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4月2日，美國白宮發表聲明稱，美國總統特朗普當日宣布國家緊急狀態，以提高美國的競爭優勢，保護美國主權，并加強美國國家和經濟安全。

聲明稱，特朗普將對所有國家征收10%的“基準關稅”，該關稅將于美國東部時間4月5日凌晨0時01分生效。此外，特朗普將對美國貿易逆差最大的國家征收個性化的更高“對等關稅”，該關稅將于美國東部時間4月9日凌晨0時01分生效，所有其他國家將繼續遵守原有的10%關稅基準。聲明還稱，特朗普擁有“修改權限”，可以視情況提高或者降低關稅。

聲明表示，一些商品將不受“對等關稅”的約束，其中包括已經受第232條關稅約束的鋼鋁制品、汽車和汽車零部件、可能受未來第232條關稅約束的商品以及美國沒有的能源和其他某些礦物。此外，金條、銅、藥品、半導體和木材制品也不受“對等關稅”的約束。

聲明還表示，對于加拿大和墨西哥，符合《美墨加貿易協定》的商品將繼續獲得豁免。

特朗普宣布美國進入緊急狀態后開啟全球加征關稅的貿易戰，本質上是利用《國家緊急狀態法》賦予的行政特權，將經濟政策與國家安全捆綁，繞過國會制約并強化單邊行動能力。二者聯系的核心在于，通過“國家緊急狀態”這一憲法例外機制，特朗普政府得以快速、靈活地推進貿易保護主義議程，同時將關稅政策從常規經貿博弈升級為“國家主權與安全”層面的戰略行動。

為何特朗普宣布美國進入緊急狀態后，才向全球開啟加關稅貿易戰？

1. 首先，國家緊急狀態為關稅政策提供合法性依據。根據1976年《國家緊急狀態法》，總統在宣布緊急狀態后可激活130多項法定權力，包括凍結資產、限制貿易等。特朗普此次以“美國競爭力下滑”為由定義“緊急”，雖與傳統意義上的軍事沖突或公共危機無關，卻為征收關稅提供了法律框架，使其無需國會批準即可實施。例如，基準關稅和對貿易逆差大國的“對等關稅”均通過緊急狀態授權生效，時間點精確到4月5日和9日，顯示出行政權力的高度集中與高效執行。
2. 其次，緊急狀態機制成為規避政治阻力的工具。美國國會雖有權通過聯合決議終止緊急狀態，但歷史上鮮有成功案例。特朗普此前三次動用緊急狀態（如2019年挪用軍費建邊境墻），已積累繞過立法程序的經驗。此次關稅政策涉及全球多國，若通過常規立法流程可能面臨利益集團游說和國際壓力拖延，而緊急狀態直接賦予其“戰時速度”，壓制國內反對聲音，例如鋼鋁、汽車等豁免商品的劃定完全由行政權單方面決定。
3. 更深層看，二者共同服務于“經濟民族主義”戰略。特朗普將關稅與國家安全掛鉤，宣稱“保護美國主權”和“振興制造業”，實則通過制造貿易壁壘重塑全球產業鏈。例如，對汽車及零部件加征25%關稅雖打擊盟友，卻迫使車企回流美國，配合“買美國貨”政策。這種策略以緊急狀態為制度杠桿，將貿易逆差問題從經濟領域上升為“國家存亡”敘事，既迎合選民對產業回流的需求，又強化總統作為“危機管理者”的形象。
4. 然而，這一做法也暴露美國憲政體系的制度性漏洞。國家緊急狀態的設計初衷是應對突發危機，但特朗普將其工具化用于常態化政策，模糊了“非常狀態”與“日常治理”的界限。例如，1979年對伊朗的緊急狀態持續至今，成為制裁模板；而此次以競爭力為由征稅，則可能開創以經濟指標定義“緊急”的先例，未來總統或可借此擴展權力至數字監管、能源控制等領域。這種權力擴張不僅削弱國會制衡，更可能引發全球效仿，加劇單邊主義對多邊貿易體系的沖擊。

總之，特朗普通過緊急狀態啟動關稅戰，既是短期政治策略，也是長期制度變革的縮影。二者聯系的本質在于，將經濟政策與國家安全捆綁，利用法律灰色地帶實現行政集權，最終服務于“美國優先”的霸權邏輯。這一模式雖短期內強化了政策執行力，卻以破壞全球貿易規則和國內權力制衡為代價，其后果可能遠超關稅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