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松 哲學博士、理學（科學史） 博士，南方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人文科學中心教授，科學與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曾在北京師范大學哲學學院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研究所任教多年，在北京大學作博士后，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學和康奈爾大學作訪問學者。研究領域涉及科學哲學、科學社會學、環境哲學、科學社會史、科學人類學、科學傳播、科學與藝術研究等。近年出版專著有《哈佛的圖書館與博物館》、《科學史的起跳板》、《學妖與四姨太效應（增補版）》（與劉華杰合著）、《警惕科學（完整版）》、《稻香園隨筆》、《神靈世界的余韻——納西族傳統宇宙觀、自然觀、傳統技術及生存方式之變遷》等。

田松導讀

戈革先生是中國科學史的奇人趣人，才高氣盛，生不逢時，一生牢騷，肝腸寸斷。我在上課的時候，常常會不由自主地提到他，以及他的觀點。戈革先生是繞不過去的重鎮。我一共寫過兩篇專門記述他的文章。這一篇是在他生前所寫，他本人應該是看過的。我的故友郭小鍔也曾寫過一篇描寫戈革的文字，大約是發表在《北京青年報》上，戈革先生的評價是，我覺得那說的不是我。這個評價，應該是比較客氣的。而他對我的評價，我竟然不記得了。

▲ 戈革先生

2001年6月5日，戈革先生接受了丹麥女王馬格麗特二世授予的“丹麥國旗勛章”。這是戈革先生傾二十年之力獨自翻譯十一卷《尼耳斯·玻爾集》所應得的回報，是丹麥對于一位傳播本國優秀知識分子思想的外國人的真誠感謝。在此之前，曾有翻譯家葉君健先生因為翻譯安徒生而獲得了同樣的褒獎。

▲ 2001年6月，丹麥女王授予戈革教授“丹麥國旗騎士”勛章

安徒生和玻爾，是丹麥這樣一個小國為人類奉獻出的兩位文化巨匠；葉君健和戈革，是向中國介紹人類優秀思想的兩位翻譯大家。當然，就全世界來說，了解安徒生的人要遠遠多于知道玻爾的人；就中國而言，葉君健也遠遠比戈革有更高的知名度。這是他們各自所處的文化領域使然。相比之下，戈革先生的工作更為艱難，因為能夠翻譯玻爾的人同樣要遠遠少于能夠翻譯安徒生的人。當然，無論安徒生還是玻爾，無論葉君健還是戈革，他們對人類和中國的貢獻，是不可以妄論高下的。

然而，論高下排座次是中國文人的傳統，這個傳統至少從曹操青梅煮酒的時候就開始了。回顧二十世紀的科學文化巨人，頂尖的二位非愛因斯坦與玻爾莫屬。這二位的高下也一直在議論之中。顯然，愛因斯坦在公眾心中的名望要遠遠高于玻爾，因為愛因斯坦是位媒體上的英雄，家喻戶曉。但是在很多物理學家及科學哲學家心中，玻爾的影響絕不遜色，甚至要高出愛因斯坦。戈革先生認為，如果二十世紀沒有相對論，我們現在的生活不會有太大的改變。而如果沒有量子理論，我們現在的生存方式將完全改觀，至少電視和計算機都不會出現。關于愛因斯坦有很多神話，比如原子彈，在大眾傳媒的宣傳中，是來自愛因斯坦著名的質能公式E=MC2，甚至有說愛因斯坦后悔發現了這個公式。但實際上，愛因斯坦之推動原子彈不在于他科學上的工作，而在于他應西拉德之約在致羅斯福總統建議研制原子彈的信上簽了名。原子彈涉及到一系列物理和化學上的發現，在這個發現者名單中可以沒有愛因斯坦，而玻爾因其提出的原子核液滴模型不能不列入其中。至于E=MC2，如果不是愛因斯坦給出這個原理性的公式，別人也會從原子核物理和化學實驗中總結出類似的經驗公式。

戈革先生的這些議論遭到很多人的非議，典型的說法是“研究誰就說誰偉大”，潛臺詞是借著抬高研究對象而抬高自己。無庸諱言，這種說法相當準確地概括了一個普遍的現象。但是，其潛臺詞卻是從道德動機的角度進行批評。這種道德批評常常遮蔽了事實本身。實際上，一個學者熱愛自己的研究對象并不奇怪，因為他比別人了解得更多，了解得更深。即使有些過譽的評價也在情理之中。關鍵在于，這個評價是以什么做支撐的：是虛假的，還是真實的？是來自踏踏實實的學術工作，還是來自以訛傳訛的道聽途說？

一兩個具體的案例不足以說明兩位科學文化巨人誰更偉大，一定要讓他們分個高下也沒有太大的意義。但是，我還是愿意傾聽戈革先生的高論。因為戈革先生首先是位科學史家。他的評價是建立在結結實實科學史研究之上的。他的研究不是像許多學者那樣為了排座次而有了先行的主題，相反，他的論高下是他學術之余的議論和感慨。

戈革先生是位嚴謹的學者。戈革先生斥責國內許多妄論玻爾的人，從來沒有讀過玻爾的原著（包括中譯），就敢于夸夸其談。這使我對從前某些自以為是的言論感到汗顏。戈革先生自稱是全世界讀玻爾文章最多的人。因為玻爾集是許多專家編輯的，而玻爾的全部著作和文章的中文譯者卻只有他一位。并且，迄今為止，玻爾集只有中文譯本。所以戈革先生的自稱不是吹牛，只是事實的陳述。所有能讀到中文玻爾文章的人，都應該感謝戈革先生的工作。當然，戈革先生的翻譯不只限于玻爾。二十幾年來，戈革先生出版的譯著總字數已經達到1500萬，涉及到了二十世紀物理學發展史的方方面面。所以戈革先生完全有資格為二十世紀的物理英雄排座次論高下。

戈革先生是位古味十足的人。我與戈革先生交往已有三年，經常感到他應該生活在幾百年前。他以古時君子的標準要求自己，也要求別人。但是，在人心不古的今天，他的要求常使被要求的人覺得不近人情。而戈革先生之不肯隨意通融，不肯輕易從權，這使得他身邊的人越來越少。據說戈革先生在名片上自稱：“被孤立的科學史工作者”。其我行我素可見一斑。

戈革先生是一位個性鮮明的學者，這是他率真性情的自然表現。我在認識戈革先生之前對他的好罵人早有耳聞，又聽說他發文章常要求不得更改一字，而他的文章又過于有殺傷力，甚至在學術論文中，也常常要捎帶著嘲諷、斥責那些在他看來妄論學術的人。戈革先生之臧否人物，向來不留情面，很少有人能入得他的法眼。“不學無術”“無稽之談”“不入流的”等尖刻詞語不時現于筆端。我讀戈革先生之自選集《史情室文帚》，常常會為老先生的火氣而暗自發笑。能把科學史做出個性，實在令人驚嘆。當然，許多刊物都不能遵從戈革先生的要求，有時不僅要刪去火氣過大的詞語，甚至要刪去闡釋學術觀點的段落。這常常使戈革先生氣憤不已。

▲ 1988 年戈革攝于哥本哈根玻爾墓旁

作為一位古風十足的文人，戈革先生愛惜自己的文字，一字之立，旬日躊躇，豈容他人染指，尤其不能容忍那些國文、物理和科學史水平均遠不及己的編輯胡亂刪改。戈革先生一直有一個心愿，出版一部自選集，把被刪掉的文字再恢復過來。同時也是對自己一生學術的一個總結。1999年，戈革先生終于自費出版了《史情室文帚》，可是這心愿完成得很不圓滿。戈革先生再三要求校對包括圖片在內的全部文稿，但是出版社卻始終沒有交付圖片的清樣，自行開印并裝訂成書，圖片次序嚴重錯亂。這在要求不高的人來說，也許并不是一個不能容忍的錯誤。但是對于一個一生追求完美的人，則如梗在喉，如刺在背，羞于贈人。無奈，戈革先生在香港一家出版社把這部書重新出了一遍，并增添了幾篇文章。這次出版的費用來自他兄嫂的遺贈。可惜，港版的印刷又不夠清晰，我甚至懷疑出版商沒有出激光片，用硫酸紙制的版，這未免太不嚴肅了。曾有位老師對我說：學者以學問說話，文人以文章說話。信然。出自選集不啻為中國文人學者在洞房花燭金榜題名之外的第三件人生大事。然而戈革先生窮半生心血的文字竟然要兄嫂的遺贈才能這樣勉強出版，真是令人心酸。戈革先生命里多難，已經出版的十卷玻爾集先后換了幾家出版社，第十一卷至今還沒有落實，他一直盼望的能夠同時出齊全部十一卷玻爾集的出版社，更是渺無蹤影。至于他自己的文集，怕已經不能再出了吧？

戈革先生恪守君子的道德，在堅持自己的權利上不肯讓步。曾有電視臺準備請戈革先生出鏡。戈革先生認為：你占用了我的時間，利用了我的智慧，所以應該向我付費。這使得到處被寵的電視臺編導大感意外，覺得遇到了外星人。戈革先生也同樣尊重他人的權益，不管那人是誰。他曾專門給我打電話，問港版《史情室文帚》是否可以將我的一篇被他稱贊的文章收入作為附錄。這對我來說，當然是榮幸之致。戈革先生做翻譯，不但要求出版社購買書的版權，還要求出版社按照國際慣例逐一購買書中圖片的使用權。為此也與某些出版社有過糾紛。

說戈革先生古味十足，不只是因為他的性情，也因為他的才氣。戈革先生對于詩、書、畫、印等中國古文人曲不離口的技藝都有很深的功力。在《史情室文帚》中，有戈革先生贈送玻爾家夏屋的一幅畫，可見其詩、書、畫。戈革先生也曾認真地請我看一首詩，手抄，A4紙復印。可惜我不懂詩，不敢說不好，也不敢說好——言不由衷，是為阿諛，小人也，必為戈革先生所鄙夷。只將那頁詩稿好好收藏。同樣愛好古文人基本功的江曉原曾親口對我說，今人所寫的舊體詩，他最欣賞的是戈革先生。如今，戈革先生的舊體詩稿正在江曉原主持的網站“上海交大科學·歷史·文化頻道”上逐漸刊出。

▲ 2001年美國物理協會刊登的戈革相片

戈革先生酷愛治印，自稱平生刻石上萬。這又是一個事實的陳述。許多人都知道戈革先生曾給我寫了一封公開信。但其實我與戈革先生最早的往來是因為他的篆刻。當時我在一家行業報主持副刊，做文摘版時轉載了于光遠先生的文章《佛眼通》，佛眼通是某些大師給于老封的尊號，戈革先生便專為于老治了一方閑章“佛眼通”，也被我一同轉載了。我輾轉打聽到了戈革先生的地址，寄去了樣報和稿費，并附了一封表示仰慕的短信，只是信末署的是我做責任編輯用的筆名。戈革先生當然不知那人便是田松。后來也曾經見過于光遠先生在香港出版的一個短文集，百十個字的短文，每一篇都配有戈革先生特制的篆刻。

戈革先生最讓我震驚的是“金庸小說人物印譜”。金庸小說中的全部人物，幾乎所有人都有至少一方印，加上題名在內，共計一千五百余印。不但有“潭婆”，竟還有“小娟”，不但有“虛竹”“天山飄渺峰靈鷲宮主”，竟還有“夢郎”。一章一章地刻下來，歷時一年有余方大功告成，而此時老先生已年跨古稀。其印譜同樣令人驚嘆。戈革先生一共制作了三部原印印譜，用白卡紙逐一打好線格，將宣紙上的印章剪下，粘貼在格子里，下面用鋼筆寫上印文，有的還附有小注。比如，《天龍八部》中“慧凈”印旁注有一行小字：“他捉到一只‘冰蠶’”。有趣！整部印譜包括目錄在內，近四百頁。其工作量之大，非酷愛金庸者不得為。我與戈革先生初識之時，曾有心求印一二，但又不忍勞煩老先生，終究沒有開口。戈革先生去年因為工作過度，視網膜脫落，如今已經封刀。戈革之印不復加增矣！

最近，看到戈革先生自述治印逸事，方知錢鍾書先生的常用的幾枚名章，亦出自戈革之手。

作為一位北大及清華的物理專業畢業生，而有如此深厚的國學功底，不要說今天已經絕無僅有，就是在他的同輩中，也是鳳毛麟角。一個現代學者，骨子里是位古典文人。

在港版《史情室文帚》新增的幾篇文章中，便有《神童不一定像老頭——致田松先生的公開信》。時為1998年，我在《中華讀書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對傳媒上流行的關于量子思想源自中國古代思想的遐想進行了駁斥。文章引起了戈革先生的共鳴，他提出了一些補充例證，同時對我的幾句不恰當的話提出了批評。當時我在東北，有朋友看到了《中華讀書報》，特地打電話給我。我連忙找個網吧，拜讀我平生收到的第一封公開信，受寵若驚。當時我因為這篇文章受到了一點壓力，戈革先生的聲援讓我感到溫暖。按照中國古訓，禮尚往來，我應該以一封公開信回復先生。但若我們一老一少如此一唱一和，未免有互相吹捧之嫌，必為戈革先生所不喜。我連忙寫（不是敲）了一封回信，對老先生的信表示感謝，并承認我文中的隨意之語出自心中尚存的民族虛榮心，出自媚俗的心態。同時，對戈革先生指出的學術與愛國之關系，表示了進一步的贊同。

戈革先生在信中說：“不加分析地無限夸大和捏造中國古文化的‘偉大性’及其對西方文化的所謂‘影響’，這絕不能說是什么‘愛國主義’。因為這種荒謬作法只能引起國際正派學者和其他有識之士的鄙視和恥笑。那其實是自己打自己的臉，是一種‘害國主義’，哪里有什么‘愛國’之可言！只有當你艱苦不懈作出比他們更堅實的工作時，人家才會承認你，敬重你，那才真正能夠為國爭光，才是真正的愛國。”

戈革先生以他自己的工作，證明了他是一位高尚的愛國者。

以戈革先生之科學素養，人文素養，外語能力和中文能力，做科學文化之翻譯正得其所。戈革先生國文功底厚，既有精雕細刻之煉字，又有得心應手之揮灑，時有驚人之筆。這使得他的譯文也彌漫著濃郁的個性，呈現出獨特的文風。比如他翻譯某人對玻爾互補思想的評價，不是簡單地用“前所未有”，“史無前例”，而是用“未之前聞”。非以中文自傲者，不敢如此下筆；其不屑流俗亦可見一斑。

戈革先生因自信而固執。比如就Niels bohr之譯法，戈革先生再三強調，非“尼耳斯·玻爾”不可。前一個用“耳”，后一個用“爾”。而以時下的翻譯體例，大多取“爾”舍“耳”。因為“耳”字出現在人名中，確實也有些奇怪。戈革先生堅持耳爾并用，估計也要和出版社費很多口舌。戈革先生曾專文說明：這是王竹溪等物理界前輩當年編寫“物理學名詞”時制訂的體例，凡外文中的l，對應“耳”，外文中的r，對應“爾”。我雖然覺得這種堅持并不必要，但是為了表示對戈革先生及王竹溪等前輩的敬意，在我的博士論文中一律遵從了他們的體例。

今戈革先生年已八十，依然筆耕不輟，繼續著他所熱愛的事業。他不用電腦，所有的文稿都是一筆一畫地寫出來的。尤其讓我敬佩的是他還做以中文排序的索引。一個詞一個詞地逐頁翻檢，一本譯著，單是做索引便要用一個星期。翻譯之外，戈革先生還常常寫一些耐看的小文，談古論今，講一講中外逸事。當然，其中的火氣是免不了的。

2001年6月28日

北京稻香園

（原刊載于《中華讀書報》2004年4月14日，第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