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望著窗外的雨，想起二十年前那個在田埂上寫作文的小女孩。她一定想不到，長大后最擅長的“寫作”，竟是一遍遍修改簡歷，把“期望薪資”從7000元改成4000元，再改成“面議”。

配圖 | 《理想之城》劇照

上學時，老師曾讓我們寫下自己的理想。我握緊鉛筆，歪歪扭扭地在作文本上寫道：“我長大了要當作家！”

二十多年過去，我確實在“寫作”——只不過筆下流淌的，是失業的苦澀、現實的荒誕，以及一個農村女孩在城市夾縫中求生的十年。

2015年，我畢業于一所師范院校，專業是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非師范方向）。入學時，我曾天真地以為這個專業“前途無量”——既能從事化學研究，又能涉足生物科技。

然而四年過去，我和同學們都逐漸意識到，化學和生物方向的工作與我們基本無緣。這些工作對專業的要求并不寬松，只有分析化學，生物工程這類專業才是對口的。

畢業前夕，學校組織我們去化工廠參觀。那是一個陰沉的早晨，廠區的煙囪噴著黑煙，管道蜿蜒如巨蟒，空氣里彌漫著刺鼻的硫磺味。班里的女生們縮在隊伍末尾，竊竊私語：“這地方能待一輩子嗎？”

我捏緊衣角，想起父親在田間佝僂的背影——他總說“讀書能跳出農門”，可眼前的場景卻讓我懷疑：這道“門”外，是否只是另一座牢籠？

盡管滿心抗拒，最后我還是硬著頭皮參加了化工廠的面試，結果落選了。后來聽說，被錄取的同學中，有人操作失誤，生生打斷了老師傅的胳膊。這件事讓我對當初的落選有一絲慶幸。

大學四年，我們學的是晦澀的分子式、冗長的實驗報告，卻從未摸過真正的生產線設備。所謂的“專業知識”，在轟鳴的機器面前，脆弱得像一張草稿紙。

畢業后，我急需一份包吃住的工作——農村老家不可能給我經濟支持。

當年考上大學時，母親曾冷著臉說：“丫頭讀書有什么用？早晚是別人家的。”弟弟蹲在門檻上啃西瓜，汁水順著下巴滴到地上。那晚，我躲在田埂邊哭了很久，發誓要靠自己“白手起家”。

經過多次面試，最終，我入職了一家電話銷售公司，月薪1700元，包午餐和宿舍。

十多人擠在一間辦公室，此起彼伏的“您好，需要貸款嗎？”的聲音像一群饑餓的蟬在嘶鳴。我每天打200通電話，喉嚨腫痛，但業績墊底。主管路過我的工位時，總會重重嘆氣——我知道，他希望我主動辭職。

公司的發薪日是次月15日，在此之前的45天，是我人生最漫長的寒冬。

為了省錢，我早上啃一個小包子，中午咽下公司食堂發黑的炒白菜，晚上餓得胃疼，就灌一肚子自來水。然而，我的身體扛不住這樣的摧殘，我必須在發薪之前，賺到一點改善伙食的錢。

我從同學那兒賒來一批圍巾，蹲在燈光昏暗的地下通道擺攤。寒風像刀子般割著臉，我裹緊褪色的棉襖，盯著匆匆走過的行人，喉嚨里反復吞咽著：“25元一條，看一看勒瞧一瞧。”

第四天晚上，一個妝容精致的女人停下腳步。她捏了捏圍巾，遞來一張百元鈔票。我對著通道頂的節能燈照了又照——水印模糊，金屬線若隱若現。正猶豫時，女人不耐煩地催促：“找錢啊！磨蹭什么？”我咬咬牙，拼湊著把兜里所有的零錢找給了她。等她走遠后，我才發現那張鈔票是假的。

那一刻，我渾身冰涼。100元，是我賣了四天圍巾的全部收入，是下個月的公交費，是好幾天的伙食費。我攥著假鈔蹲在墻角，眼淚砸在水泥地上，濺起細小的灰塵。

猶豫再三，我假裝去夜市攤買東西，我強裝鎮定地把錢遞給老板，她看了看，摸了摸，然后又遞給她老公過眼，最后把錢退給我，他們鄙夷的眼神讓我落荒而逃。

回到宿舍，我發瘋似的撕碎假鈔，碎片像雪片般飄進垃圾桶。

假鈔事件之后我便不再去擺攤，把圍巾還給了同學，每天下班回宿舍就拉下蚊帳（這是唯一的個人空間）縮在床角看韓劇，跟著劇情流眼淚。

一個月后，我從這家公司離職了，我一個月只有幾百元的銷售額，還不夠老板支付我的工資，想來自己走總比被辭退好。

新一輪投簡歷、面試后，我入職了一家工廠的文員崗位，工作很清閑，每天給領導泡泡茶，然后點下庫存，或者錄一些數據，兼職做一下人事招聘，考勤。

我很感恩這份工作的領導和老板，因為初入職場的我并沒有給公司創造相應的價值，但是公司還是收留了我。

三個月后，工廠因環保問題被迫搬遷。

離職那天，朱廠長開車送我去車站。破舊的桑塔納里，他忽然說：“小劉，你該去大城市闖闖。”我捏著裝著三個月工資的信封，鼻子一酸——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職場的溫度。

身上有錢，我便也不急了，我租了房子住下，開始認認真真地找工作。

2016年，我通過三輪面試，成為某連鎖披薩店的值班經理。

母親得知后，在電話里冷笑：“供你讀大學，結果去端盤子？不如去學跳喪鼓（農村辦白事會請婦女跳舞打鼓哭靈），隔壁王嬸跳一場能掙三百！”

她總在算賬：四年大學花了十萬，若打工四年至少能存八萬，“里外里虧了十八萬！”

我心里知道我的表現確實不爭氣，畢業后這幾年，我在家人面前是沒有自尊的，即使不被他們認可，我依然珍惜這份來之不易的工作。

剛入職時，我被安排在長沙外派培訓。雖然住了進月租600元的棺材房——7平米，一張木板床占去大半空間，梅雨季節墻皮簌簌掉渣，樓下燒烤店的油煙也飄進窗戶，然而，每天清晨穿上制服時，我都覺得自己是“白領”：排班表、進貨單、營業額核算……這些瑣碎的工作讓我第一次觸摸到“職業”的輪廓。

外派結束后，我的月薪從5000元驟降到3300元。為了省錢，我每天步行二十分鐘上班，午餐都是低價的麻辣燙。母親仍在電話里念叨：“你表姐在深圳做美容，過年回來給你姨媽買的金項鏈金手鐲！”

我內心的防線還是崩潰了，我迫切地想掙錢，想和我的同學一樣，月入過萬。更主要的是想向家里人證明自己，證明上大學不是浪費錢。

我偶然聽說設計師薪資很可觀，決定報班學習。我對設計行業一無所知，但是只要工資高，那就努力拼一把吧。

2018年，我帶著全部存款兩萬元，聽信招生老師信誓旦旦的“學完保底月薪八千！”，報名廣州某培訓機構的平面設計班，親手開啟了我人生的一段噩夢。

我白天上課，晚上在和兩個女孩合租的城中村隔斷間里，伴著墻上霉斑蜿蜒如地圖，用二手電腦練PS到凌晨三點。結課時，老師夸我的作品“很有靈氣”。

我信心滿滿地開始投簡歷，這才發現，企業要的是能獨立設計電商首頁、會C4D建模的“全才”，而我連基本的圖層蒙版都用不利索。耗光積蓄后，我收到一家小公司的offer，月薪5500元。

老板丟給我一堆產品圖：“把背景換成星空，要夢幻點。”我手忙腳亂折騰三小時，他卻皺眉：“你這星空像潑了墨水。”試用期最后一天，主管對我進行了約談，希望我能自己辭職。我強忍著淚水，搬離了辦公室。

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被辭退，此時我還在經歷失戀。那天，我蹲在珠江邊哭了很久，江面倒映著CBD的霓虹，游輪上傳來游客的笑聲。我想起當初拿到大學錄取通知書的時候是多么的喜悅以為自己會有光明的前途，想起大四那年，室友們躺在宿舍暢想未來，我心底暗自發誓：“我要創業當老板！”而如今，我被現實無情地碾壓，正應了曹雪芹那句“心比天高，命比紙薄”。

我有了輕生的想法，我走向了三十層的樓頂，在天臺的邊緣，內心翻江倒海，腦中思緒萬千。

只要輕輕一躍，所有的痛苦就結束了。我是個一無所有的人，我曾以為父母多么的愛我，后面才知道，爸媽一直嫌棄我是女兒，所以一直“追”兒子，因此我有一個小我十多歲的弟弟。我曾以為男朋友是我此生的依靠，但我們終究分手了，他有了新的感情，對我的哭泣和吶喊，視而不見。我曾以為自己經歷了高中三年的拼搏換來的大學生身份會讓我走向人生的坦途，不想畢業之后，如此狼狽。淚水奪眶而出，真正體會什么是心如刀絞，撕心裂肺，肝腸寸斷！

那一天我想了很多很多，就在縱身一躍的前一刻，我忽然意識到自己既然連死都不怕，還怕什么？既然如此那就放開手腳去干吧，看看這輩子還會發生什么故事。

我強忍著頭皮投簡歷、面試，終于再次拿到了一份美工的offer，月薪5500元。我有一絲竊喜，更多的是忐忑不安，擔心自己速成的技術無法勝任這份工作。

試用期的三個月里，我每天都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狀態。只要同事在一起聊天，我就總覺得他們在議論我能力不行。老板喊我進辦公室，心里就七上八下，感覺自己又要被辭退了。

我第一次感到上班是如此的痛苦，試用期結束后，我主動提了離職。老板人很好，我自己能力不足，我不想拖公司后腿，我也害怕再次被辭退，自己走，給自己一個面子吧。

2019年，我26歲，經歷了生活的低谷，工作不順，感情失敗，最落魄的時候和一個17歲的小女孩合租在城中村的一間單間，破舊不堪的房子里除了一張舊床墊什么也沒有。

當我在生活的漩渦里打滾時，家里給介紹了一個對象，彩禮十萬。我媽媽的原話是：“你工作這幾年存了多少錢，十萬彩禮，你要奮斗多久，你現在知道賺錢多不容易吧”。

如果是在以前，我絕對會反駁她，會豪氣地說，我不結婚，我想自由戀愛。而此時，我的生活一團亂麻，為了活著，我決定走入婚姻。

婚后，老公支付房租，我的經濟壓力緩解不少。

我終于松了口氣，開始環顧四周，這才發現大學時期的同學有十來位考取了教師編制。

如果是以前，我肯定是不羨慕的，但是兜兜轉轉，我已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無奈，我不求大富大貴，有份安安穩穩的工作此生足矣。于是，我隨便找了份輕松的工作，邊工作邊考教師資格證，想著再考個教師編制，不管工資多少，不失業就好了。

2020年，我進入一所民辦高中教化學。校園嶄新得讓人心慌，地面光可鑒人，空調無聲吐著冷氣。我縮在教師宿舍的角落，把唯一一套西裝熨了又熨——它是我在批發市場花180元買的，肩膀總是不合身地耷拉著。

第一堂課，我穿著它走進教室。學生們抬頭瞥了一眼。“老師，你口紅涂歪了。”

當時由學生登記每節課老師有無遲到，對老師是否滿意，每個月制成問卷記錄下這些評分。某次課后，班長遞來評分表，我的“形象分”是全組最低。同事勸我：“學生就愛看臉，你買幾件時髦衣服吧。”

這所學校收取高昂學費，偏袒學生貶低老師，甚至為了讓學生成績過得去而自己命題，降低試卷難度。為了保證學生的學習感受，學生會對老師進行全方位的打分，分數直接和老師的去留待遇掛鉤。他們也不稱呼老師為老師，而是直呼我們的名字，甚至取諢名進行嘲笑。除了教學，老師還要在課間給學生取快遞，時不時買些零食奶茶討好學生。所以，這個角色更多的身份不是老師，而是服務員，是保姆。甚至校長開會也曾說道，要我們給學生小恩小惠，拉近師生關系。

我漸漸意識到，私立高中并不適合我這個農村來的孩子。我相貌普通，從小家境較差，不懂穿搭，也不會化妝，總感覺自己的外形比較土氣，和美麗的校園格格不入，學生因此看低我，甚至欺負我。

一次，一個轉班的女生在課堂上玩水槍，引得整個課堂秩序大亂，我拿出嚴厲的態度，對學生給予了制止和教育。女生用惡狠狠的眼神看著我，言語里滿是不屑和對抗，并且從此再也不來上我的課。期末結束的那一天，學校對我進行了解聘，因為曠課的學生投訴了我。

我本本分分兢兢業業，多次利用課余時間給學生無償補習，因為一個課堂違紀的學生投訴了我，所以我這個老師丟了工作？既然如此，這份工作于我而言也沒有什么可留戀的了。我收拾了所有東西，離開了這所充滿嬉笑打鬧聲的象牙塔。

離職后，學校原本承諾的離職補償，一分錢也沒有給我，我申請了失業金，但被駁回了，因為“主動離職不符合領取條件”。

我曾以為工作是港灣，可工作給我的卻是無邊的迷茫。

我陸陸續續也參加了一些教師招聘和事業單位的考試，因為專業不對口，只能報考競爭極大的三不限崗位。所謂“三不限”，即公務員和事業單位考試中不限專業、不限學歷（大專以上）、不限戶籍的崗位。我第一次看到“條件寬松”時欣喜若狂，以為這是命運拋來的橄欖枝，后來才發現那是一座更加狹窄的獨木橋。在這條賽道上，我再次淪為陪跑。

同學群里，考上公務員的曬著公積金截圖，當老師的吐槽學生難管，開寵物店的炫耀新買的寶馬。而我縮在出租屋里，漫無目的地刷著招聘軟件：客服、平面設計、文員、老師……

我望著窗外的雨，想起二十年前那個在田埂上寫作文的小女孩。她一定想不到，長大后最擅長的“寫作”，竟是一遍遍修改簡歷，把“期望薪資”從7000元改成4000元，再改成“面議”。

編輯 | 三三 實習 | 思宇

黑色眼睛

掌心的繭不是老去的證據，是與命運角力時留下的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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