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日，圍繞長和集團出售港口資產一事，國際資本市場和中國輿論場掀起了一場激烈的角力。

交易已進入最后階段，美國貝萊德集團終于打破沉默，公開表達立場，而中國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啟動審查，港澳辦再度發聲，呼吁長和集團懸崖勒馬。

在當下中美博弈的復雜局勢下，長和集團計劃把旗下港口資產出售給美國貝萊德集團的這一交易，瞬間掀起了輿論的驚濤駭浪。

美國資本的擴張、中國政府的監管、香港社會的反應，使得這場交易的走向撲朔迷離。

貝萊德為何執意收購，中國為何高度警惕？

李嘉誠于商業利益和國家立場之間，又會作出何種抉擇呢？

資本擴張與地緣博弈

4月2日臨近，華爾街巨頭貝萊德集團（BlackRock）再次站上風口浪尖。

在最新發布的年度股東信中，拉里·芬克首次回應長和原計劃高價出售相關業務，因涉及關鍵港口備受關注，市場監管總局將審查，長和未如期簽約，后續受關注。

他將這筆交易形容為“地標式協議”，并強調完成后將極大增強貝萊德在全球港口運營市場的競爭力。

這番話表面上是向市場和股東釋放信心，但其背后隱藏的深層次含義，遠不止于商業利益，而涉及到復雜的地緣政治博弈。

隨著全球供應鏈競爭日趨激烈，尤其是中美之間的經濟較量不斷升溫，這筆交易已經不再是單純的商業行為，而成為全球資本力量爭奪關鍵基礎設施控制權的一次重要較量。

長和集團旗下的港口資產遍布全球，其中許多港口位于國際貿易要道，影響力極為深遠。

美國資本的進入，是否意味著華盛頓試圖通過資本手段加強對全球供應鏈的掌控？

如果未來中美貿易摩擦加劇，貝萊德所控制的這些港口是否會成為美國遏制中國貿易的籌碼？

這些問題不僅牽動中國政府和香港社會的神經，也讓國際市場的觀察者們充滿疑慮。

從市場角度來看，貝萊德的這筆收購毫無疑問具有極高的商業價值。

貝萊德擔綱此次收購行動的牽頭者，全球基礎設施投資公司（GIP）與地中海航運集團（MSC）旗下碼頭投資公司，一同作為財團成員投身其中。

這些企業都是全球頂級的基礎設施投資者，尤其是GIP，在全球港口、機場、公路、能源等領域布局深厚，擁有強大的資本和資源整合能力。

交易完成后，該財團將掌控全球約100個港口的投資組合，躍升為全球三大港口運營商之一，與中遠海運港口、PSA國際等全球頂級港口運營商并駕齊驅。

這樣的市場地位，將使貝萊德在全球港口運營領域獲得更強的話語權。

港口不僅是貿易通道，更是供應鏈控制的關鍵節點，通過這一網絡，貝萊德將能夠優化全球港口運營的協同效應，提升航運效率，并在供應鏈重塑的過程中占據主導地位。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貝萊德的這一舉動也是美國資本對“去全球化”浪潮的直接回應。

近年來，全球貿易模式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傳統的全球化供應鏈體系受到沖擊，各國都在加強供應鏈自主可控的能力。

在這樣的背景下，控制關鍵基礎設施，如港口、航運公司和物流網絡，成為確保供應鏈安全的核心戰略之一。

中國的擔憂

3月28日，中國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宣稱，其將按照《反壟斷法》對該項交易予以審查。

法律專家指出，雖然長和集團注冊于開曼群島，但其業務涉及中國市場，并通過服務中國客戶產生境內營業額，因此符合中國反壟斷法的適用范圍。

審查本身不僅是對交易公平性的監管，更承載著中國在國際經濟競爭中的防御策略。

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就此表態，中國堅決反對經濟脅迫與霸凌，并警惕外資資本在戰略性行業的過度滲透。

從這一角度來看，交易審查并非單純的法律程序，而是對美國資本滲透中國經濟的重要防線。

值得一提的是，港澳辦于4月1日亦轉發了《大公報》的社評，呼吁長和集團迷途知返，著重指出國家安全凌駕于商業利益之上。

與此同時，香港政商界人士也紛紛發聲，警告若交易完成，美國資本可能對中國航運施加額外經濟壓力，包括提高通行費用、制造港口裝卸延誤等。

全國政協委員譚岳衡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長期憑借資本操控關鍵基礎設施，妄圖謀求全球經濟霸權，貝萊德與美國政府聯系緊密，這種情形著實令人堪憂。

此次收購無異于幫助美國加強對國際貿易通道的控制，而香港企業不應淪為地緣政治博弈的棋子。

商業利益與國家立場的權衡

面對內外夾擊的局面，李嘉誠及其長和集團陷入了艱難的抉擇。

此次交易原計劃在4月2日簽署，但在中國官方啟動審查后，長和高管迅速回應，表示“下周不會簽署協議”，顯示出其對監管壓力的考量。

摩根大通發布的分析報告表明，鑒于長和與貝萊德的獨家磋商期延長至7月27日，此次交易或許會延期，而非徑直取消。

這意味著，李嘉誠仍在尋找折中方案，以平衡商業利益與政策風險。

從商業角度來看，長和集團希望通過出售部分港口資產，實現資產優化和資本回籠，進一步鞏固其在電信、零售等領域的核心業務。

然而，從國家利益角度出發，這筆交易的潛在風險不容忽視。

一旦交易完成，美國資本可能借助港口資源對中國航運施壓，使中國商船在國際航運體系中遭遇更多限制。

結合當前形勢，這筆交易可能會有四種結局，若長和集團堅持推進交易，并順利通過監管審查，則貝萊德將如愿擴大其港口版圖。

然而，這一選擇可能會導致香港企業與內地市場的關系受到影響，并引發更嚴格的監管措施。

修改條款后通過，若長和與貝萊德在談判中作出調整，例如保留部分關鍵資產或對交易條款作出讓步，則交易有可能在較低風險的情況下獲批。

如果監管部門認為該交易構成重大國家安全隱患，可能會直接否決交易。

但此舉可能導致長和需支付高額違約金，并面臨美國政府及資本市場的反應。

長和可能會選擇將港口資產拆分出售，規避單一交易帶來的監管壓力，同時保持資產優化的目標。

無論最終結果如何，這場風波已經暴露了一個現實。

在全球化退潮與大國競爭加劇的背景下，企業的決策已無法單純依賴商業考量，而必須兼顧國家利益與政策導向。

結語

過去，李嘉誠以其精準的商業嗅覺與全球化布局，被譽為“超人”。

然而，在當今世界格局發生深刻變化的背景下，商業邏輯已不再是唯一的決定因素。

全球化的黃金時代已然過去，取而代之的是充滿不確定性與地緣博弈的新時代。

對于香港企業而言，這場交易是一個標志性事件，它不僅關乎資本利益的取舍，更關乎企業在國家利益與全球競爭中的站位。

當“小院高墻”成為現實，如何在商業與國家安全之間取得平衡，如何在全球資本與本土政策之間找到出路，已成為所有跨國企業必須思考的問題。

這不僅僅是李嘉誠的難題，而是整個香港商界、乃至全球資本市場都必須面對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