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建制：民國時期教育學科制度化研究》系探究中國教育學科如何在現代大學建制并實現其制度化的學科史研究。全書從“教育學”類目在中國圖書分類系統中的變遷、教育學科在高等教育體系中的制度化過程，以及大學附設教育研究機構的設置歷程三個維度，考證歷史事實，抓取教育學科建制之初及其發展過程的歷史邏輯，勾畫制度化的大節奏；通過個案，描寫不同時期大節奏中的小側面。以此呈現教育學科在中國的建制因由、過程、附著其中的歷史問題。

推進民國時期教育學科制度化研究的可能

及本書的主要內容

近些年來，晚清民國知識與制度轉型的相關研究涉及傳統學術與現代學科、中西新舊互掣下的制度移植與轉型、知識輸入與思想觀念變遷等課題，學界深入探究了中外沖突融合的大背景下知識與制度體系沿革、移植、變更、調適等諸多問題。并強調，與其追求表面的井然有序、架構完整、全面界說，不如在基本的取向之下，先從具體的史實重建與問題發掘入手，隨著研究的深入和擴展，逐步展現研究對象本身所具有的內在聯系。對于處于知識與制度轉型大背景中的教育學科制度來說，其“歷史現場”就是順著歷史發展看從清末到民國教育學科的制度建構是如何從無到有地產生和轉型的，到底有哪些因素影響和決定了教育學科制度化的方式和走向。要回答這些問題，均有賴于具體的研究。

教育學科制度史的相關研究，不能完全憑政治史擺布，也不能脫離時代背景將歷史人物木偶化，以制度條文的羅列來替代生動而充滿張力的歷史進程。條文的羅列本身不能提供歷史解釋，教育學科制度的研究理應回到“歷史現場”。與制度相關的研究，很難排除政治的影響。尤其是在政治大動蕩時代，從預備立憲到民國肇建，到袁世凱復辟帝制、軍閥混戰，你方唱罷我登場；政治思想領域，新學舊學之爭、維新復古之爭、改良與革命之爭，后浪推著前浪；大學中政潮與學潮纏繞，歷史人物身份復雜多變，出身某地、畢業于某校、留學于某國，身為某科專家、某黨黨員……社會上存在各種矛盾，每個歷史人物身上也存在各種矛盾。凡是制度的改革與變動，都很難用單一的政治或理論的視角解釋，必然源于多重復雜因素的交織。厘清各個時期外來的教育學科制度在中國移植與轉型過程中的人事脈絡和利益關系，是本研究的基礎和重點。

歷史資料是本研究開展的基礎。隨著近年來各類數據庫的建設，史料的獲取較前大為便利，按照某一關鍵詞檢索，可以在較短時間內獲取大量字面相關的文獻資料，史料搜集及信息提取的效率隨之大幅提高。相關史料的檢出，是梳理基本史實必不可少的一步，為進一步的研究提供了資料線索，奠定了文獻基礎。與教育學科制度化問題相關聯的歷史資料，涉及不同歷史主體。目前，全國教育會聯合會的歷屆會議記錄保存了關于教育系科設置的論爭；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的檔案中保存了相關制度出臺前后的函電、會議過程記錄；各大學各個歷史時期的教育系科的規章、課程設置、人事變動等資料可由各校的校辦刊物等佐證；學術界圍繞大學教育系科、中等教育師資培養的論爭、教育系科所處的學術氛圍等歷史問題，在《大公報》《申報》《教育雜志》《獨立評論》等報章雜志中有所體現。與教育學科制度變遷直接相關的歷史人物蔣夢麟、陳寶泉、李建勛、李蒸、莊澤宣等皆有回憶性資料、文集等留存。歷史資料數據庫所提供的便利，使本研究有可能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挖掘新的史料，推進歷史認識。

陳寶泉

本書以民國時期教育學科在中國的制度化過程為研究對象，具體分教育學科在中國圖書分類系統中的制度化、教育學科在高等教育體系中的制度化及教育學科在研究機構中的制度化三個維度進行把握。

第一部分，“教育學”類目在中國圖書分類法中的變遷。教育學科在中國圖書分類系統的變遷是一個線性的過程，類別知識的變革是表象，變革的背后乃是學術轉型。故對這部分的考察著眼于在近代知識與制度轉型的大背景下，不同時代的學人如何看待與安置教育學科。“教育”及“教育學”進入圖書分類系統早于進入高等教育系統。這一部分內容主要基于“類別知識觀點的改革往往是學術視角轉變的一種折射”的考慮，以19世紀末的西方近代學科分類體系及知識系統的引介、中西學書目表以及期刊欄目名稱，20世紀初的中國圖書分類法、各圖書館的圖書目錄為研究對象，考察“教育”、“教育學”及“教育科學”類目下轄范圍的變遷。

“杜威十進制分類法”

第二部分，教育學科在高等教育體系中的制度化。教育學科在高等教育體系中的地位，一直與師資培養尤其是中等教育師資培養緊密結合。教育學科在高等教育體系中的制度化過程，背后是日本與歐美各國不同中等教育師資培養制度類型的角力。在高師制度下，中等教育師資由高等師范學校培養，教育學科是高師所有學科的通習課。世界范圍內，因中等教育年限延長，對中等教育師資水平的要求隨之提升。19世紀中期之后，歐美各國都有“教育學侵入大學之運動”。歐美各大學設置教育學科，與大學其他各學科聯合培養中等教育師資，一邊培養科學研究實力，一邊努力于教育活動的研究。教育學科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進入高等師范學校和大學的。本書以教育學科進入大學之前、之時、之后為標準，設置時間的縱向線索，以1922年、1928年為時間節點；以不同歷史時期（選科制實行前后）學科職業制度化、學習與訓練的制度化為橫向線索；以個案為研究載體，用制度分析方法綜合考量不同歷史時期教育學科在高等教育體系中的制度化問題。

1915—1922年，教育學科進入高等師范學校。北高師設置教育專攻科及教育研究科，武昌高師設置教育補修科、教育專修科，南高師設置教育專修科，三所高師所設的專門的教育科，制度上并不統一，內容上各有描摹對象。教育專攻科、教育專修科及教育研究科在高師制度下各有所據地設置，在課程設置上，南高師教育專修科及北高師教育研究科已傾向于模仿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的課程內容。1922年學制實際上廢止了高等師范制度，而將培養中等教育師資的責任歸之大學。制度層面，仿照美國綜合大學設師范學院（teachers college）制度，以教育學為專門學科，在大學中設置教育學院或教育學系。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東南大學等綜合大學最先開始設置教育學系。教育學科由此進入大學。

1922—1928年，各大學成立教育學系。教育學科進入大學之后，圍繞中等教育師資培養的制度、大學教育學系的培養目標、大學教育學系的課程等問題的論爭此起彼伏，未有定論。由此，教育學科在高等教育體系中的制度化問題亦有中國特殊的時代底色。1928—1937年，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對大學教育學科組織規章及課程內容進行規范。教育部確立以基礎知識作為制定大學課程標準的政策后，對各大學教育學系課程進行了“整理”，試圖完成教育學系課程訓練的制度化。全面抗戰爆發后，1939年教育部公布“教育學系必修及選修科目表”，實現了課程訓練的制度化。陳立夫主政教育部期間，主張綜合大學附設師范學院，教育學系為師范學院的核心學系；1946年朱家驊重新擔任教育部長后，撤銷大學附設師范學院，師范學院的教育學系恢復為教育學院或教育學系。

第三部分，未完成的教育學研究機構制度化。相較于其他學科的研究機構，民國時期教育研究機構的設立有其特殊的歷史境遇。全國范圍內的教育學研究機構始終未設立，而主要由大學設立教育研究所代之，且各大學教育研究所面臨設立、發展及停辦等各種問題。比照華勒斯坦所分析的學科制度化的途徑，可以說全國范圍的教育機構的制度化在民國時期并未實現，教育研究的制度化主要由大學附設教育研究所來體現。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從縱向上看，涉及大學附設教育研究機構的歷史分期問題；從橫向上看，涉及不同時期教育研究機構所面臨的時代問題，如國民政府教育部的“整理”與大學管理者及師生的矛盾，教育學者與非教育學者就教育學研究機構的論爭等，從中折射出國民政府對教育學研究及教育研究機構的態度，亦多方位展現了民國時期教育研究機構的步履維艱。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國立北平師范大學教育研究機構從創辦到停辦，穿插著教育學者與其他學者的爭論，充滿了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與師大校長、學者的角力，充分體現了教育學科發展的內在要求與外在政治、文化、經濟條件的矛盾，是研究中國教育學科制度化問題極好的切入點。

本書在論述以上三個維度的問題時，力圖在史料基礎上回到“歷史現場”，闡明教育學科建制之初及其發展過程的歷史邏輯，把握民國時期教育學科制度化過程的大節奏；通過分析各高等師范學校教育專科、國立北京大學教育學系、國立北平師范大學教育研究所等個案，呈現不同時期大節奏中的小側面，以獲得更為豐富生動的體認。希望通過這樣的努力，能夠較為系統地對教育學科在中國的建制因由、過程及其中的歷史問題有所交代，能夠理解和解釋當下教育學科制度的現實和面臨的困境，能夠在“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提供教育學科制度發展的方向。

摘自本書緒論

何以建制：民國時期教育學科制度化研究

張小麗 著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25年3月出版

作者簡介

張小麗，1982年生，山東青島人。教育學博士。現為山西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教育史、教育學科史研究。代表性著作有《清末中國教育學的發展狀態研究》，圍繞中國教育學科史主題在《教育研究》《教育學報》等期刊發表論文20余篇，主持教育科學規劃課題2項。研究成果獲得第七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三等獎、山西省第十次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三等獎等獎項。

目錄

緒論
一　國內外相關研究梳理
二　推進民國時期教育學科制度化研究的可能
三　本書主要內容

第一章　教育學科知識版圖的形塑：20世紀上半葉教育學科在中國圖書分類法中的變遷
一　新學書目中的“學制”、“學校”與“教育”
二　杜威十進分類法傳入前國人對“教育”的分類嘗試
三　清末各地圖書館的教育學科分類實踐
四　杜威十進分類法影響下的圖書分類中的教育學科
五　20世紀上半葉圖書分類對教育學科知識版圖的形塑

第二章　民國初年高等師范學校教育系科的設置與更易
一　高師開辦教育科的因緣
二　北高師教育專攻科的歷史境遇
三　武昌高師的教育補修科與教育專修科
四　南高師的教育專修科
五　北高師的教育研究科
六　教育精神的更易：從赫爾巴特到杜威

第三章　與爭議同行：教育學科在國立大學中的制度變遷
一　教育系科在國立大學的設置
二　“新教育”地位驟降：無宗旨的“新教育”受到各界批評
三　“師范大學制度”及大學中教育學科地位遭到質疑
四　《大學組織法》和《大學規程》頒行后的“教育學院”與“教育學系”
五　師范學院中的教育學系（1938—1949）
六　困擾教育學科制度的問題

第四章　教育學科人才培養的制度化：大學教育學系的課程設置變遷
一　選科制下的大學教育學系的課程設置問題——以幾次調查為例
二　20世紀30年代教育部統制下各校大學教育學系的課程調整
三　“教育學系必修及選修科目表”的頒行
四　20世紀30—40年代教育學系常用教材
五　個案：國立北京大學教育學系的歷史境遇 （1924—1937）

第五章　未完成的教育研究機構的制度化
一　中央研究院教育研究所：始終未實現的“計劃”
二　教育部的“中央教育研究所”亦未成立
三　20世紀30年代設置的大學教育研究機構
四　個案：北平師范大學教育研究所的歷史境遇
五　1938年之后的師范研究所、教育研究所及教育學研究所

余論　無關“規訓”的制度化
一　教育學科制度化的動力在培養師資的實踐需要
二　“教育”還是“教育學”？
三　大學教育學系培養目標的“學”與“術”
四　“教育紛亂”并未因教育學科制度化而終止

參考文獻
后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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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周暢

審校：宋榮欣 李麗麗

轉載自：鳴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