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零年，部分“右派”給預了甄別，作為臨時代課教師招回邳縣工作，母親也是招回者之一。

次年，二哥的二個女兒和三哥的女兒知英也都師范畢業分配了工作。因近年天災頻發，國家和地方經濟非常困難，年底大批企業工人，教師被動員返回農村，母親又在遣返之列，四嫂和知美也因受丈夫的影響分別下放到徐州賈汪農村和丈夫老家陳樓左莊農村勞動。母親選擇回坊上老家，雖然坊上已無片瓦，家人都已離去。因為坊上在她記憶中生活要比睢寧好許多。

六一年一月五日，全家被安置在生產隊的場屋。深夜，我在寒風中降生。當日是小寒，正值臘月，奶奶幫母親在場上抱了許多麥草鋪在地上，母親痛苦地躺在上面呻吟。同樣被打成右派的堂妹被叫來，急忙去到村南找接生婆；不巧接生婆被鄰村一戶產婦家接走，堂妹又趕往相距二里的鄰村尋找，尋來后不久，我便順利降生?？諘绲膱鑫莺洚惓?，奶奶在旁邊點燃了日間撿拾的干枝和豆桔，為母親和孩子們燒水取暖。堂妹又跑到幾里外的官湖供銷社，哀求值班員購回二斤紅糖，為母親沖制糖水補充能量。由于食物饋乏，營養不良，以致多日母親無奶水喂食于我。直到多日后，父親得到音信從縣城帶了些食物，才緩解了當時的困境。

家鄉的生活環境早已物是人非，鄰里的相互幫襯也非往日的熱情，像推磨、烙煎餅這種主食的制作技能母親都需現學。因孩子小，奶奶又是小腳，母親白天隨社員集體勞動，三天二頭都要自己推磨，并趕在上工前將煎餅烙好。這種日子持續到一九六二年的秋天。當時父親已是縣文化館的館長，中國美術家協會和中國戲劇家協會的會員。出于對父親的關心，領導主動找父親，幫助將全家的戶口遷到運河鎮的鎮西三隊落戶，并給安排二間三十多平方米的政府公房，定居在大運河堤下。

那里共有三個小院二十多戶干部、職工家庭。我家位于三院中間，居有七戶人家，大家相處的都很融洽。各家孩子都很多，多則六七個，少則三四個，因而不同的年齡段都有自己的同學和伙伴。雖各家收入不盡相同但相差不大。各家有好吃的，都會分食給鄰家的孩子一點。夏天房中悶熱，晚飯各家都會將小桌搬到院中各自的門前，有時自家覺的有好吃的會主動撥給鄰桌一些品嘗。母親雖被劃為右派，但因有文化，又在運河做過小學教師，無論是鄰居還是生產隊的社員對她都很尊重。

在那個院中，父親的文化水平也是最高的。父輩們常會坐在院中聊些各自單位的趣事、時政之類的事；啦到歷史和文化方面父親談的較多，大家也都喜歡聽他侃侃而談。這種生活和氛圍延續到一九六六年的秋天，文革運動開始，父親被批斗。家中的書集和父親的手稿、書信之類的東西被紅衛兵搜搶一空。父親常常很晚才能回家。隨著運動的深入，不同組織的紅衛兵為了搶奪批斗人員，已等不及父親到單位了，有時天剛亮，父親還沒吃飯就被紅衛兵掛上牌子，帶上高高的花帽，用繩子牽著帶走了。其中有經常到我家來玩的哥哥的同學。奶奶由于驚嚇和對兒子的擔憂與牽掛一病不起。

母親也被管制起來，母親每次出門都要帶上用黑漆寫著“四類份子”的白布袖章。一年四季破帽遮顏，只為一葉障目。走在街上總沿著路邊，生怕招來麻煩和辱罵，忍受著勞累和人格的極端羞辱。為防我們處出惹事被人欺辱，常將我們鎖在屋中。鄰院的街道小組長，工作非常認真，每天天剛亮就準時叫門將準備好的掃帚交給母親，督促母親將三個院落全部打掃一遍。白天勞動風雨無阻，晚上被批斗，回家還要寫交代材料，使母親身心疲憊到了極致。在這種運動下，母親已無半點尊嚴。

年底父親被定為反革命，罪名是發表或公演的部分作品被定位毒草。父親被送往張樓鄉交由當地群眾看管和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