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新中國舉行第一次大授銜,在這次大授銜中,總共有10名元帥、10名大將、57名上將、177名中將和1360名少將,而這是對他們多年革命生涯的一個最好的獎勵。
授銜結束后,上將劉亞樓托人給少將熊伯濤送去兩瓶茅臺,這兩瓶茅臺并不是慶賀熊伯濤成為開國少將,而是為了曾經的一些事情賠罪,所以熊伯濤在收下兩瓶茅臺后,并沒有感謝劉亞樓上將。
熊伯濤的舉動讓妻子產生了一定疑慮,這時候熊伯濤對妻子說,劉亞樓司令之所以會送酒,主要就是他當年做了一個決定,讓熊伯濤受到了非常大的打擊。
那么,劉亞樓上將和熊伯濤少將究竟有一段什么樣的故事,是什么事情會讓劉亞樓送茅臺表達歉意,今天來聊下這件事情。
熊伯濤,原名熊華軒,別名熊漢奎,1904年出生于湖北武漢一個貧困家庭,家庭情況確實不好,但是父母不希望熊伯濤像他們一樣窮困,所以到了讀書的年齡將他送到私塾讀書,這一決定,也徹底改變了熊伯濤的命運。
讀書后的熊伯濤沒有辜負父母的厚望,成功以優(yōu)異成績考入了當?shù)氐乃搅⒅袑W,在這里他接觸到了革命思想,隨后在這股思想的影響下,開啟了輝煌的革命生涯,22歲的時候成為黨員,后因大革命失敗,離開家鄉(xiāng)加入馮玉祥的西北軍,參與兵運工作。
1931年,熊伯濤所在的26路軍被派往蘇區(qū)圍剿紅軍,這讓熊伯濤十分不愿意,隨后在趙博生和董振堂的帶領下,26路軍全體1.7萬名官兵起義參加紅軍,這次起義便是著名的寧都起義。
在這之后,熊伯濤由于作戰(zhàn)勇猛,所以他在紅軍中晉升也很快,在這期間他相繼擔任了紅5軍團14軍41師作戰(zhàn)科長,第1團團長, 紅3軍第8師參謀長等職務。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熊伯濤跟隨中央紅軍長征,在長征期間熊伯濤和戰(zhàn)友討論馮玉祥的功過,被曲解為“立場動搖”。
很快有人將這件事情告訴了時任紅二師政委的劉亞樓,劉亞樓對熊伯濤不太了解,只知道他曾經在在馮玉祥的部隊中當過兵,所以他覺得熊伯濤有可能產生了動搖,于是他未經詳細調查便召開支部會議批判熊伯濤,并開除其黨籍,將其調離崗位至教導營任教員,此舉直接影響了熊伯濤后續(xù)的發(fā)展。
被開除黨籍后,熊伯濤留在教導營跟隨部隊長征,在那段時間里,熊伯濤的內心很是痛苦,情緒受到了一定影響,雖然受到一定影響,可是他認為紅二師對他的處理,并不能完全代表黨組織對自己的處理意見,所以他就算不滿,也沒有完全失去對革命的希望,而是堅決跟革命走。
1935年9月,紅軍抵達哈達鋪,在這里時任總政治部主任譚政對事情進行重新審查,隨后撤銷了熊伯濤的處分,讓他恢復黨籍,將熊伯濤編入了陜甘支隊,在一縱隊四大隊擔任作戰(zhàn)參謀。
然而之前的錯誤處分,已經對熊伯濤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也導致1955年授銜的時候,只能被授予少將。
在這件事情上劉亞樓意識到了自己的錯誤,可由于戰(zhàn)事緊張,導致劉亞樓一直沒有時間道歉,熊伯濤在新中國首次大授銜的時候,原本能被授予中將,到最后只能被授予少將。
熊伯濤的軍旅生涯,雖然受到了這件事情的影響,但是他始終沒有忘記初衷,而是堅決跟著黨走。
抗日戰(zhàn)爭時期,熊伯濤擔任了115師獨立團參謀長一職,在這之后,熊伯濤又被派到晉察冀根據(jù)地,擔任了第一軍分區(qū)參謀長以及第四軍分區(qū)司令員等職務,期間熊伯濤主要負責敵后游擊戰(zhàn)爭,在這期間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一次又一次粉碎敵人的圍剿,同時在最困難的時期,在動員了不少熱血青年參軍,有效解決了部隊兵員不足的問題,確保了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
解放戰(zhàn)爭時期,熊伯濤奔赴東北,在這期間他擔任松江軍區(qū)參謀長兼哈爾濱衛(wèi)戍司令部副司令員,1948年任東北野戰(zhàn)軍第十二縱隊副司令員,1949年任第四野戰(zhàn)軍四十九軍副軍長,隨后參加了遼沈戰(zhàn)役、平津戰(zhàn)役、衡寶戰(zhàn)役等戰(zhàn)役,為新中國的建立,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熊伯濤先后擔任公安部隊副參謀長、北京衛(wèi)戍區(qū)副司令員,公安部隊副司令員,第二炮兵顧問,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
大授銜結束后,劉亞樓得知熊伯濤僅獲得少將軍銜,這讓他的內心很是愧疚,于是讓人給他送去茅臺,熊伯濤在得知禮物是劉亞樓送來的,也沒多說什么,直接收下來。表示自己原諒了劉亞樓,這樣一來,過去的恩怨到此為止,大家還是好戰(zhàn)友。
在之后的歲月里,兩人都積極投入新中國的建設大潮中,為新中國的富強做出了屬于自己的努力。
1965年5月7日因病在上海逝世,熊伯濤得知情況后,參加了追悼會,送了老戰(zhàn)友最后一程,10年后熊伯濤北京逝世,享年71歲。
劉亞樓被授予上將而非大將,主要因其在抗日戰(zhàn)爭期間(1939-1945)赴蘇聯(lián)學習,錯過部分戰(zhàn)功積累,而熊伯濤受早年處分影響,最終獲少將軍銜,雖然如此,兩人也沒有過多追究,而是欣然接受組織上給與自己的授銜。
兩瓶茅臺不僅象征個人道歉,更反映出特殊歷史背景下革命者之間的復雜糾葛與最終和解,劉亞樓和熊伯濤的故事也成為開國將帥中“以誠化怨”的典型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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