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3月上旬，紅一方面軍主力撤圍贛州后，在毛主席的指揮下，由紅1、5軍團組成的東路軍揮戈東進，連克龍巖、漳州，將盤踞漳州多年的閩南軍閥第49師張貞部殲滅大半，計俘敵副旅長以下2359人，繳獲步槍3057支、機關槍19挺、各種炮8門。

林彪和聶榮臻在飛機前合影

當紅4軍11師33團進占漳州橋南機場時，卻發現機場上正停著美制柯塞式O3U型偵察機及英制阿弗羅（Avro）616IVM“飛鳥（Avian）”式通信教練機各一架，其中柯塞式O3U型偵察機因為在龍巖進行空中偵查被擊傷而已不能動彈，飛機上還留有沒擦干凈的血跡。而阿弗羅“飛鳥”式通信教練機則正處于發動機運轉狀態還沒升空，紅33團的三名宣傳隊員吳德華、康發起和李云桂眼疾手快沖上前，使用手槍迫使飛行員將飛機停機。

然而這個不老實的飛行員雖然表面上表示愿意為紅軍服務，暗地里卻利用紅軍戰士不懂飛機工作原理的機會，停機不停電，等漳龍汽車公司的張國材、陳文川被紅軍請來維修飛機時，才發現飛機蓄電池的電早已被全部放光，但所幸飛機其他部件沒什么損傷，后來陳文川又找到中興機器廠，為飛機訂制配齊了缺失的螺絲，并使用汽車發電機將蓄電池重新充滿。

紅一軍團長林彪得知繳獲兩架飛機后，非常高興，立即指示對飛機要嚴加保護，不得損壞。隨后林彪和紅一軍團政委聶榮臻在紅4軍軍長王良、政委羅瑞卿的陪同下，到漳州機場視察了這2架飛機，在阿弗羅“飛鳥”式通信教練機前合影留念，并宣布將其命名為“馬克思”號。而紅33團的一部分戰士們則聚集在被打壞了的柯塞式O3U型偵察機周圍也拍了一張合影，現在有些自媒體也會把這張照片錯誤地注解為是“馬克思”號。

被紅軍指戰員們圍觀的柯塞式型偵察機

據百科“馬克思號飛機”詞條顯示：“紅軍一軍團政委聶榮臻乘該機從漳州飛回中央蘇區首府瑞金匯報戰況。”筆者不知道這種說法是從哪來的，因為聶帥的回憶錄中并沒有自己坐飛機回去這一說法，由中央軍委認定的官方版傳記、出版于2006年代《聶榮臻傳》中也沒有這一說法，因此筆者認為這又是簡中網無良自媒體編的一個故事，畢竟紅一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不同，不會出現軍政委陳昌浩坐著飛機轟炸黃安縣城這種非常冒險的舉動。

起初，林彪和聶榮臻曾想讓那個不老實的被俘飛行員把飛機開回瑞金，后據時任紅一軍團政治部秘書的童小鵬在其回憶錄《風雨四十年》中提到：“周副主席后來批評他們用俘虜開飛機，如有不測，后果難以想象。林彪、聶榮臻遂向蘇區中央局和中革軍委報告，請他們電告上海臨時中央設法請一名飛機駕駛員來漳州。幾天后，上海臨時中央果真派出一名會駕駛飛機的朝鮮籍同志，將飛機駕回了蘇區。”

聶帥在其回憶錄中也提到：“……由一位朝鮮同志把它開回瑞金。”那么這位會開飛機的神秘的朝鮮同志究竟是何人？一些自媒體作者認為是時任紅軍總經理部軍械科長的陳德群，也有一些作者認為在蘇聯學過開飛機的黃埔一期生馮達飛烈士。這里筆者可以很肯定的排除馮達飛，因為此時的馮達飛正代理紅八軍軍長一職，在湘贛蘇區指揮反圍剿作戰，直到1932年8月吃了敗仗后才被調回江西蘇區，中間不可能有空請他專門跑過來開飛機。

蔡孝乾與其回憶錄

事實上，把“馬克思”號飛機開回瑞金的，正是陳德群，這一說法來自于在1950年臺工委被破獲事件中被捕叛變的大叛徒、臺工委書記蔡孝乾，蔡孝乾在長征前曾在江西蘇區參加過教育、反帝工作，他在被捕叛變后，將這段經歷撰寫成回憶錄《江西蘇區》，雖然其中出于反動立場的緣故，對紅軍和蘇區有不少污蔑之處，但也有著包括陳德群的故事這類非常罕見的歷史資料信息。

由于撰寫回憶錄時已是多年以后，所以后來蔡孝乾把陳德群的名字錯記為是“陳德勤”，據《江西蘇區》記載，1932年6月他被分配到紅一軍團政治部開展工作時，就遇到了這位名叫陳德勤（群）的朝鮮飛行員，旁人向他介紹說：“這是『五卅』那天駕紅軍飛機在漳州上空盤旋的紅色航士——陳德勤（群）同志，他是朝鮮青年……”因為蔡孝乾和陳德群都是被日本帝國主義壓迫下的外族居民，兩人之間很有共同語言，因此兩人逐漸熟絡起來，并經常保持通訊聯絡。

蔡孝乾還在回憶錄中提到，“馬克思”號飛回去時，由于航向發生偏差，最后迫降在會昌尋烏之間的農田里，造成“機身受損、紅色航空員受傷”。實際上，他可能是把“馬克思”號的兩次飛行任務搞混了，據資料記載，“馬克思”號一共執行了兩次飛行任務，一次是由陳德群駕駛從漳州飛回瑞金，另一次則是在1932年5月1日的時候，由陳德群駕駛飛到漳州上空拋灑了大量傳單，以紀念五一勞動節，而不是蔡孝乾回憶中的五卅節（這里很明顯他又記錯了）。

由于紅一方面軍只在瑞金葉坪為“馬克思”號修建了一個簡易機場，所以正如蔡孝乾回憶錄描述的那樣，陳德群在結束了五一節紀念飛行、飛回瑞金的途中，因航向發生偏差而不得不迫降在會昌和尋烏之間的交界地區，使得飛機受了不小的損傷，再加上飛機迫降的地方正是赤白交界地區，這也使得有的領導懷疑陳德群的迫降不是因為技術問題，而是在政治上出了大問題，認為他是是“政治上動搖，企圖投敵”。

“馬克思”號雙視圖

正因為此，在挨了組織的一頓批評后，由于“馬克思”號已經無法再使用，陳德群便被安排到紅軍學校擔任教官，并與在紅校參觀的蔡孝乾再度相逢。之后，蔡孝乾、陳德群又被調到蘇區反帝大同盟工作，成為毛主席三弟毛澤潭的同事，當時在反帝大同盟工作的有三種人，一種是蔡孝乾這種剛進入蘇區的知識分子，一種是毛澤潭、陳德群這種被上級認為犯過錯誤的干部，還有一種是從基層提拔上來的青年干部。

據蔡孝乾回憶，雖然反帝大同盟內的同事們都對陳德群被扣上“犯錯誤”的帽子深感同情，但由于這一結論是紅軍學校政治部做的并已通過上級的批準，故想要為他“翻案”還是比較困難的。在反帝大同盟的組織生活會上，雖然同事們紛紛對陳德群發表了同情意見，但也不得不依照上級結論對他進行了一定批評。

1934年10月紅一方面軍向西突圍撤離江西蘇區后，陳德群因為犯過錯誤而被留在江西蘇區打游擊，蔡孝乾則被紅軍帶走并踏上二萬五千里長征之路，最終抵達陜北。之后由于兩人已經實質上失去了聯絡，因此蔡孝乾只能在回憶錄中表示他已不知道陳德群最后去了哪里。

關于陳德勤的日文詞條

幸好Wikiwand百科詞條“陳德勤”為我們補充了更多的信息，相關描述稱，陳德勤（群）原名李漢貞（???），1902年出生于咸鏡北道鐘城郡，曾在日本殖民當局開辦的朝鮮飛行學校學習，還沒畢業就逃亡到中國上海參加獨立運動，后加入中共上海韓人支部、上海韓人反帝同盟，并經組組派遣前往江西蘇區。

1935年春，在江西蘇區九路突圍中，留守蘇區的陳德勤（群）與另一名朝鮮同志崔音波成功突出重圍，并輾轉抵達上海。不久，兩人即在法租界尋找組織關系時被租界巡捕逮捕，隨后被移交給日本殖民當局，并在新義州被判服刑三年。至于出獄后的陳德群的生活如何，則目前尚未看到有其他資料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