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初期，正是10年特殊時期終結的時候，當時不少青年結束了“上山下鄉”之旅，回到了城市生活，而特殊的時代背景，又讓本身就躁動著的城市，出現了不少的閑散無業人員，兩者一結合，就容易威脅到社會穩定和民眾的普通生活。因此，在上世紀80年代初，全國范圍內掀起了浩浩蕩蕩的“嚴打運動”，在這個運動過程中，不僅有很多青皮被判刑，就連一些高干子弟都被處決了，可謂“大快人心”。

人們之所以“拍手稱快”，不是因為“仇富”、“仇官”，而是因為這些高干子弟憑借著自己的父輩為新中國的建立和國家的發展做出了不小的貢獻，就人民群眾中趾高氣昂，游手好閑，甚至為非作歹，最終觸犯了黨紀國法。對于這樣的人，人民又怎么會不痛恨，最終這些“紈绔子弟”也為自己的錯誤行為付出了應有的代價。

比如說“二熊”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二熊分別叫熊紫平和熊北平，兩人是一母雙胞，父親是曾任上海警備副司令的熊應堂，并且在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很顯然，熊應堂是為國家做出不小貢獻的，否則他也不會“升官”，也不會“授銜”，這都是“按勞分配”的結果。但可能是熊應堂忙于革命工作，疏忽了對子女的教育，使得“二熊”并沒有養成革命干部家庭應有的素質，沒有養成報效祖國的偉大理想，相反還養成了一身嬌生慣養的毛病。

比如說，“二熊”在學校平時就看不起別的同學，動不動欺負比他們弱小的學生，用現在時髦的詞來說就是“霸凌”。而且“二熊”不僅霸凌同學，對老師也很不尊重，這在當時的中國社會是很為人不齒的，畢竟“一日為師終身為父”，老師的地位比現在要高得多，不尊重老師說明“二熊”連基本的做人品德都沒有。

熊應堂得知這一情況之后，氣不打一處來，立即將“二熊”送到部隊去鍛煉，希望嚴格的軍事訓練和紀律生活能夠除掉兩個兒子身上的毛病，但可惜的是，“二熊”到了部隊也死不悔改，仗著自己父親的身份，違反軍紀甚至調戲女兵，其毛病不僅沒有得到糾正，相反還變本加厲了。

“二熊”從部隊出來之后，被分配到了杭州一家機械廠工作，此時的他們一沒有軍紀的束縛，二沒有父親的監督，更加肆無忌憚，開始“誘騙婦女”，甚至“猥褻、強奸”，由于“二熊”的家庭背景擺在這里，導致遭到“二熊”傷害的女性多達100多人，當他們被舉報，罪行被公布之后，可謂震驚了一大批人，“二熊”最終也被判處了死刑，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了代價。

與“二熊”類似，身為高干子弟的陳東平也有著一個“顯赫”的家庭，他的父親陳再道也是國家的有功之臣，也是忙于工作無暇管教子女，使得陳東平異常叛逆，無法無天，動則欺負同學，沒將老師放在眼里。

陳再道在獲悉這一情況后，也是將兒子送到軍校，希望通過軍事生活的熔爐，將自己的不肖兒子鍛造成為國家的棟梁之材，可惜事與愿違，陳東平到了軍校之后，依舊眼高于頂，對同學頤指氣使，學習成績墊底，完全沒有上進心。

這樣的成績當然無法畢業，所以很快陳東平就被迫休學了，按道理他也該消停了，但他居然收聽西方電臺，被臺灣間諜給策反了，偷偷出賣國家情報，最終在被抓之后被判處了死刑，為他的賣國行為埋單了。

與朱國華的背景相比，陳東平、“二熊”都只能靠邊站，雖然朱國華的父親是普通的貨車司機，但其他的爺爺卻是“開國元帥”。本來朱國華也是在嚴格的教育下成長，但隨著爺爺與父親的相繼去世，自己“失去了監督”，最終沒能守住褲腰帶，利用職權去誘奸婦女，走上了犯罪的不歸路，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了慘重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