庭教育中沉默的裂痕如何釀成惡果。

另一方面，劇集以克制而冷峻的筆觸，讓觀眾在杰米與心理醫生的對峙、父親撫摸兒子遺留的毛絨玩具等場景中，直面人性中的光與暗。正如評論所言：“它讓我們在真相刺破屏幕時，感受到與受害者家人同樣的鈍痛。”

這種情感沖擊與反思空間，正是《少年混沌時》超越普通罪案劇、成為全球熱議劇集的關鍵。

那么，這部劇集的爆紅和音樂行業又有什么關系呢？

根據第三方咨詢公司MIDiA的研究，現在，所有娛樂形式正在呈現出越來越性別化的特產，社交媒體平臺在年輕用戶中顯示出越來越大的性別差距。然而，這個問題現在也延伸到了音樂領域，比如，年輕男性在看現場演出方面出現了直線下降的趨勢，他們在電子游戲上的支出超過了音樂（包括現場）。

在過去的一年里，人們越來越關注西方社會年輕男性的掙扎狀態。

盡管許多對話都集中在年輕男性、英國男網紅因安德魯·泰特等厭女主義影響者而激進化的問題上，但圍繞年輕男性的工資下降、高等教育和工作場所的參與度以及生活成果，有一個新的證據基礎。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根據社會正義中心的數據，這甚至導致了英國年輕男性性別薪酬差距的逆轉。

現在，這也是音樂產業不能忽視的問題。那么，年輕男性和社交平臺使用情況之間到底發生了什么？

在過去幾年中，MIDiA的全球季度調查數據反映了性別之間相對一致的平臺使用情況，對于大多數年齡段的人來說仍然如此。然而，在過去的一年里，16-24歲的年輕男女之間使用社交媒體的差距越來越大。

首先是娛樂活動呈現出越來越性別化的特點。

在MIDiA的研究中，2023年第四季度，每周使用Snapchat和Instagram的16-24歲男性和女性之間的百分點差距分別為2%和5%。2024年第四季度，這一差距為22%，年輕女性占17%。TikTok通常傾向于年輕女性，2023年第四季度的差距為13%，但這一差距幾乎翻了一番，現在為22%。

相反，X因其缺乏節制和迎合極右翼而受到主流媒體的嘲笑，在過去的一年里，它在年輕男性用戶群體中增長了32%，2024年第四季度，16-24歲的男性中有近三分之一使用該平臺，而16-24年齡的女性中有四分之一使用。

當然，為“影響一代人”的問題確定一個單一的平臺，這個結論顯然過于簡化。

然而，發表在《歐洲公共政策雜志》上的研究強調，年輕男性正被極右翼和平臺所吸引，在線內容也在其中發揮了作用。歸根結底，這只是年輕人整體社會危機的癥狀。正如《少年混沌時》的故事所表明的那樣，年輕女性不幸地經常成為年輕男性危機的受害者。

不可忽視的是，娛樂會影響行為，而現實是，某些形式的娛樂在吸引年輕男性的注意力方面做得更好。尤其是游戲、社交媒體和播客，因為它們將一代男孩推向了美化暴力和厭女的空間。

其次，音樂值得關注的不是它如何吸引年輕男性，而是它究竟是如何失敗的？

在過去的一年里，我們看到16-24歲的男性每月與現場音樂的互動頻次有所下降，而年輕女性的互動略有增加，情況尤其如此。這一趨勢對美國的男性來說尤其明顯，美國的現場音樂參與度已經減半，不僅是年輕男性，35歲以下的男性也同樣如此。

流媒體也面臨著一場注意力爭奪戰，因為六分之一的年輕男性在過去一周沒有在音樂流媒體播放任何音樂，而在社交媒體上玩游戲和看視頻已經成為幾乎一致的行為。我們現在也處于這樣一個階段，即16-24歲的男性，每月在游戲和游戲內購買的金額超過了在音樂聆聽和看演出上的金額。

顯然，音樂行業正面臨失去一代年輕男性。那么，音樂究竟能如何扭轉局面呢？

音樂產業的機會在于，它如何為年輕男性提供場景和榜樣，讓他們對男性氣質的看法比《少年混沌時》背后的更具吸引力。需要明確的是，缺乏積極的榜樣不一定是問題的原因。更深層次的問題是音樂內容在與有毒的在線空間爭奪注意力方面的挑戰。

一個關鍵原因是，當音樂的大部分價值都存在于線下時，它已經被進一步推向了線上。這包括更廣泛的問題，如音樂教育的崩潰（由Ed Sheeran基金強調）、音樂場所的衰落（通過英國音樂場所信托）以及為年輕工人階級建立音樂事業的普遍不可及性（根據NME的報道）。

在接受《星期日泰晤士報》采訪時，創作歌手Sam Fender直指音樂行業被“操縱”的本質，他認為音樂行業的從業者中80%-90%擁有私立教育背景，形成隱形的階層壁壘。他痛惜來自工人階級的才華被系統性忽視：“無數年輕人能寫出更深刻反映社會現實的歌詞，卻因無力承擔巡演成本或缺乏資源支持而被埋沒。”

這種結構性的不平等，讓他對自身“幸運”充滿矛盾感。

作為從北希爾茲工人階級走出的歌手，在收獲名利后陷入身份撕裂。他坦言朋友仍在“為生計掙扎”，而自己已脫離原有生活軌道：“迅速成名讓我像被連根拔起的樹，存在感懸浮于新舊世界之間。”這種疏離感成為其第三張專輯《People Watching》的核心情緒，他用音樂記錄從“坑鎮少年”到“閃亮明星”的迷失與反思。

Fender批評社會過度聚焦性別、種族等身份議題，卻對階級鴻溝集體失語。他指出，正是這種沉默讓安德魯·泰特等煽動者有機可乘：“當年輕人因階級自卑感被斥為‘問題’時，有人告訴他們‘你有價值’，這種敘事對困頓的小鎮青年極具迷惑性。”他呼吁直面階級議題，打破“恥于談論自身處境”的惡性循環，避免更多年輕人被極端意識形態裹挾。

曾經，搖滾樂自誕生起便流淌著工人階級的血液。電吉他撕裂的噪音里藏著流水線上被異化的憤怒，鼓點擊打的節奏中躍動著貧民窟里不甘平庸的心跳。

從艾爾維斯·普雷斯利顫抖的胯部動作挑戰保守主義，到布魯斯·斯普林斯汀在《生于美國》中嘶吼工業廢墟上的生存尊嚴，搖滾史就是一部工人藍領階層的史詩。

當年輕男性用攢了半年的零花錢買一張黑膠唱片，他們不僅在消費音樂，更是在認購改變命運的爆破符。

對于嘻哈文化的興起來說，同樣與工人階級和窮孩子密不可分，嘻哈誕生于布朗克斯區的裂縫——涂鴉是窮孩子對公共空間的重新占領，breakdance用身體對抗重力與歧視，而說唱則是用押韻的子彈擊穿階層壁壘。

從伍德斯托克泥濘中的吶喊到南布朗克斯屋頂上的freestyle，音樂人將普通人底層的生存智慧轉化為文化資本，音樂始終是時代的共鳴器。

然而，如今，面對社交媒體“有毒”內容的攻勢，音樂行業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如何通過場景驅動的社會空間，在現實世界中重建音樂的社會價值和吸引力？特別是對年輕的工人階級男性群體來說，音樂不夠有吸引力的情況下，行業需要做得更多。

如果可以，至少讓音樂在吸引注意力和為一代年輕男性提供目的的方面，可能比有毒的KOL/網紅和在線空間做得更好。

綜合來源：

MIDiA：《Music is losing a generation of young men》

NME：《Sam Fender describes music industry as “rigged” and “90 per cent kids who are privately educated”》

編譯綜合：安然一 ｜ 編輯：董露茜

排版：河清 / 審核：容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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