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對于姜家來說，是對19年前那場噩夢的重新凝視。當曾某、呂某、王某三人手持器械翻墻入院，用暴力手段控制兩位老人時，他們撕碎了一個家庭平靜的生活。持續了18年的追索，在法庭上終于迎來對峙的時刻，而關于人販子何以如此猖獗的追問，也隨著庭審細節的披露愈發清晰。

2006年12月4日凌晨的魯西南某村，曾某、呂某、王某三人手持器械翻越圍墻，撬開姜家大門鎖具。面對驚醒的一對老人，犯罪分子使用暴力手段壓制反抗，強行擄走熟睡中的八個月大嬰兒，以28600元賣給買家。

這個嬰兒的名字叫姜甲儒。眼睜睜看著孩子被擄走的，則是他的祖父母。

上述事件，就是如今被我們所熟知的“12·3泰安入室搶嬰案”。

4月2日，山東泰安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了“山東入室搶嬰案”，四名被告人曾某、呂某、王某、袁某被控犯拐賣兒童罪。

看到媒體關于四名被告人庭審表現的報道，給人的感受只有兩個字：憤怒。

四個被告，無一人有哪怕一絲絲的懺悔，更談不上認罪。

曾某、王某、袁某當庭翻供，試圖以否認犯罪事實來逃避法律的制裁。曾某聲稱不認識呂某，也沒有實施入室搶走姜甲儒的行為，只承認賣孩子的事實；王某則否認自己參與預謀，聲稱只是后來才知道要搶小孩；袁某狡辯自己是被“利用”了，對搶孩子一事根本不知情。而呂某雖然對起訴內容無異議，但在供述中也試圖減輕自己的罪責。

四名被告人在庭上互相推諉、扯皮，甚至抖腿、瞪眼，態度極其傲慢。如此囂張的態度，是對法庭的藐視，更是對受害人家屬感情的再次傷害。

為什么曾某、王某、袁某當庭翻供？ 甚至做出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

從媒體報道及公開信息來看，三人都有前科。

曾某曾因犯盜竊罪，于2007年10月23日被泰安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并處罰金三萬元。2014年8月30日被假釋，2016年1月28日假釋考驗期滿。

呂某曾因犯盜竊罪被判刑。

王某曾因犯盜竊罪、強奸罪及脫逃罪被判刑，刑期累計最長，達23年。

可見，曾某、王某、袁某不是普通的人販子，而是典型的慣犯，長期游走在黑暗中，被多次處刑。

由此也不難理解，曾某、王某、袁某當初何以敢翻入他人家中，當著老人的面搶走孩子。

他們更形成了畸形的“犯罪理性”，清楚如何規避重罪認定。

姜甲儒直言，希望4個被告被判死刑，但曾某、王某、袁某或許認為，在現有法律體系下，他們罪不至死。

翻開刑法條文，根據《刑法》第二百四十條的規定，以出賣為目的，有拐騙、綁架、收買、販賣、接送、中轉兒童等行為之一的，應認定為拐賣兒童罪。四名被告人以出賣為目的，入室搶走8個月大的受害人姜甲儒，其行為完全符合拐賣兒童罪的構成要件。

第二百四十條規定，拐賣兒童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并處沒收財產：

- 拐賣兒童集團的首要分子；

- 拐賣兒童三人以上的；

- 奸淫被拐賣的婦女的；

- 誘騙、強迫被拐賣的婦女賣淫或者將被拐賣的婦女賣給他人迫使其賣淫的；

- 以出賣為目的，使用暴力、脅迫或者麻醉方法綁架兒童的；

- 以出賣為目的，偷盜嬰幼兒的；

- 造成被拐賣的兒童或者其親屬重傷、死亡或者其他嚴重后果的；

- 將兒童賣往境外的。

在本案中，被告人曾某、呂某、王某三人以出賣為目的，使用暴力、脅迫方法綁架兒童，符合上述第五項加重情節，法庭可據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曾某、呂某、王某三人持械翻墻進入姜甲儒家中，其行為已經嚴重侵犯了受害人的住宅安寧權，構成了非法侵入住宅罪。根據《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條的規定，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控方此次是以拐賣兒童罪起訴四人，為何沒有同時起訴其非法侵入住宅罪？這一點還有待后續庭審控方闡述。

曾某、呂某、王某雖然罪行累累，但之前罪行不是拐賣兒童，同時，他們也沒有造成被拐賣的兒童或者其親屬重傷、死亡。

這也許是幾人在庭上種種表現的“底氣”。他們仍存僥幸，認為其罪行不至于被判死刑。

針對拐賣兒童現象，公眾對人販子深惡痛絕，呼吁“一律死刑”的聲音很高，希望以此有效震懾犯罪。

也確有一批拐賣兒童的重犯被處以極刑。

比如，著名的“余華英案”。

1993年至2003年期間，余伙同他人共拐賣兒童17名。2024年10月25日，貴州省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對該案進行重審一審公開宣判，認定被告人余華英犯拐賣兒童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余華英不服，提出上訴。2024年12月19日，貴州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公開開庭審理余華英拐賣兒童上訴案，并于當日宣判。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并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準。

2025年2月28日，余華英被執行死刑。

但這是近16年來，法院首次對此類案件裁以死刑。更早一起，是2009年1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復核的兩起拐賣兒童犯罪死刑案件，拐賣兒童罪犯胡明華、蘇賓得于當天執行死刑。

從司法實踐來看，我國目前已很少有拐賣人口罪犯被判處死刑。如《法制博覽》雜志2018年4月刊發的文章指出，在中國裁判文書網等網站可獲取的200份拐賣兒童罪案例中，該罪在司法實踐中適用最多的刑罰仍然是有期徒刑。

對于人販子，我國對人販子判處死刑的態度是謹慎的，而非簡單的從重從快。全球范圍內，死刑的適用范圍在不斷縮小，許多國家已經廢除了死刑或者只在極少數嚴重犯罪中保留死刑。

。我國在保留死刑的基礎上堅持慎用死刑，嚴格限制死刑的適用范圍和條件，堅持罪刑相當原則，根據具體案件的犯罪情節、社會危害性等因素綜合考慮刑罰的適用，以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

回到“12·3泰安入室搶嬰案”。

媒體的各種報道，讓我們一窺這家人遭受的種種苦難。

爺爺姜玉金再沒從自責中走出。他總念叨“沒護好孩子”，整日煙不離手，五六年間抽空了后半生的希望。2013年寒冬，含恨離世。

案發后，奶奶（張淑琴）也陷入長期悲痛當中。她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在兒子媳婦面前抬不起頭，甚至與兒媳婦產生了隔閡，這十幾年的春節都是自己一個人過。

姜甲儒的父母喬守芬夫婦踏上了漫漫尋子路，輾轉全國各地尋找孩子。最近時與骨肉僅隔十公里。2024年1月，警方通過人臉識別技術找到姜甲儒，促成其與家人相認。此時，姜甲儒已經快18歲了。

有人曾對兒童拐賣事件心存僥幸，幻想被拐的孩子或許能進入一個“體面的家庭”，在“養父母”的照料下過上安穩的生活。

事實上，看似美好的圖景不過是自欺欺人的幻象。

姜甲儒被賣至濟寧某鄉鎮后，買家為禁錮他，自8歲起每夜用布條綁其手腳至12歲，活動范圍僅限院落，從未踏入正規學堂。自姜甲儒10歲起，就被強迫每日勞作超8小時。

2024年1月認親后，姜甲儒經歷兩個月的“認知震蕩期”，反復質問“為何被賣的是我”。長期封閉導致的社交恐懼，使他面對生人時全身顫抖。

因此，姜甲儒向四名被告索賠606萬元，其中300萬專用于其心理治療。

打拐是一場漫長的戰爭，終點不在認親現場，而在如何重建被拐賣的孩子、以及其親人被摧毀的心理。

大家可能聽過一個名詞——戰后心理綜合癥，又稱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主要表現為個體在經歷、目睹或遭遇一個或多個涉及自身或他人的實際死亡，或受到死亡的威脅，或嚴重的身體傷害后，所導致的個體延遲出現和持續存在的精神障礙。

姜甲儒以及他的家人，未來也可能會有類似的創傷。

那些深夜里突然驚醒的窒息感，那些在人群中突然僵直的顫抖，那些永遠定格在某個瞬間的舊照片……一切細碎的、無法被語言描述的傷痛，都在無聲地啃噬著他們的人生，也在提醒我們：當法庭宣判人販子刑期時，更需要宣判這個社會對待拐賣兒童現象的態度，是繼續用“活著就好”來稀釋痛苦，還是正視每個傷口的呼號。

確實，法律作為社會治理的工具，有其必然的局限性，難以徹底彌合受害者的創傷，也無法完全滿足公眾對“同態復仇”（即以等害交換為核心的報復原則，如《漢謨拉比法典》中“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古老法則）的樸素期待。

但人性深處對公平正義的渴求卻從未沉睡，人們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懲罰兇手。

這讓我想起了另一起公案。

2020年，2月12日，韓國電影《素媛案》原型趙斗順刑滿出獄返回安山市住所，引發韓國社會強烈震動。

2008年，56歲的他性侵致8歲女童終身殘疾，僅獲刑12年。

出獄后，趙斗順家地址曝光后，超百人圍堵小區，高呼“打死他”，與警方爆發多次沖突。有格斗選手直播揚言出千萬韓元“打殘他”。

世間長存的樸素公義，或許正是源于這樣的邏輯鏈條：法律的天平因程序正義而保持克制，社會就會自發以輿論施壓、民間警戒等多種方式，形成某種超越條文框架的社會懲戒，以此形成沖刷罪孽的民間凈化儀式，更是“天理昭彰終有報”信念的集體踐行。

假設，曾某、呂某、王某等最終逃脫了死刑，他們也會發現，社會輿論的永久譴責，已形成了一種超越物理懲戒的精神死刑。千夫所指的聲浪，就像一把烙鐵，將他們的罪行，刻進歷史的恥辱柱。

所以，此案的審判，不單單是對姜甲儒個人、以及他所在家庭的救濟，還要以全民參與的道德審判機制，讓法律無法觸及的灰色地帶始終閃爍著警示的紅燈，推動著整個社會向善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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