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張學良十分健談，在面對采訪時也能始終保持清晰的頭腦，尤其是談及一些歷史人物時，他總是能夠給出一番精辟的評價。

在晚年，張學良接受采訪時曾多次談起馮玉祥，每次提及這位"倒戈將軍"時，他總是難掩憤懣。尤其是在1990年接受唐德剛采訪，談到馮玉祥時，他毫不猶疑地給出這樣一番評價：這個人專說假話，是差不多沒真話的人。他很殘忍，他殺人。我雖然打過仗，但是我這個人向來不做這種事。

而這番擲地有聲的評價背后，藏著民國兩大風云人物的恩怨糾葛，也折射出亂世中兩種截然不同的人格較量。

要說馮玉祥的殘忍，最典型的莫過于他對部下的嚴苛無情。1926年南口之戰后，西北軍將領馬廷勷見形勢不利，先后投靠張作霖和蔣介石。馮玉祥得知后勃然大怒，后來不僅將其活埋處決，還在全軍大會上當眾宣布："誰敢背叛我，馬廷勷就是下場！"

這種"只許州官放火"的雙標做法令人膽寒——他自己可以隨意倒戈上司，卻容不得部下半點異心。平日里對待部屬更是不留情面，韓復榘、宋哲元等舊部都挨過他的軍棍，就連高級將領犯錯也要當眾罰跪。

其暴戾作風讓張學良嗤之以鼻："我父親常說，帶兵要恩威并施，哪能像他這樣拿鞋底抽人屁股？"

說到馮玉祥的謊話連篇，最令人啼笑皆非的當屬"宮廷玉液"事件。吳佩孚五十大壽時，馮玉祥煞有介事地送上一壇"玉泉山圣水"，說得天花亂墜。誰知這不過是營地地窖里的普通井水，此事在北平軍政圈傳為笑柄。

更荒唐的是1924年將溥儀趕出紫禁城后，面對盜寶傳言，他竟召集全體雜役在故宮當眾高呼"馮將軍沒拿一針一線"，這種此地無銀的表演讓在場將領忍俊不禁。

而兩人最深的芥蒂始于1925年的郭松齡倒戈。當時馮玉祥抓住郭松齡對張作霖親日政策的不滿，暗中策動這位奉軍精銳反叛。七萬大軍直撲沈陽，逼得張作霖差點自焚，最終張學良不得不親手處決恩師。

這段血淋淋的往事成為少帥心中永遠的痛："郭教官待我如父如兄，要不是馮玉祥挑唆，何至于此？"1930年中原大戰時，馮玉祥又故技重施想拉攏張學良，卻吃了閉門羹——少帥寧可支持蔣介石，也不愿與這個"反復無常的小人"為伍。

馮玉祥的"善變"在西安事變中展現得淋漓盡致。當初力勸張學良兵諫的是他，事到臨頭消失無蹤的也是他。當張學良在臨潼華清池舉棋不定時，這位"智囊"早已躲得無影無蹤，留下少帥獨自面對各方壓力。

到了淞滬會戰期間，身為第三戰區司令的馮玉祥聽見空襲警報，竟慌不擇路摔進稻田，最后躲到百里外的張公洞"遙控指揮"。這種臨陣脫逃的表現，與張學良"不抵抗將軍"的罵名形成微妙對照，更讓少帥鄙夷："真打起仗來，還得靠實打實的硬骨頭。"

細究兩人差異，實為成長環境使然。張學良出身奉系豪門，自幼見慣了父親張作霖的江湖義氣，養成重情重義的性格。即便被蔣介石軟禁半世紀，他仍能說出"蔣先生待我不薄"這樣的話。

反觀馮玉祥，從底層士兵摸爬滾打上來，信奉"無毒不丈夫"的生存哲學。他可以把《圣經》倒背如流，轉身就能活埋叛將；白天高喊三民主義，夜里盤算如何倒戈。

這種極端分裂的人格，在亂世中或許能暫保周全，卻終究難逃眾叛親離——1948年黑海輪船失事時，這位"基督將軍"身邊竟無半個親信隨行。

歷史長河奔涌向前，當九旬高齡的張學良在夏威夷陽光下追憶往昔，馮玉祥的形象早已定格成民國相冊里的一頁殘卷。少帥那句"我做不出他做的事"，不僅是個人恩怨的了結，更是對那個爾虞我詐時代的最后審判。

兩種人格的碰撞，映照出軍閥混戰的荒誕與悲涼，也讓后人看清：在民族存亡的洪流中，唯有赤誠與擔當才能經得起時間沖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