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走失，電梯直達

特朗普拋出“對等關稅”政策，表面上打著“公平貿易”的旗號，實則是一種幼稚的伎倆——將美國國內產業空心化、貧富分化等結構性矛盾轉嫁至全球市場。這一招兒不僅難以實現其“制造業回流”的承諾，更可能因成本飆升、盟友反制、供應鏈斷裂等，最終加劇美國自身的經濟困境。歷史一再證明，貿易保護主義無法解決全球化時代的深層矛盾，唯有回歸多邊合作與國內結構性改革，才能實現可持續的經濟繁榮。

美國制造業衰退、中產階級萎縮的根本原因，在于技術變革、資本全球化及國內政策失衡，如稅制優惠鼓勵外包、工會力量衰落等。然而，特朗普的“對等關稅”并未觸及這些核心問題，而是將矛頭指向外國競爭者，試圖通過高關稅強行扭轉貿易逆差。這種策略短期或許能安撫部分選民情緒，但長期只會推高進口成本，加劇通脹，最終由美國消費者和企業買單，而制造業也未必能夠顯著回流。

特朗普宣稱高關稅能迫使企業將生產線遷回美國，但現實的情形是，全球產業鏈經過數十年演化，已形成高度專業化分工。強行拆解供應鏈不僅代價高昂，還可能削弱美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例如，若美國對中國電動車電池征收高關稅，本土汽車廠商將面臨電池短缺或成本激增的困境，反而延緩綠色轉型。更諷刺的是，近年所謂“回流”的企業（如臺積電亞利桑那工廠）大多依賴政府巨額補貼，而非市場自然選擇，這種模式顯然難以大規模復制。

單邊加征關稅必然招致貿易伙伴的報復，各主要經濟體不可能坐視美國筑起貿易壁壘而無動于衷。若爆發全面貿易戰，美國農產品、能源、高技術產品出口將首當其沖。更深遠的影響在于，此舉會加速全球“去美元化”進程，推動各國尋求替代性貿易結算體系，從而進一步削弱美元霸權這一美國核心戰略資產。此外，盟友的信任流失（如歐盟可能擱置TTIP談判）將使美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技術標準制定等關鍵議題上陷入孤立。

全球化帶來的分配不均問題確實存在，但解決方案絕非閉關自守。美國若想真正復興制造業，需投資基礎設施、教育改革、技術創新，并調整稅制以鼓勵本土研發與生產，就像《芯片法案》那樣的嘗試。在國際層面，與其揮舞關稅大棒，不如通過WTO改革、區域貿易協定（如CPTPP）等機制協調規則，確保公平競爭。德國的工業競爭力、北歐的社會均衡發展均證明，開放經濟與國內改革完全可以并行不悖。

所以，特朗普的“對等關稅”是一場危險的零和博弈，其本質是通過制造外部敵人掩蓋國內治理問題。歷史早已昭示，從1930年《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加劇大蕭條，到2018年關稅戰損人不利己，貿易保護主義從未真正解決問題，只會制造更多問題。面對全球化困境，正確的路徑是平衡開放與包容性增長，而非筑墻自困。若執意選擇孤立主義，美國終將發現，高關稅筑起的不是“護城河”，而是一座困住自己的經濟孤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