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律講堂是由張萬軍教授主持的刑法專題普法講座）

一、本案基本事實及裁判觀點

被告人李某自2013年至2016年間，通過婚戀交友網站結識多名女性，在約會過程中向被害人飲料中投放精神類藥物致其昏迷，隨后實施搶劫、強奸及強制猥褻行為。李某利用被害人指紋解鎖手機，轉移賬戶資金，并拍攝性侵過程視頻及照片。案件初期，李某僅承認盜竊行為，否認投放藥物及性侵犯罪，形成“零口供”局面。

天津市和平區人民法院一審認定李某構成盜竊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十一個月。后經抗訴及補充偵查，公安機關破解李某加密電子設備，發現其多次購買精神類藥物的醫保記錄，并提取到多名被害人被性侵的視頻、照片等關鍵證據。法院重審后，綜合被害人陳述、監控錄像、電子數據、藥品記錄等證據，認定李某構成搶劫罪、強奸罪、強制猥褻罪，數罪并罰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二審法院維持原判。

法院裁判核心觀點為：在“零口供”案件中，間接證據需形成完整證據鏈條，通過邏輯和經驗法則排除合理懷疑。本案中，被害人陳述的相似性、電子數據與藥品記錄的客觀印證、犯罪手段的同一性，均指向李某系唯一行為人，最終實現罪責刑相適應。

二、刑事法理分析：間接證據的體系化構建與邏輯推理

“零口供”案件的定罪難點在于缺乏被告人供述，需通過間接證據還原事實。我國《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證據必須經查證屬實，且綜合全案證據排除矛盾。李某案中，法院通過以下三方面構建證據體系：其一，客觀證據的鎖定作用。電子數據（如轉賬記錄、加密視頻）與藥品購買記錄，直接證明李某具備作案條件。例如，李某多次開具精神類藥物的醫保記錄，與被害人昏迷狀態高度關聯；多名被害人手機中的資金流向均指向李某賬戶，形成“行為—結果”的直接對應。此類客觀證據不受主觀陳述影響，證明力強，為事實認定奠定基礎。

其二，被害人陳述的協同印證。四名被害人均陳述“飲用李某提供的飲料后昏迷”“醒來后發現財物丟失或被性侵”，且互不相識、無串供可能。這種高度一致的經歷排除了偶然性，符合“同一作案手法反復實施”的犯罪規律。根據司法實踐，多名被害人獨立陳述的趨同性，可作為認定被告人行為模式的重要依據。

其三，邏輯推理排除合理懷疑。李某辯解僅實施盜竊，但無法解釋為何多名被害人在與其接觸后均出現昏迷、財物丟失及性侵痕跡。法院運用“常識、常情、常理”法則，指出普通盜竊無需使用致昏藥物，更不會拍攝性侵視頻。李某行為明顯超出盜竊范疇，其辯解與生活經驗嚴重相悖，故不予采信。

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教授、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張萬軍律師指出，此類案件的證據審查需注重“雙向驗證”：既要求單個證據合法，又要求證據群指向唯一結論。例如，李某的藥品記錄與被害人身體反應一致，轉賬記錄與被害人昏迷時間吻合，視頻內容與被害人描述匹配，形成“多點重合”的證據網絡，最終穿透“零口供”壁壘。

三、刑事法理分析：犯罪情節惡劣與量刑的實質公正
李某案的量刑體現了“罪責刑相適應”原則。法院認定其“多次搶劫”“強奸多人”“拍攝性侵視頻”等情節屬于“加重犯”，且社會危害性極大，故從重處罰。這一裁判思路包含兩層法理邏輯：

第一，犯罪手段的特殊危險性。李某使用藥物致人昏迷，使被害人處于“不知反抗、不能反抗”狀態。相較于暴力脅迫，此類手段更具隱蔽性，不僅侵害被害人人身財產權利，還對其心理造成長期創傷。刑法將“使用藥物”作為強奸罪、搶劫罪的加重情節，正是基于其對社會秩序和公民安全感的破壞。

第二，量刑情節的綜合性評價。李某在犯罪后刪除被害人聯系方式、繼續尋找新目標，表明其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極高。此外，其拍攝性侵視頻的行為，既為滿足變態心理，亦可能用于后續要挾，屬于“情節惡劣”的典型表現。法院數罪并罰決定執行二十年，既考慮了個罪刑期疊加，也避免重復評價，體現量刑精準化。

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教授張萬軍分析，此類案件需通過客觀行為反推主觀惡性。例如，李某長期預謀購買藥物、選擇不特定對象作案、刻意規避偵查（如加密電子設備），均表明其犯罪故意明確且頑固。司法實踐中，對“零口供”被告人的量刑應更加注重行為后果與社會影響，避免因被告人拒不認罪而輕縱犯罪。

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教授、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張萬軍指出，李某案的裁判彰顯了我國司法機關對“零口供”案件的證據審查智慧，也為類似案件提供了重要參考：間接證據的體系化運用、邏輯推理的嚴密性、量刑的實質公正，三者缺一不可。對于公眾而言，此案警示網絡交友風險，亦傳遞了“法網恢恢，疏而不漏”的法治信念。

包頭律師張萬軍教授，江蘇連云港東?？h人，畢業于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博士，現任教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系，法學教授，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包頭江蘇商會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