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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記：經歷過那個年代的農村人永遠也不會忘記，整天種糧種棉卻缺吃少穿。說起錢，更是捉襟見肘，是大老爺們穿小腳老婆鞋——錢（前）緊，這可不是“為賦新詞強說愁”。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是一視同“貧”，說一貧如洗、家徒四壁也不為過。雖然天天都在割資本主義尾巴，但又是盼富若渴的年代，心里總有一種希望，日子慢慢會好的，是這樣一種美好的希望，讓人有了一種奮斗的精神，身在“苦”中不知“苦”，還會“苦”中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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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籍管理部門通知換戶口本，舊戶口本的扉頁上蓋有一鮮紅的印章“棉票已領”，孩子不解地問：“這是什么意思？”隨著孩子的提問，我的思緒又回到了那令人難忘的物資緊缺的日子。

用四十歲左右人的話說，我們的青少年時代可謂不幸，出生在三年困難時期，物資極度匱乏，買一匣火柴都要“票證”。上學又遇到了史無前例的十年浩劫，讀書也成了問題。張賢亮先生在《小說中國》中稱過去為“數字化生存”，買什么都要用票證、憑卡片，買什么都是幾斤幾兩、幾丈幾尺幾寸，太形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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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農村缺吃。群眾形象地說，整天是“貓吃漿子在嘴上挖抓”。早晚是稀溜溜的苞谷糝子，中午是攪團，改善伙食也就吃碗連湯面，老是不到吃飯時間，肚子就咕咕叫。因此，那時農村青年人最愛交售公購糧了，雖然掮麥袋子又重又累，但干完了卻可以吃上一碗肉泡饃或“單子兒”（指泡饃的湯和肉），這碗泡饃和“單子兒”可以讓食者回味多日，并且成為炫耀的資本，也會使聽者涎水漣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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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有一碗干面真會令人喜氣洋洋。人們也常學蘇聯電影中瓦西里的話“牛奶會有的，面包會有的”窮開心。那時除非逢年過節才有白饃吃。白饃也是麥面加苞谷面蒸的，用一種叫做“硫磺”的化學劑熏白的。蒸饃時，把“硫磺”用麻紙包成小包，點燃后按在一個一個的饃上，這樣蒸出的饃就是“白饃”。

那時農村人穿衣的目的就是御寒遮羞，誰也不知道還有什么時裝，見了穿四個兜的干部都羨慕不已。城里人都穿上了洋氣十足的凡立丁，農村人還不知是什么，就稱其為“料子”。農村有一點小小特權的階層曾把日本尿素袋改造一番，做成衣服，尋常老百姓是根本沒資格穿的。

生產隊買了尿素，那化纖的白色袋子多被有頭面的人瓜分（也可能是低價購買的），白色袋子有字，直接做衣服有傷大雅，就用硫化藍染料印染，但總是不能把那字完全覆蓋住。當時公社經常召開會議，那些頭面人物便很是得意地穿上此衣去開會，有好事者就編了一順口溜：“遠看抖嚕嚕，近看望見肉，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脖子是株式會社，褲襠里含氮量46%。”可以斷言，編這個順口溜的人，一定是出于嫉妒和無奈，因為那衣服在當時絕對是奢侈品，敢情賽過今天的鱷魚、夢特嬌、皮爾·卡丹，賽過今天巴黎貴婦人穿的最昂貴的一件晚禮服。

那時，不但孩子喜歡過年，大人也喜歡過年。我們中國人有“寧窮一年不窮一節”的傳統，過年家里再窮也要給孩子添新衣，蒸包子，吃臊子面，紅紅火火吃上幾天飽肚子，一旦年氣完了，新衣服也就珍藏到箱子里，等以后走親戚時拿出來再穿，吃飯也依舊是苞谷糝子和攪團。缺衣少食，那住和行等其他方面就更不能提了。住則土房土炕，破被爛褥；行則靠爹娘給的雙腿，戲稱“11號汽車”，由南走到北，由白走到黑。蓋房是靠土，交通是靠走，至于通訊基本上是靠“吼”，治安也只能靠狗了。

時過境遷，今非昔比。過去是將就著穿，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再三年，衣服小了還可給弟妹、孩子穿；現在是講究著穿，講究質量，講究款式，講究品牌，常常“喜新厭舊”，追趕潮流，追趕時尚。過去是家里有什么就湊合著吃什么，粗茶淡飯都很香；現在是想吃什么基本就有什么，但有了美味佳肴卻沒有了過去那樣的食欲。過去干體力活雖然很累，但一有時間場畔地頭都能睡得酣暢；現在有了席夢思，卻輾轉反側深夜難寐。過去缺衣少食，但吼幾句秦腔人窮志不短，十分精神；現在是有吃有穿卻覺得干啥都沒勁……

告別緊缺，人們得到了物質上的滿足，但又似乎失去了些什么，欠缺些什么，這大概是俗話說的有得必有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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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華旭，西安市鄠邑區人。中學畢業后回鄉務農，1977年冬考試入學，從醫數年獲主治醫師職稱，后又在鄉、縣、市機關供職。退休后任陜西省南泥灣精神研究會特邀研究員、陜西省經濟發展戰略研究會顧問、西安市象棋協會會長。出版有《往事如風》《遠方有約》(合著)《在希望的田野上》《春風化雨花千樹》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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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我們年少

曾把青春當作鮮衣怒馬

而今我們漸老

愿從容歲月依舊芳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