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來到最后關頭，貝萊德終于打破沉默，另一邊，港澳辦再發聲，呼吁李嘉誠回頭是岸。那么，這樁交易究竟能否完成？此事背后又隱藏著怎樣的博弈？

隨著4月2日交易日的臨近，美國財團——貝萊德集團主席拉里·芬克，日前在年度致股東信中，首次公開回應收購長和港口資產的爭議，他稱此次交易為“地標式協議”，并暢想了交易完成后對貝萊德的意義。

這一表態既是對輿論壓力的回應，也透露出交易的戰略意圖。貝萊德財團由美國貝萊德集團、全球基礎設施投資公司和隸屬于地中海航運集團的碼頭投資公司組成，交易完成后，財團將掌控全球約100個港口的投資組合，躋身全球三大港口運營商之列。

而長和集團則保持沉默，盡管交易原計劃在4月2日簽署，但3月28日中國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宣布將依法審查該交易，長和高管隨后透露“下周不會簽署協議”。摩根大通報告認為，交易可能延期而非取消，因獨家磋商期持續至7月27日，這一表態顯示，貝萊德與長和仍試圖在監管壓力下尋找轉機。

在此背景下，4月1日，中央港澳辦官網轉發《大公報》社評，呼吁長和“懸崖勒馬”。文章強調，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的審查是“維護市場公平的必要舉措”，香港企業須在涉及國家利益的問題上“站穩立場”。這一表態延續了此前港澳辦三次轉發批評文章的基調。

香港政商界的反應更為直接，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指出，審查是為了保障全球航運公共權益，與美國“霸權收編他國資產”有本質區別。立法會議員梁毓偉警告，若交易完成，美國可能對中國商船加收高額費用，等同于“遞刀給對手”。全國政協委員譚岳衡則批評貝萊德與美國政府關系密切，控制巴拿馬港口將助長美國對全球關鍵基礎設施的壟斷。

這些聲音反映出香港社會對交易的深層擔憂，畢竟，巴拿馬運河承擔全球6%的海運貿易量，若美國通過資本運作間接掌控運河，中國商船可能面臨“技術性封鎖”——從加收過路費到制造裝卸延誤。輿論普遍認為，企業需將國家安全納入決策考量，尤其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商業利益不能凌駕于國家利益之上。

目前，中方已經對此采取防范措施，3月28日，總局反壟斷二司負責人表示將依法審查交易，依據《反壟斷法》評估其對中國市場競爭的影響。法律專家指出，若交易方在中國的營業額超過申報標準，即使目標資產位于境外，仍需通過審查?；诖耍L和雖注冊于開曼群島，但其業務可能通過服務中國客戶產生境內營業額，因此審查具備法律依據。

分析來看，這一審查還被賦予多重意義。對外，它是中國反制美國經濟霸權的工具。正如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稱，中國反對“經濟脅迫與霸凌”，交易可能成為美國遏制中國發展的手段。對內，審查則是對香港企業的警示，香港立法會議員容海恩表示，長和作為香港老牌企業，應主動配合監管，“重塑社會信任”。

至于審查結果，目前來看可能有4種：交易正常推進、修改條款后通過、徹底取消或拆分出售。在現有局勢下，若交易完全終止，長和需支付數十億美元違約金，并面臨特朗普政府的報復；若強行推進，則可能影響其在內地與香港的資產，這種兩難局面，也凸顯跨國企業在中美博弈中的脆弱性。

事實上，這場風波的核心，實為全球化退潮下的價值觀碰撞。貝萊德與長和將交易視為純商業行為，強調資產估值與套現收益；中方則從國家安全視角出發，警惕美國借資本擴張實施地緣遏制。兩種邏輯的沖突，折射出“商業無國界”理想與“主權優先”現實的矛盾。

而香港政商界呼吁長和“回頭是岸”的深層用意，則是希望企業重新定位自身與國家的關系。無論結果如何，這場爭議已揭示一個現實：在民族復興與大國競爭交織的時代，企業的重大決策不再只是商業問題，當“小院高墻”取代全球化浪潮，如何平衡利益與責任，將是所有跨國企業必須面對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