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12月23日，曾經的世界首富伍秉鑒感到有些心灰意冷，便給遠在美國馬薩諸塞州的友人寫了一封信，流露出了移民的想法：

若不是年紀太大，經不起漂洋過海的折騰，我實在十分想移居美國。

這一年，伍秉鑒已經73歲了，本該是頤養天年的時候，卻為何會有移民的想法呢？

只能說，當一個吸血蟲吸飽了血的時候，就該遭到反噬了。

伍秉鑒就是如此。

伍秉鑒

01

自隆慶開關之后，對外開放口岸的政策就一直延續下來，明清兩代都嘗到了甜頭，在對外貿易中獲利頗豐，長期保持貿易順差，大量白銀流入中國。

畢竟，中國的商品很有競爭力，華貴的絲綢、典雅的瓷器和芬芳的茶葉，都是世界各國尤其是歐洲人的最愛。

康熙時期，清政府在廣州口岸設立了十三行，這是一個特許經營的洋貨行，也是半官半商性質的外貿壟斷組織。

與其他商行不一樣，十三行的外貿稅收，清朝皇帝要直接拿走將近一半。

有皇權背書，十三行的生意好得不得了，許多富商都想擠進去，但朝廷的要求極其嚴格，不是一般人可以進的。

1757年，乾隆帝實施閉關鎖國的政策，取消了全國絕大多數口岸，只留下廣州口岸對外通商。

作為全國唯一的口岸，廣州成為全國人趨之若鶩的商業沃土，當時無人不知，只要能進入十三行成為特許商人，家族必竟飛黃騰達。

伍秉鑒的父親伍國瑩是個出色的商人，經過他的努力，終于加入了十三行，伍氏家族的輝煌也由此開始。

1792年，伍秉鑒的二哥伍秉均創辦了怡和洋行，不過那時伍家在十三行地位并不高。

1801年，伍秉均壯年去世，伍秉鑒作為家族能力最突出者，繼承了家族產業。

當時，十三行的商行并不多，卻壟斷了全國對外貿易，所以伍秉鑒的機會還是很好的，就看他怎么經營了。

伍秉鑒不愧是天生的商人，頗具商業頭腦，而且很懂人情世故，他一上任就使出“三板斧”，即打點官員、交好外商、團結行商。

十三行

之所以要打點官員，是因為當時的十三行是在粵海關的管理之下的，所有商業行為都必須經過官府許可，如果能得到官府照顧，那開展商業活動將得到許多便利。

在這一點上，伍秉鑒做得很好，不但與廣東當地官員關系很好，與許多朝廷大官也關系密切。

因為這一緣故，伍秉鑒得以大力拓展業務范圍，使得怡和洋行在十三行的地位急劇上升，財富積累的速度也是相當快的。

至于說交好外商和團結行商，這兩點很好理解，一個商人想要在行業生存，就不能到處樹敵，只能是朋友越多越好，所謂多個朋友多條路，對伍秉鑒而言，這條路就是生財之道。

在人際交往和商業來往上，伍秉鑒很有智慧，懂得恩威并施，讓利于人，從而駕馭其他行商，讓他們擁護自己。

我舉個例子說，如果有行商因為經營不善而出現虧損或者瀕臨破產，伍秉鑒不是趁火打劫，趁機將其吞并，而是借錢給對方周轉，幫其渡過難關。

據統計，伍秉鑒一共借給其他行商多達200余萬兩白銀，使得多數資金相對薄弱的行商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紛紛與他展開合作。

對待外商，伍秉鑒也有許多值得人們學習的地方。

就拿英國東印度公司來說，早在伍秉鑒父親在世時，就與伍家有商業來往，后來成為伍家最重要的商業伙伴之一，雙方每年都有數百萬兩白銀的生意往來。

行商

為了維護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關系，伍秉鑒不但對其進行投資，還在其資金周轉不靈時，主動借錢給對方，是對方最大的債權人。

因為伍秉鑒誠信相待，慷慨大方，英國東印度公司對他十分信任，幾乎只跟他一人做生意，十三行其他行商只有看的份。

據說，英國東印度公司負責人每次結束在廣州的交易之后，去到澳門暫住的時候，都將大量存款和金銀交給伍秉鑒保管，由此可見雙方關系多么密切。

還有個故事，更能說明伍秉鑒在無情的商業活動中，顯得多么有人情味。

有一次，一個叫做索薩的美國波士頓商人，因為經營不善欠了怡和洋行7.2萬銀元，因為一直無力償還，最后還被粵海關禁止離開中國。

伍秉鑒得知這事后，就主動找到索薩，當面把借條給撕掉了，還對索薩說：

你是我的第一號老朋友，也一個最誠實的人，只不過不走運，人生總有起伏，他趕快回國，錢不用還了。

當時，索薩感動得流下眼淚，發誓以后有機會，一定還跟伍秉鑒做生意。

后來，索薩東山再起，再次到廣州進行貿易，而他選擇的生意伙伴，只有伍秉鑒一人。

而與索薩的貿易往來，則讓伍秉鑒獲利頗豐，收益遠大于當初免掉的7.2萬銀元的債務。

行商和洋人

伍秉鑒在官場人脈廣泛，與外商務通有無，還把行商內部打理得井井有條，使他在1807年成為了十三行行商之首。

02

伍秉鑒在穩固已有貿易的同時，積極嘗試新的投資領域，他見美國正在大力發展鐵路，于是買了大量美國鐵路的債券，這為他帶來了更多收益。

伍秉鑒還投資美國的保險行業，并與美國人廣泛進行貿易往來，他誠實守信，交貨時間和質量都有保障，盡管他收費較高，美國人也樂得與他做生意。

值得一提的是，伍秉鑒還培養了一位美國鐵路大亨，那就是美國人約翰·穆瑞·福布斯。

1829年，福布斯來到廣州，但是他還是一名販賣茶葉的學徒，后來他認伍秉鑒當義父，自此開始發達。

1837年，24歲的福布斯揣著伍秉鑒給他的50萬銀元回到美國，他把錢全部投到修建鐵路上，經過十多年努力，一躍成為美國鐵路最大的承建商。

正是以福布斯作為紐帶，伍秉鑒得以打入美國鐵路市場，賺得盆滿缽滿。

大約在1834年的時候，伍秉鑒曾估算過自己的總資產，包括現金、債券、田地、房產、商鋪和貨物等在內，總價值達到了驚人的2600多萬兩白銀。

要知道，當時清朝一年的財政收入才4000萬兩白銀，因此伍秉鑒稱得上富可敵國，還被西方人認為是當時的世界首富。

伍秉鑒

2001年，《華爾街日報》將伍秉鑒評為過去一千年中，世界上最富有的50位商人之一。

除了伍秉鑒之外，還有另外五個中國人也上榜了，分別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劉瑾、和珅和宋子文。

這六個人當中，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是一代帝王，靠侵略和掠奪獲取財富；劉瑾、和珅是權宦或者權臣，靠權勢獲得財富；宋子文曾是中華民國財政部長，財富也大多來自權勢；只有伍秉鑒一人是商人出身，靠自己的本事積累的財富。

盡管伍秉鑒富可敵國，是當時中國乃至世界矚目的人物，但他依然以誠信和品質為重。

十九世紀中葉，十三行有不少行商往美國販賣茶葉，但只有伍秉鑒的茶葉品質最高，美國商人在賣中國茶葉的時候，只要茶葉包裝上印有“怡和行”的圖標，就能賣出高價，因為美國百姓都認為怡和洋行的茶葉是最好的。

可以說，伍秉鑒開創的商業帝國，當時在世界范圍內都頗具實力、口碑和影響力。

伍秉鑒自己當上世界首富，還帶領十三行行商成為巨富，比如潘有度、盧觀恒和葉上林，就都是十三行中資產上千萬兩白銀的巨富，與他合稱“廣州四大富豪”。

十三行一角

而那些與伍秉鑒做生意的外國人，也因為得到了高品質的商品，許多人都成為各自國家的巨富，正如前文提到的福布斯。

03

寫到這里，就該說但是了。

但是，伍秉鑒畢竟只是商人，在古代士農工商的階級劃分當中，商人處在社會最底層，是最卑微的人群，哪怕他是世界首富，也是如此。

盡管廣州十三行閃耀全球，卻只是大清帝國生態中的很小一部分，改變不了什么，他們在大清官員面前展示出的卑微，連歐美人看了都直搖頭。

當時，有個美國商人到廣州經商，與伍秉鑒和清朝官員都有交往，他曾說，“十三行的商人即便在微末小吏面前都抬不起頭，有些人甚至瑟瑟發抖，這太奇怪了！”

而英國人摩爾也對中國商人的自卑感印象深刻，他曾說：

在海關監督面前，他們都是高級官員，行商們從來都行跪拜禮，跪倒在地，叩首多次。即使某位驕傲的官員允許他們起身，他們的眼睛也從不會超過他的官服的第九粒扣子，疏忽了這項嚴格禮節，行商就會遭到最嚴厲的亂棒責打，如同處罰一個普普通通的轎夫。

摩爾說，商人的眼睛不能超過官員的第九粒扣子，我們都知道，第一粒扣子在領口，而第九粒扣子幾乎在最下面，商人們得把腰彎下九十度才行吧？

大清商人的地位可想而知，在官員面前，他們就如同隨時可以被碾死的螞蟻一樣卑微弱小。

廣州官員

為了彌補這種卑微感，伍秉鑒花錢捐了個三品官，可以穿官府，但只是個虛職，并無實權；他讓大兒子伍受昌跟自己學做生意，次子伍崇曜則參加科舉考試，最終考中秀才，后被賜舉人出身。

這些措施加強了伍家的地位，但并未從根本上改變家族的階級劃分，因此也逃不脫被清政府和官員盤剝的命運。

為了維持自身貿易壟斷地位，十三行行商必須接受各種半強迫性質的捐款，比如某地爆發洪水和干旱等天災，或者邊疆地區打仗了需要錢，等等，朝廷第一時間就會想到十三行。

僅在1800年到1843年，伍氏家族就捐出了超過1600萬兩白銀，這還不包括給皇室的孝敬，以及與官員的人情往來，諸如賄賂、送禮等。

可見，伍秉鑒在不斷賺錢的同時，也在被清政府和地方官員不斷吸血，如果沒有這些因素干擾，伍氏家族的財富可能會更多。

當然了，如果只是這樣，伍氏家族依然可以擁有大量財富，畢竟得到了穩定發展的機會。

1826年，59歲的伍秉鑒宣布退休，把生意交給大兒子伍受昌。

1931年，受英國人之托，伍受昌請求清廷允許英國商會在珠江邊搭建一個碼頭，哪知道時任廣東巡撫勃然大怒，指責他賣國，還說要殺掉他，嚇得他跪在地上一直磕頭。

清朝官員和洋人

要不是一旁的海關監督平時得了不少伍家的好處，替伍受昌說了幾句好話，伍受昌那天恐怕就交代了。

這件事之后，伍受昌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導致生病，最終在1833年去世，遠在北京求學的伍崇曜不得不回來繼承家業，因其商業經驗不足，故而年老體衰的伍秉鑒不得不出來站臺、撐腰。

04

前文提到，廣州十三行得益于清朝閉關鎖國的政策，取得了壟斷外貿的機會，繼而積累了大量財富。

巔峰時期，潘有度、盧觀恒、伍秉鑒、葉上林四人的財富，比清朝國庫的錢還多。

隨著世界貿易的發展，洋人越發覬覦清朝財富，不滿足于清朝只有一個口岸，也不滿足于只跟清朝做正經生意了，他們開始逼迫清朝開放更多口岸，同時向清朝走私鴉片，以謀取暴利。

而作為清朝對外貿易的代理人，十三行還承擔著海關的職責，即對洋人的貨物進行監督，并對洋人在廣州的活動進行擔保。

正所謂收益和風險并存，就是這個道理。

如果洋人老老實實做合法生意，自然相安無事，但如果洋人不老實呢？

洋人為了往清朝輸入鴉片，往往在茶葉中夾帶鴉片，這就是走私。

伍氏父子其實知道這件事，但他們管不了，為了生存下去，也不敢管，因為這事得到了廣東官員的默許，他們與洋人狼狽為奸，一起走私鴉片。

虎門銷煙

1939年，伍氏家族最終為自己的不作為付出了沉痛的代價。

這一年，林則徐到虎門銷煙，伍秉鑒憑借在官場的關系，提前得到了消息，他感到惴惴不安，于是讓五子伍紹榮告訴洋人，趕緊把運鴉片的船開走，以暫避鋒芒。

但是，洋人們認為與清朝官員關系很好，清政府此次禁煙不過是走過場，于是抱著僥幸心理，只把船開到大嶼山南部隱藏起來。

林則徐豈是好糊弄的，很快就查出了船的位置，這件事便成了伍秉鑒參與走私鴉片的罪證。

很快，林則徐就召見了十三行行商，當著眾人的面痛斥伍秉鑒包庇鴉片走私，他又下令將伍秉鑒革去頂戴，戴上枷鎖，并將伍崇曜逮捕入獄。

最終，林則徐沒有處死伍秉鑒，還將其釋放，但經歷此事之后，年過七旬的伍秉鑒顏面盡失，在行商面前再也抬不起頭。

洋人存在僥幸心理，伍秉鑒又何嘗不是呢，他雖然無法阻止鴉片走私，但給鴉片販子報信，實屬不該。

并且，在此次事件當中，伍秉鑒還遭到了合作伙伴的出賣。

原來，林則徐逮捕伍秉鑒，是為了讓他勸說鴉片販子顛地主動投案，他寫信哭哭哀求顛地，還說顛地不來，自己只有死路一條，顛地卻充耳不聞。

顛地

伍秉鑒花巨資捐來的三品頂戴，沒有給他帶去權勢，更不能保護他的財產和尊嚴；而他用身家性命擔保的外商，也在關鍵時刻出賣了他。

這兩種滋味交雜在一起，讓他很不好受。

05

為了讓洋人交出鴉片，林則徐又將伍崇曜釋放，讓其對洋人進行督促。

這讓伍崇曜十分為難，因為這樣不讓他得罪洋人，那以后的生意還做不做了？

于是，伍崇曜偷偷給洋人們送去食物和水，還在洋人們交出鴉片后，又把煙價賠給洋人，以此來維持關系。

虎門銷煙結束后，憤怒的洋人開始向清朝施壓，繼而發起第一次鴉片戰爭，軟弱的清政府為了安撫洋人，竟然將林則徐撤職。

戰爭爆發后，英國軍艦迅速封鎖珠江口，71歲的伍秉鑒嚇得癱軟在地，一則擔心性命之憂，二則憂慮英國逼迫清朝開放其他口岸，廣州口岸將失去壟斷地位，繼而影響行商生意。

伍秉鑒當然是有頭腦的，于是拿出不少錢資助清軍，希望清軍擊敗英軍。

當伍秉鑒得知清政府打算議和，又轉而與伍崇曜一起與投降派串通一氣，充當了與英國談判的牽頭人。

在清朝戰敗不可避免的情況下，盡最大可能維護與英國的關系，更有利于伍氏家族的利益。

1941年5月，英軍直逼廣州，伍崇曜出面與英軍進行議和，最終達成了《廣州合約》，約定英軍退至虎門炮臺之外，清軍則退出廣州城外六十里，并賠償英軍600萬銀元軍費。

伍秉鑒

當時，一位廣東大臣向道光帝上書，說了這樣一番話：

由廣東銷煙引發的中外鴉片戰爭，其戰火之所以繞開廣東，與十三行商館中囤積著大量外國公司的財富不無關系。

這讓道光帝很生氣，十三行賺得夠多了，還跟洋人勾結，現在是時候為國出力了。

很快，朝廷的詔令就下來了，要求十三行出資200萬銀元賠償英軍，最終伍秉鑒出資最多，達到了110萬銀元。

1842年，清朝在鴉片戰爭中徹底失敗，被迫簽訂了《南京條約》，清政府需要賠償英國高達2100萬銀元的損失，折合1470萬兩白銀。

這時，清政府國庫存銀才700萬兩，根本拿不出這么多錢，怎么辦？

道光帝又想到了十三行，便又下了一道詔書，最終伍家被迫繳納100萬銀元，行商公所認繳134萬銀元，其他行商則攤派66萬銀元。

據吳伍秉鑒估算，他在此次戰爭中大約損失了200萬兩白銀，這筆錢相對于他2600萬兩白銀的身價來說，不至于傷筋動骨。

但是，伍秉鑒對清朝的不斷盤剝十分生氣，他長期壓抑在心底的怒火，幾乎要壓不住了。

南京條約簽訂

讓伍秉鑒更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隨著清朝的戰敗，在英國的要求下，清朝相繼開放了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作為通商口岸。

五通商口岸的形成，再加上《南京條約》取消了外商在華做生意，必須以十三行行商作為中介的規定，這就意味著行商的壟斷特權徹底消失了。

如此一來，伍氏家族就失去了政治保護傘和行業壟斷權，作為首富家族的地位，也被迅速拉下神壇。

這件事一出，伍秉鑒馬上意識到，家族在清朝已經沒有前途可言，于是開始布局，將一些產業拓展到海外，并在海外進行投資，行商生意不再是家族的生命線。

雖然伍秉鑒的布局是成功的，但他知道家族不可能再像從前那樣輝煌了。

此時的伍秉鑒可以說是心灰意冷，于是產生了移民的想法，但因為年紀太大和局勢所迫，最終沒有成行。

1843年，74歲的伍秉鑒去世，但他家族的故事還未結束，他的兒子伍崇曜后來被清朝任命為“洋務委員”，專門負責跟洋人溝通，促成了多個不平等條約的達成。

火燒圓明園的時候，伍崇曜又與英法聯軍進行議和，還成為番禺傀儡政權頭目的親信，為英法聯軍出了不少力。

因為這一緣故，伍崇曜去世之后，被百姓稱之為“大漢奸”，紛紛拍手稱快。

鴉片戰爭后十三行的大火

可以說，伍氏家族成也洋人，敗也洋人，伍秉鑒這只寄生于壟斷貿易的吸血蟲，最終在吸足雪之后遭到反噬，反被別人吸干了血。

即便貴為首富，伍秉鑒在他所處的那個動蕩時代，也不過是個任人擺布的蟲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