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日本江戶城遺址出土的中國明初官樣青花洗

謝明良| 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講座教授

[ 摘要］ 中國明代初年永宣時期景德鎮御窯廠生產的瓷器是中國陶瓷史上的名品，不僅被后世推崇，在當時也為各國所追求。在日本國內遺址極少見到明初景德鎮窯官樣瓷，本文擬介紹此一因考古發掘重見天日之原藏于德川將軍家，后因火災而廢棄的明初青花瓷標本，并談談與之相關的幾個問題。首先介紹這組標本的情況，對比清宮舊藏品，進而結合文獻、考古資料討論其傳入日本的途徑，最后將視野放眼亞洲東部，結合朝鮮、越南等地的相關材料，進一步探討中國明初官樣瓷器的海外流通和器用等問題。

日本中世的江戶城，是由室町時代割據關東地方的扇合上杉家家臣太田道灌在康正二年（1456）至長祿元年（1457）所構筑，經大永二年（1522）小田原北條氏攻略江戶城，迄天正十八年（1590）德川家康入關東，以江戶城為居址，后于1868年遷出，現為日本皇居。發現中國明初官樣青花瓷標本的地點是在城址汐見多聞櫓臺石墻處，即今東京都千代田區梅林坂和汐見坂之間。依據日方學者的研究，江戶城汐見多聞櫓臺石墻遺址標本可分為三群，而明初青花殘片見于第Ⅱ群（圖1）。

圖 1a青花洗殘片，復原口徑

36 厘米～ 37 厘米，明初，

日本江戶城汐見多聞櫓臺石墻處出土

圖 1b 青花洗殘片背面

圖 1c 青花洗殘片復原圖

該群遺物主要是石墻背土層遺留，當中填入不少因明歷三年（1657）將軍家及家族（本丸御殿）大火罹災遺物，其下限在1657年。①由于在日本國內遺址極少見到明初景德鎮窯官樣瓷，故本文擬介紹此一因考古發掘重見天日之原藏于德川將軍家，后因火災而廢棄的明初青花瓷標本，并談談與之相關的幾個問題。

一、青花洗的外觀

遺址所出青花洗殘件計4片（由7片接合而成），報告者從紋樣、器形等推測屬同一個體殘件。其口沿內側飾波濤紋，外側繪花葉，器身內外飾纏枝花葉，內底周邊有弦紋二周，繪如意頭飾，平底露胎無釉（圖1、圖2）。

圖 2 青花洗殘片線繪復原圖，明初，

日本江戶城汐見多聞櫓臺石墻處出土

從仍可辨識的器形，結合紋樣特征以及青花發色，不難辨識出其應是15世紀前期江西景德鎮所燒制的官樣青花翻口洗。事實上，負責整理遺址出土陶瓷標本的考古學者或陶瓷史專家，業已經由與日本（大和文華館、戶栗美術館等）、中國（北京故宮博物院、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館等）、土耳其（炮門宮殿博物館）等公私收藏同類作品，針對江戶城汐見多聞櫓臺石墻遺址青花洗的尺寸、器形和紋樣構成做了細致的比較。②

可惜卻遺漏了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清宮傳世類品，而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明初青花洗正是在已知的同類洗中于器形和紋樣布局等方面最接近江戶城址出土標本的有趣案例，所以很值得予以揭橥，提供同行參考。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15世紀永宣時期青花翻口平底洗計三件，此均見于該院黃蘭茵主編的《適于心：明代永樂皇帝的瓷器》。三件青花洗中，有兩件被定為永樂時期的作品，它們的尺寸較為接近（高均約在12厘米，口徑26.5厘米），另一件定在宣德時期的青花洗，尺寸相對較大（高15.3厘米，口徑34.8厘米，底徑24厘米，圖3），而類似之大型青花洗亦見于大和文華館藏品（口徑35厘米，器高14厘米，圖4），也和江戶城遺址出土品所復原得出尺寸（口徑36厘米～37厘米，底徑30厘米，高15.8厘米）相近。

圖 3 青花洗，口徑 34.8 厘米

明初，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 4青花洗，口徑 35 厘米，

“大明宣德年制”款，

日本大和文華館藏

器形和尺寸之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該大型洗，內口沿繪波濤紋，器壁繪纏枝花葉，內底復線弦紋內等距分布六個內向式藍地勾邊填彩如意頭，往內再飾與之相應的六只外向式鉤邊如意頭，底心則為白地藍六瓣花外圍沒骨涂抹六瓣式紋，在視覺上白地藍和藍地白相間錯落，既富變化又顯得協調。

結合口沿內側的波濤紋，以及口沿外側所見由正中花瓣兩側伸展出葉的獨立花葉紋，可知其不論是在器式或紋樣內容以及布局方案上，均和于江戶城汐見多聞櫓臺石墻發現的明初青花洗標本一致。由于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品無年款，據此或可推測汐見多聞櫓臺石墻的青花洗可能亦屬無年款器，而前者的尺寸或許也可作為汐見多聞櫓臺石墻出土標本復原時的參考。

我們還應留意，臺北故宮博物院藏該青花洗的尺寸和大和文華館藏品接近，兩者內底心的紋樣也相當近似，不過相對于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品無款識，大和文華館藏品則在外口沿內收處復線弦紋上方花葉紋之間，有由右向左橫書“大明宣德年制”青花款，黃蘭茵因此將上引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品定年在宣德時期（1426—1435）。③

個人認為，此年代觀雖有其參考依據，可備一說，然而亦需考慮此一課題另涉及明初官窯幾個至今難以解決的疑難，這至少包括如何理解矢部良明所提出賞賜瓷不書寫年款的說法④，以及是否相信劉新園所主張，伊朗阿德比爾圣廟（ArdebilShrine）或土耳其炮門宮殿博物館（TopkapiPalaceMuseum）藏明初無款官樣瓷均屬永樂（1403—1424）御窯，宣德五年（1430）鄭和第七次下西洋所攜帶陶瓷也是永樂朝舊貨這樣的說法。⑤

另一方面，大和文華館藏帶宣德年款的青花洗不由得會讓人聯想到清宮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乾隆三年（1738）六月二十五日載七品首領薩木哈催總白世秀說，太監高玉交“宣窯青花洋帽洗一件……傳旨，著俱照樣燒造送來，燒造完時再交出原磁器繳回，仍交磁器庫”。

據此可知，現今俗稱之祖型來自伊斯蘭黃銅凈手器的青花洗在清宮被稱為“洋帽洗”。⑥而如大和文華館藏帶宣德款般的青花洗則有可能是乾隆三年（1738）降旨仿燒時的原樣，臺北故宮博物院即收藏有清宮傳世之依據宣窯青花洋帽洗所燒造的底帶“大清乾隆年制”青花洗（圖5）。

圖 5 青花洗，口徑 28.2 厘米，

“大清乾隆年制”款，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二、關于傳入途徑

基于江戶城汐見多聞櫓臺石墻遺址發現的青花洗標本，乃是15世紀前期永樂、宣德時期江西省景德鎮所燒造的官樣瓷器，以及青花標本屬明歷火禍遺留下限在1657年之物，已足以提供人們關于其傳入途徑的種種想象。

如室町三代將軍足利義滿（1358—1408）自應永八年（1401）遣使赴明，青花洗可能是遣明使攜回的明朝賞賜品；或青花洗可能是明初帝王賞賜琉球王國后再輾轉入日本，屬室町時代（1336—1573）傳入日本再傳世至江戶（1603—1868）的古物。⑦

另外，由于東京國立博物館所藏一件明初青花盤，其外箱有“紅毛渡”箱書，所以也出現了汐見多聞櫓臺青花洗也有可能是在中國傳世之后，再由荷蘭東印度公司經日本九州島平戶或長崎商館傳入的說法。⑧

盡管上引說法均是立足于青花洗的年代和廢棄下限兼及歷史記載所做出的推測，卻也都未提示具體事證，至于箱書題字僅屬個例，并不適合援引類推。

筆者亦無上策，但想提示幾則文獻記事和考古出土標本，想象青花洗進入日本江戶的幾種可能途徑。如《大明別幅并兩國勘合》記載到，明成祖分別在永樂元年（1403）和永樂四年（1406）賜予三代將軍義滿“朱紅漆戧金彩妝衣架”和“黃銅鍍金廂口足建盞”等文物；⑨相國寺瑞溪周鳳（1391—1473）著《善鄰國寶記》中也收錄了宣德八年（1433）賜日本國王即足利義滿將軍和王妃“銀茶瓶”“古銅點金斑香爐”等器用。⑩

因此若說明初帝王賞賜日本的文物當中包括了青花洗，也非不可思議的事。值得一提的是，記錄了六代將軍足利義教執政時（1429—1441）室町殿南北會所裝飾道具和陳設情景的、永享九年（1437）能阿彌著《室町殿行幸御餝記》，更記載了“水覆染付”。?“染付”語源來自布地藍染，此指青花瓷，“水覆”即水翻、建水，是茶會進行時盛貯漱洗茶碗湯水的容器，這不禁讓筆者異想天開，暗忖室町將軍的青花水覆，會不會就是明初青花洗般的器類？

早在洪武時期琉球國就與明朝存在著朝貢關系，明朝予琉球的賞賜或互市物中也包括了陶瓷器。如《太祖實錄》載洪武七年（1374），使琉球國明使賜其王察度陶器一千事，并命刑部侍郎李浩以“陶器六萬九千五百事，鐵釜九百九十口，就其國市馬”。

在考古出土標本方面，以沖繩首里城毀于明天順三年（1459）火災后出土的大型元代青花瓷蓋盒等珍貴文物的王室庫房遺址（Skol）標本最為人所知。龜井明德教授在討論日本出土元青花瓷的傳入途徑時，曾提示兩個可能的渠道，其一是由入元僧侶和遣明船，自浙江慶元經博多、兵庫抵京都，另一則是自福州經古琉球，再由日本薩摩藩島津氏攜回日本從而進入幕府要員之手。

關于后一渠道，他又援引了應永十七年（1410，明永樂八年）島津元久赴京都的《島津殿上洛記》，獻呈足利義嗣（1394—1418）的禮物中有“染付缽一對（沉香）”，認為該染付缽即元青花。?

不過，就島津氏上洛的時代而言，此一由琉球王國輾轉入幕府的青花缽也有可能就是明初永樂朝的制品。江戶城汐見多聞櫓臺遺址出土明初青花瓷可能是由琉球國中介傳入日本的說法，雖見于前引杉谷氏等日方著作，但持論者卻也因首里城遺跡迄今未發現永宣朝官樣陶瓷而自我評估認為，由此一渠道傳入日本的可能性其實并不高。

2018年，筆者赴沖繩調查首里城等遺址出土標本，在沖繩縣立藝術大學森達也教授和沖繩縣立埋藏文化財中心金城龜信、新垣力等人的協助下，有幸上手觀摩首里城京之內遺址的出土標本，當時直覺認為該遺址出土的幾件屬同一個體的紫金釉標本，極有可能是明初永宣朝景德鎮所燒造的官樣瓷，但此一辨識結果并未得到在場日本同行的共鳴。由于資料極為珍貴，茲再次檢討如下。

所見標本計三片，其中兩件可接合，從胎釉看來屬同一個體殘片。斷面露胎可見胎土潔白堅致，薄胎，表里施罩紫金釉以高溫燒成，但因火炙，致使部分部位釉色呈暗褐，釉光較鈍，從口沿部位殘片可以看出是屬口沿外翻而后弧度下收的杯或碗的殘件（圖6）。

圖 6紫金釉殘片，

沖繩首里城京之內遺址出土

事實上，發掘報告書也已實測復原（圖7），并從胎、釉和斷面特征推定其屬景德鎮燒造的模印成形制品。至于標本的時代，報告書則是提示受托鑒定標本的大橋康二先生的意見，他認為土耳其炮門宮殿博物館藏15世紀中期至19世紀陶瓷當中似有類似的褐釉瓷，日本遺跡迄今無類似標本。?之后，吉岡康暢也引用了上引報告書線繪圖并加入另一件褐釉碗底線繪圖（圖8），但無附加說明。?

圖 7ˉ紫金釉殘片，線繪圖及圖照，

沖繩首里城京之內遺址出土

圖 8 紫金釉殘片，線繪圖，

沖繩首里城京之內遺址出土

其實，公私收藏明初永宣時期景德鎮官窯器不乏與前述京之內遺址出土紫金釉標本相近的制品。如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清宮傳世杯心帶“永樂年制”篆款、內壁模印龍紋的紅釉高足杯即為其例（圖9），從高足杯口沿處及口沿以下內收弧度和角度，我認為京之內遺址所出紫金釉標本應屬永宣時期高足杯或碗殘片。

圖 9a龍紋紅釉高足杯，

高 10.6厘米，口徑 15.9 厘米

“永樂年制”款，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其次，從臺北故宮博物院紅釉高足杯內壁模印雙龍戲珠陽紋，可知杯身應系以內模模印而成，京之內紫金釉殘片雖無印花飾，但此模印技法可呼應報告書推定京之內紫金釉殘片是模印成形的判斷。我們還應留意，京之內遺址紫金釉殘件口沿削出斜平面的做工，也見于臺北故宮博物院紅釉高足杯。近年，景德鎮珠山發掘出土的明初永樂時期施罩紫金釉的官窯高足杯和碗，其口沿外周同樣削出斜平面，杯內壁亦同京之內標本般無印花（圖10、圖11）。

圖 10紫金黑釉高足杯，口徑 15.5 厘米，

永樂朝，江西景德鎮珠山出土

圖 11紫金釉碗（外底白釉），高 10.2 厘米，

永樂朝，江西景德鎮珠山出土

從器形、釉色乃至口沿外邊細部做工和京之內遺址紫金釉殘片的比較，可以認為京之內紫金釉標本應是明初永樂朝景德鎮官窯高足杯或碗的殘件。

以上提示并檢討了江戶城址汐見多聞櫓臺石墻地點出土明初青花洗標本，傳入日本的兩個可能途徑。然而，若以永樂元年（1403）明成祖賜三代將軍足利義滿為起點，迄江戶城因明歷大火（1657）為下限，任誰都可以在此一近250年的時間框架內，結合日中交流史事，各憑想象地提出自以為真的各種可能傳入渠道。

此時不應或忘汐見多聞櫓臺石墻除了出土有青花洗之外，另伴出永樂樣式之推定復原直徑可達50余厘米的青花花口折沿大盤殘片（圖12），而東京大學本鄉構內江戶時代百萬石加賀藩主前田家邸宅遺跡，也曾出土和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清宮傳世帶“大明宣德年制”款的藍釉白花盤（圖13）同類的藍釉白花殘片（圖14）。

圖 12折沿花口青花大盤殘片，復原口徑約 50 厘米，

永樂朝，江戶城汐見多聞櫓臺石墻出土

圖 13 藍釉白花盤，口徑 29.5 厘米，

“大明宣德年制”款，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 14 藍釉白花殘片，東京大學本鄉構內之加

賀藩主前田家江戶邸宅遺址出土

另外，江戶時代有關青花瓷的文獻記事，或日本天正五年（1577）攝津守殿會所用流傳有序，現藏德川美術館“荒木”銘青花碗也透露了茶會使用青花瓷的一個側面。

三、東亞15世紀青花瓷一瞥

日本學者對于本國古文獻所見染付即青花瓷記事，多有梳理。如《看聞御記》載應永三十二年（1425）“鶴頭一茶埦染付”，由于“茶埦”是日本當時對于陶瓷器的稱謂，故此指鶴首式青花瓶。青花瓶另見于永享四年（1432）“七夕法樂”的“染付瓶子”，而永享九年（1437）《室町殿行幸御餝記》所見青花水覆，不排除是明初青花洗般器類一事已如前述。

另外，《康富記》載享德二年（1453）予飯尾亭“茶埦白大皿十，代三十疋，染付茶碗缽一代百七十文”，則青花缽的價格遠高于白瓷盤，是一件白瓷盤的5.6倍價錢。?

相對于日本將軍家或貴族，朝鮮王朝王室亦酷愛青花瓷，明宣宗也曾在宣德三年（1428）七月和九月賜朝鮮王朝世宗青花瓷，宣德五年（1430）更予世宗“青花獅子白磁卓器三卓、青花云龍紋酒海三個”。

而收受的世宗對于中國青花瓷也推崇備至，謙虛地提及“青花滿盤，光照弊邦之陋”（《世宗實錄》卷四六）。日本九州島要員甚至投其所好贈送朝鮮王室青花瓷，如（朝鮮）太宗十八年（1417）日向守護島津元久（1343—1411）致送的一對青花瓶（《世宗實錄》卷一），及九州島探題涉川滿賴（1372—1446）在世宗二年（1420）獻上的兩件花磁酒器（《世宗實錄》卷十九）。

除了受贈獲得渠道之外，世宗似曾吩咐赴中使節購入青花瓷，但世宗三十年（1448，正統十三年）因聽聞中國“禁青花磁器賣與外國使臣，罪至于死，今后赴京及遼東之行貿易磁器，一皆禁斷”（《世宗實錄》卷百一十九），采取自立方針，在世祖十年（1464）令“全羅道敬差官丘致峒，采順天府回回青相似石，畫沙器燔造，并將康津縣青鐵以進”（《世祖實錄》卷三十四）。?

朝鮮王朝青花瓷約出現于15世紀中葉前后，至于日本則要晚到朝鮮陶工李參平在元和二年（1616）有田上白川天狗谷窯開窯之后，才開始生產青花瓷。

我們應該留意，前引明宣宗予朝鮮世宗的“青花云龍白磁酒海”也被圖繪在世宗朝《世宗實錄·五禮·嘉禮序例》，酒海帶蓋，下置多邊形廊柱式臺座（酒亭），蓋上方有“白磁青花酒海”題識（圖15），其獸面、云紋和三爪龍紋均和日本東京出光美術館藏帶“宣德年制”銘的官窯青花三爪龍紋壺一致（圖16）。

圖 15《朝鮮王朝實錄》所載“白磁青花酒海

圖 16青花龍紋壺，高 52厘米

“宣德年制”款，出光美術館藏

問題是，景德鎮御窯廠東門區域遺址就曾出土形制相同但繪飾青花五爪龍的制品（圖17），同一時期由景德鎮所制作的官窯制品，為何會有三爪和五爪的區別呢？

圖 17 青花龍紋壺，高 48.4厘米，“宣德年制”款，

景德鎮御窯廠東門區域遺址出土，

景德鎮御窯博物館藏

過去，矢部良明已經留意到阿德比爾圣廟和炮門宮殿博物館傳世中國瓷器當中，除了一件青花五爪龍紋梅瓶之外，其余龍紋爪數僅見三爪或四爪，并試圖以明代萬歷重修《江西省大志》等記載官窯有“欽限瓷器”及“部限瓷器”之別來給予解答。其結論是，帶年款、飾五爪龍紋者可能即御用的欽限瓷，而用來賞賜的部限瓷則屬無款，飾三爪或四爪龍紋制品。?

矢部氏的說法當然是一家之言，但所謂欽限瓷和部限瓷的正確含義于學界另有他解，筆者就比較傾向過去部分學者所主張，部限瓷器乃是工部每年下令燒造的定額瓷器，欽限瓷器則是由皇帝直接頒令臨時緊急燒造的瓷器的說法?，雖說如此，出光美術館藏帶宣德年號的三爪龍紋壺據說原是泰國舊藏品，德留大輔因此推測其或是明朝賜予暹羅的賞賜品?，這就讓人再次聯想到《世宗實錄·嘉禮》所收三爪龍紋“白磁青花酒海”乃是以宣宗所賜青花酒海為原型所作的圖繪。

這一情況也反映在一般多無年款，但偶見書“大明宣德年制”款的明初青花天球瓶上（圖18）。

圖 18青花天球瓶，高 42.9厘米，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就如清宮造辦處稱明初翻口洗為“洋帽洗”，乾隆朝檔案也是將帶頸球圓腹之器式比擬為由歐洲傳入之“鑄銅為球，以象天體”（《皇朝禮器圖式》卷三）一名“天球全圖”（馬戛爾尼貢品清單）的天體儀而將之稱為“天球尊”（如造辦處檔乾隆五十九年（1794）“洋彩蟠桃九熟天球尊”）。

總之，今日俗稱的天球瓶無論是否帶款，其上所見龍紋均屬三爪，其中著名的一件陳昌蔚舊藏明初青花天球瓶也是購自泰國。就此而言，矢部氏將五爪龍紋視為御用瓷、將三爪或四爪龍紋瓷視為賞賚品的看法依然是頗具魅力的提議。

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是，龍紋爪數似乎也可能因不同國家及其和明朝的角力而出現相異的情況，如越南黎朝河內升龍皇城遺址出土的越南自制青花趕珠龍紋碗中的龍紋呈五爪（圖19），從器形和龍紋特征等看來應是對明初宣德時期作品的模仿，也就是說相對于朝鮮世宗朝（1419—1450）以三爪龍紋酒海作為嘉禮器，越南黎朝則無顧忌地燒制和明初官窯規格一致的五爪龍紋青花瓷。

圖 19越南青花瓷碗，黎朝前期，15 世紀，

越南升龍皇城遺址出土

同樣的，盡管15世紀前半葉越南一度并入明朝版圖，但平定王黎利收復國土建立黎朝（1428—1527）國號大越，土耳其炮門宮殿博物館藏器形仿自明初天球瓶的越南南索州匠人裴氏作之青花器，也理所當然是書寫本國黎朝“太和八年”（1450）紀年（圖20）。

圖 20青花天球瓶，高 55 厘米，

土耳其炮門宮殿博物館藏

前引升龍皇城遺址出土之酷似明初官窯青花標本一事提示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即15世紀越南瓷窯雖以元代景德鎮青花瓷為主要的模仿對象，其同時也仿造由中國攜來的明初官樣陶瓷，而這樣的情形也反映在陳至黎朝所燒造器形和朝鮮王朝龍樽相近，但其口頸部的波濤紋、壺肩和下腹的變形蓮瓣，甚至四爪龍的龍頭、體態均具元代至正型青花特征（圖21），此再次表明越南陶工融入元代青花紋樣要素，同時又保留了明代器式之具有特色的混合模仿型。

圖 21青花龍紋壺，高 64 厘米，

越南黎至陳朝，14 至 15 世紀，松岡美術館藏

另外，如前所述，朝鮮世宗朝是以三爪龍紋壺為嘉禮器，但英祖三十四年（1758）刊《國朝喪禮補編》大喪用龍樽則繪五爪龍（圖22）。就現存朝鮮王朝青花同式壺而言，16世紀后期已可見到四爪龍案例（圖23），而17世紀后期至18世紀壺則出現了五爪龍（圖24），后者龍紋壺和大喪用龍樽圖繪大體一致。

圖 22 英 祖 三 十 四 年（1758）刊

《國朝喪禮補編》大喪用龍樽

圖 23 青花龍紋壺，高 34.8 厘米，

16 世紀后期，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

圖 24 朝鮮王朝青花龍紋壺，

高 41 厘米，18 世紀，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亞洲區域此式龍紋壺的器用變遷、等級升降及其原型、祖型問題，都值得留意。東亞之外，中亞沙赫里薩布茲博物館（Shakhrisabz）收藏有烏茲別克斯坦首都塔什干（Toshkent）以南近撒馬爾罕出土的永樂青花大扁瓶（圖25），《明史》載：“失刺思，近撒馬爾罕……（永樂）十七年遣使偕亦思弗罕諸部貢獅子、文豹、名馬，辭還。復命安等送之，賜其酋絨錦、文綺、紗羅、玉系腰、磁器諸物。時車駕頻歲北征，乏馬，遣官多賚彩幣，磁器市之失剌思及撒馬爾罕諸國”?，此亦說明明初官樣青花瓷既被用來賞賜，同時也是商業互市之物。

圖 25青花扁瓶殘片，

塔什干（T o s h k e nt）出土，

沙赫里薩布茲博物館（Shakhrisabz）藏

注 釋

①水本和美：《江戸城出土の貿易陶磁にみる「徳川將軍家の器」》，載近世貿易陶磁器調查、研究グループ編《近世都市江戸の貿易陶磁器調查、研究報告書》（近世貿易陶磁器調查、研究グループ，2013），第25-47頁；水本和美：《江戸城跡出土の貿易陶磁のにみる「徳川將軍家の器」》，《貿易陶磁研究》34，2014，第31-55頁；水本和美：《有樂町一丁目遺跡、070號遺構出土の陶磁器様相─1657年を下限とする譜代大名松平（藤井）家の食器群─》，《東洋陶磁》45，2015—2016，第109-134頁；以及日比谷圖書文化館：《平成24年度文化財特別展『徳川將軍家の器』展示圖錄》，日比谷圖書文化館，2013，第62-64頁。

②水本和美：《近世江戸城における「洗（面盆）」の受容─大和文華館所蔵作品との比較から─》，載《大和文華》118，2015，第15-27頁。杉谷香代子：《江戸遺跡出土の明代初期景德鎮磁器について》，載《貿易陶磁研究》34，2014，第121-132頁。

③黃蘭茵主編《適于心：明代永樂皇帝的瓷器》，臺北故宮博物院，2017，第135頁。

④矢部良明：《明朝前期の染付磁器と西アジア》，《古美術》68，1983，第84-86頁；矢部良明：《中國陶磁八千年》，平凡社，1992，第330-334頁。

⑤劉新園：《明宣宗與宣德官窯》，載鴻禧美術館《景德鎮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鴻禧文物基金會，1998，第168頁；劉新園：《明宣宗與宣德官窯》，《南方文物》2011年1期。

⑥黃蘭茵：《明永樂青花波濤紋花卉折沿洗》，《故宮文物月刊》388期，2015，第74頁。

⑦杉谷香代子：《江戸遺跡出土の明代初期景德鎮磁器について》，載《貿易陶磁研究》34，2014，第125-126頁。

⑧水本和美：《近世江戸城における「洗（面盆）」の受容─大和文華館所蔵作品との比較から─》，載《大和文華》118，2015，第24-25頁。

⑨湯谷稔編《日明勘合貿易史料》，圖書刊行會，1983，第446-453頁。

⑩田中健夫編《善鄰國寶記新訂続善鄰國寶記》，集英社，1995，第210-216頁。

?《室町殿行幸御餝記》之“次南御間”“次北御くつかたの御間”，參見根津美術館等編《東山御物》，根津美術館等，1976，第161頁。

?龜井明徳：《日本出土の元青花瓷の諸問

?沖繩縣教育廳文化課編《首里城跡─京の內跡發掘調查報告書（Ⅰ）─》，沖繩縣文化財調查報告書第132集，沖繩縣教育委員會，1998，第195頁及圖71、圖版58。

?吉岡康暢、門上秀叡：《琉球出土陶磁社會史研究》，真陽社，2011，第121頁，圖28之24、25及第123頁說明。

?龜井明徳：《日本出土の元青花瓷の諸問題》，載《亞洲古陶瓷研究》IV，2009，第94頁。另外，日本文獻的青花瓷記事可參見谷晃：《茶會記に見る中國陶磁の受容》，載《野村美術館研究紀要》5，1996，第23-49頁，及大河內定夫：《近世の大名茶の湯における染付について》，載《金鯱叢書》9，1982，第468-483頁。

?李朝陶瓷相關古文獻記事可參見小田省吾：《朝鮮陶磁史文獻考》，學蕓書院，1936；鄭良謨：《李朝陶磁に關する古文獻資料》，載《世界陶磁全集》李朝，學館，1980，第296-298頁；金恩慶：《韓國出土十五世紀明青花瓷研究—兼談黑暗期與朝鮮青花瓷相關議題》，載《填空補白Ⅱ：考古新發現明正統、景泰、天順御窯瓷器》，香港中文大學等，2019，第469-472頁。?矢部良明：《明朝前期の染付磁器と西アジア》，載《古美術》68，1983，第84-86頁。矢部良明：《中國陶磁八千年》，平凡社，1992，第330-334頁。關于三爪龍、五爪龍及賞賜瓷問題，另可參見馬翔宇：《試論“宣德年制”款青花獸面云龍紋器》，《故宮博物院院刊》2024年第4期，第122-141頁。

?金沢陽：《“部限瓷器”、“欽限瓷器”について若干の考察》，載《出光美術館研究紀要》1，1995，第124-135頁。

?出光美術館編《日本、東洋─陶磁の精華─コレクションの深まり》，出光美術館，2024，第13頁。?閻焰：《從“帖木爾”時代出現在撒馬爾罕附近的永樂青花看當地的窯事》，載中華文物學會編《明代生活美學論壇文集─中華文物學會四十周年紀念》，中華文物學會，2019；后收入同氏《洗磁錄：古代陶瓷論集》，文物出版社，2022，182-183頁。

本文刊發于《美術大觀》2024年12月

第121—1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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