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競爭議題是國際戰略與地緣政治的首要關切，也是不同理論范式爭鳴、中層理論建構的重要依托。從理論上來看，大國競爭容易區分，但在戰略實踐中卻呈現一定的混合特征，很少由單一類型組成。

大國競爭的戰略理性與不確定性

權力轉移會增加戰略決策的時間壓力，降低戰略互動的容錯率，讓雙方的戰略節奏可能偏離理性的掌控。惡性的大國競爭意味著摧毀對手，如何避免惡性競爭涉及戰略理性與不確定性的挑戰。理性意味著將生存與安全作為戰略目標的第一位。隨著互動情勢的變化，理性選擇能夠適時調整對彼此的戰略預期與行動反饋，這同時會塑造環境、意圖、行動、效果等方面的不確定性影響。

大國競爭的戰略理性并不具有唯一性。一個不滿于現狀的國家可以通過相對溫和的競爭手段來改變現狀地位，維持現狀的國家也可能基于對抗性很高的手段實現戰略護持。為了生存與安全，新興大國往往需要通過提升合法化地位優化戰略環境，而實現合法化的戰略手段并不具有唯一性，既可以偏向于維持國際秩序現狀，也存在適度修正國際秩序的可行性。為了應對不確定性挑戰，大國崛起的戰略理性邏輯應該秉持隨勢與謀勢的策略性運用，不宜將應然之勢等同于實然之勢，或為了隨勢之風險規避而犧牲謀勢之戰略自主收益。

由于無法完全消除不確定性，因此大國競爭往往只涉及有限理性而非完美理性。大國競爭涉及多輪次博弈，極性大國的數量越多，則可能帶來的意圖誤判或行動的不可控因素就越多。當參與者數目增加時，交易和信息成本也會上升，多人情勢的復雜性提升了交易成本與戰略誤判的風險，即使雙方都是示善的意圖，仍可能出現不確定性的誤判。過去的善意未必會帶來當下和未來的善意延續，更何況戰略意圖的善惡至多只是塑造戰略進程的諸多變量之一，其他層次的變量未必會受到意圖示善的積極影響。

大國間戰略互動締造結構性壓力

權力轉移會強化大國競爭的結構性壓力，是塑造大國競爭理性選擇的重要變量，但這種結構性壓力是由大國之間的戰略互動締造的。一國可能同時兼具崛起與守成的身份，與守成國的權力差距縮小會增加后者制衡崛起國的戰略決心。當出現實力地位較弱、但實力增速高于崛起國的第三方國家時，崛起國也面臨守成地位的挑戰。

當大國競爭進入相對穩定的戰略相持階段時，并不意味著雙方自動導向維持現狀的理性選擇，戰略互動締造的結構性壓力依然存在。競爭的雙方是一種戰略依存關系，存在敏感性與脆弱性，戰略相持只是將沖突保持在一個相對穩定的博弈烈度局面下。處于弱勢一方但權力轉移前景占優的國家會選擇盡量達成均勢，將戰略相持視為趕超對手的機遇期，如威廉德國的“風險艦隊”訴求就是為了挑戰英國的海上主導權。處于優勢一方但權力轉移趨勢不利的國家，則想擺脫正在擴大的脆弱性窗口，通過主動塑造競爭議題重塑戰略優勢，“斯普特尼克”事件后的美國就是通過強調核常威懾并重來打壓蘇聯的。

地緣政治塑造了結構性壓力的空間非均質性特征。大國一方面極力控制它們自身所在的地緣政治核心地帶，另一方面使權力競爭從地緣政治中心向邊緣地區擴散。在穩定的多極體系或兩極體系中，極性大國一旦在核心地帶實現戰略穩定，就會將沖突擴散到邊緣地帶，形成核心地帶的維持現狀與邊緣地帶的修正主義。多極體系下的大國競爭往往容易出現核心地帶的戰略意圖誤判，而兩極體系中的大國競爭則更可能因為邊緣地帶產生過度反應。

戰略目標的優先級也會塑造結構性壓力的傳導機制。大國的過度擴張并非總是在核心利益上出現戰略迷思，反而會在看似相對邊緣的利益區域陷入戰爭泥潭；大國的戰略克制也并不意味著必然給予“理性克制”的美名，因為在一個議題上的綏靖讓步可能會鼓勵戰略對手的冒險與擴張。邊緣利益與核心利益的區分度不夠，可能會招致邊緣利益的過度反應。如果過度忽視邊緣利益，則可能導致地緣威脅從邊緣蔓延到核心區域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大國需要對邊緣利益是否在未來可能升級為核心利益進行未雨綢繆，還有戰略對手關于邊緣地帶的戰略偏好，也應成為本國地緣政治風險研判的風向標。

大國競爭的攻守邏輯

由于結構性壓力本身就是戰略互動締造的，而后者兼具理性與不確定性，因此對大國競爭攻守邏輯的辯證認知就極為重要。大國在崛起進程中應秉持攻守相即的邏輯，大戰略的防御性不應限定軍事戰略的攻防選擇。人工智能等技術變革究竟是增加了大國競爭的非理性因素還是減弱其非理性決策風險？提高或降低不確定性哪一個更有助于和平穩定？既有研究考慮到了復雜性與不確定性的正相關場景，但對其負相關情形則缺乏實證檢驗或理論推導，如果大國競爭的戰略復雜性始終存在，而互動雙方的不確定性又可能發生重要變化，那么兩者絕非必然呈正相關關系。復雜性較高且不確定性較低、復雜性較低且不確定性較高的歷史情形時有發生。威懾的有效性是建立在決心對比的不確定性前景較高的基礎上（即對手可能采取非理性決策），但這在兩極競爭中卻反而可能塑造戰略互動的復雜性較低的效果。

關于大國競爭的理論拓展，應重視大戰略的史論結合傳統，避免陷入歷史無用論與技術決定論，不應為了理想化的應然目標而在理論構建中過于曲解地緣政治現實。例如，伯納德·布羅迪在《絕對武器》一書中揭示了這樣一個反常悖論：國家之間談判與軍備競賽等博弈的履約成本，往往與遵守條約國家的成本是反比例關系。我們越接近于安全一體化或走向防御性邏輯主導的安全世界，那么一個挑戰安全現狀的修正主義國家選擇違背契約的報償收益的前景就越可能具有吸引力，盡管這同樣意味著高風險。據此，應該打破威斯特伐利亞以來的民族國家敘事邏輯，增加對前現代國際關系體系的深挖。還應重視第三方因素對大國戰略偏好的塑造與強化作用，位居大國競爭中間地帶的中小國家可能會有更多的戰略自主性訴求，對大國的地區戰略形成地緣政治的反作用力。

作者系中國海洋大學國際事務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海洋發展研究院研究員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新媒體編輯：張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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