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30日，“民俗學、民間文學前沿學術暨《民俗研究》高質量發展”學術論壇在濟南舉行。與會學者圍繞民俗學與民間文學的學術前沿動態、學科建設與發展路徑進行研討，既體現了當代民俗學與民間文學研究者對現代語境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展的學理關切，也彰顯了學界在文化強國建設中的使命擔當。

以整體性視角關注生活世界

伴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以及新技術的更新迭代，民眾的生活方式發生變遷，當代民俗學從關注具體民俗事象轉向民眾日常生活的整體性研究。山東大學教授劉鐵梁提出，當代的民俗學研究應具備“生活傳承”視角。他認為，民俗學從日常生活來研究文化或文明傳承的視角與方法，代表了民俗學研究的基本目標——通過對普通人生活經歷的具體描述與敘事，認知和理解人的生存方式變化與文化傳承的歷史。他呼吁民俗學者超越對“俗”的靜態記錄，轉而關注“民”如何在生活世界中動態地再創造文化意義。

在社會急劇變遷的當下，我們的民俗文化和民俗研究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毛巧暉認為，我們應運用多種現代手段記錄、研究現代化過程中民俗文化的變遷。以深度田野訪談的方式，獲得第一手田野資料，形成從實證出發的田野研究。同時，應從多種角度梳理中國民俗及學術史的歷史面貌，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方式，由外及內地為民俗學本體理論提供新的認知和思考，如應用民俗學、比較民俗學、文藝民俗學、藝術民俗學、非物質文化遺產學等。此外，也要關注民俗藝術與當代社會發展的關系，以構建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為目標，為民俗學研究注入新的生機和活力。

我國的農業文明滋養了中國人的民俗生活，并形成自己的民俗觀念與民俗學傳統。北京師范大學社會學院教授蕭放認為，討論中國民俗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要立足我們的文化根基與風俗傳統，在對中國民眾生活進行充分研究的基礎上，建構自主知識體系。它的核心內涵是對人民文化的認知與研究。中國民俗學關注的是中國民眾日常生活，以整體性視角關注生活世界是中國民俗學重要的學術傳統。此外，還要觀照中國民俗學的實踐品格和創新性品格。中國民俗學的實踐品格，是基于中國本土民俗的認知和對于社會服務與規范的實用追求；而日常生活流動與更新決定了中國民俗學必須具有創新性，且隨時代變化不斷提出新命題。

在劇烈變化的當代社會，民俗學的傳統研究對象也發生變化，現代社會的“民”與“俗”已無法被簡單定義為穩定或流動、傳統或現代。中山大學旅游休閑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孫九霞認為，中國民俗學研究者的學科認同，恰恰應從“民”的多樣性和“俗”的超越性中找尋，民俗研究需多層面深化：批判性反思“傳統”的建構性，警惕將民俗本質化為“文化遺產”，而忽視其動態協商過程；關注邊緣群體生活，防止空心化鄉村老人、城市底層群體的民俗實踐被主流敘事遮蔽；秉持技術倫理與文化多樣性，數字技術既可能促進文化傳承，也可能加劇同質化危機。通過融合經典理論與當代議題，民俗學在流動的現代性中尋找文化的韌性。山東大學教授葉濤建議，應總結中國民俗學學術成果，借鑒世界各國民俗學學科建設的經驗與教訓，培養掌握本學科基本知識與基本技能的人才。

從“大文學觀”視角

審視定位民間文學

傳統民間文學以“口頭性”為核心特征，但數字時代的技術變革與社會變遷促使研究者突破固有框架。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副所長安德明提出，要以“大文學觀”重新定位民間文學，主張其與作家文學共同構成民族文學傳統的“雙翼”，打破長期邊緣化的學科地位。他強調，民間文學需在跨學科對話中探索與作家文學的互動機制，并增強對社會文化變遷的適應性。

溫州大學教授黃濤進一步提出，隨著識字率提升與媒介技術發展，民間文學的創作與傳播已轉向文字、網絡及多媒體形式，需重新定義其邊界與特征，以容納社交媒體時代的文化實踐。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楊利慧以神話學為例，強調民間文學的動態性。她認為，神話并非靜態文本，而是通過影視、游戲等現代媒介實現不斷重構，其功能從解釋宇宙起源轉向滿足現代人的精神需求。這一視角為傳說、民謠等研究提供了方法論啟示，即從文本分析轉向過程研究，從單一學科考據轉向跨媒介、跨文化比較。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朝戈金提出，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主體多為口頭傳統，其豐富性為研究文學的內外部規律提供了鮮活案例。此外，在數字時代，口頭文學呈現新的特征，媒體技術使民間文學的演述突破時空限制，音頻、視頻與文字共同構成新的傳播生態。這種變遷既帶來機遇，也引發挑戰，如何在新形勢下推進民間文學研究，成為亟待探索的課題。

以理論與實踐

回應民俗文化的現代轉型

民俗在傳統性與現代性之間保持著張力，為考察文化的創造性與流動性提供了很好的切入視角。中國人民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所長趙旭東在非傳統文化視域下探討了文化轉型。他認為，現代性推動了文化的非傳統化，表現為傳統形式向非傳統形式的創造性轉化。非傳統文化具有動態性、碎片化和流動性，與傳統文化的固定性、靜力學特征形成鮮明對比。他強調，民俗文化在文化轉型過程中展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和多樣性，其發展并非線性，而是不斷適應新的社會需求。理解文化的流動性，是把握文化轉型的關鍵。

中山大學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教授宋俊華從民間戲劇中透視傳統文化的遺產化與現代化間的張力。他注意到，在傳統與現代互嵌社區或語境中，民間戲劇徜徉于傳統與現代生活之間，以二者混搭風格呈現。通過甘肅會寧秦腔藝術團、潮汕地區英歌舞等案例，他揭示了民間戲劇發展過程中遺產化與現代化的對立統一關系，強調二者相輔相成，共同推動著民間戲劇發展。

非遺傳承保護與中華文化符號的形塑是國家文化建設的重要戰略性任務。云南師范大學原副校長安學斌認為，非遺作為中華文化符號構建的基礎，具有促進系統化發展及增強具象性等作用，而中華文化符號則對非遺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起到提升與推動作用。他提出，要深化非遺的符號化、重構再造、意義認知與價值挖掘，加強教育與研究，完善傳承傳播體系，促進非遺與中華文化符號的深度融合與創新發展，以提升中華文化影響力和感召力，推動文化強國建設。

在文化強國建設中，民俗學界有著強烈的使命擔當。《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副主編黃龍光建議，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應以公共民俗學為實踐路徑，通過跨時空、跨民族、跨主體的公共性特征，整合政府、學界、商界等多方力量，挖掘各民族共享民俗資源，推動知識生產、話語轉化與理論創新。具體實踐包括加強非遺保護與本土教育，開展民俗生活節等公共交流活動，促進文化認同與社會融合，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文化凝聚力。

論壇由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主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