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大姐，街道說你家還能領兩袋救濟糧。”1984年深秋的上海弄堂里，居委會劉主任敲開了一戶貼著褪色福字的人家。門縫里飄出中藥味的霧氣，崔根娣攥著皺巴巴的糧票，目光掃過墻角堆著的空酒瓶——這是她給紡織廠糊紙盒換來的，每個瓶子能多換五分錢。這個場景凝固了王洪文被捕八年后，他的妻子與三個子女最真實的生活切面。

當1976年10月6日那個改變命運的夜晚，王洪文在懷仁堂被帶走時，他絕對想不到自己的大女兒會在二十年后，把“中華”牌白酒賣到紐約第五大道的貨架上。更戲劇性的是，當美國移民官捧著入籍申請表找上門時，那個曾經連學費都交不起的姑娘，竟在文件上劃了道粗重的叉。

要說清這個家族的浮沉，得從王亞萍十歲那年的春節說起。1971年正月初三，上海東湖賓館的暖氣熏得人昏昏欲睡，她趴在會客廳窗臺上，看見父親把茅臺酒倒進搪瓷缸，跟幾個戴眼鏡的叔叔碰杯大笑。那些叔叔后來都出現在歷史課本里，有個叫張春橋的往她口袋里塞了把大白兔奶糖。這個細節被王亞萍寫進自傳，她說：“糖紙上的兔子眼睛太紅，像要滴出血來。”

不得不承認，政治風暴摧毀了這個家庭，卻也錘煉出驚人的生命力。王洪文入獄后，組織上給崔根娣兩個選擇：離婚可保子女前途，不離婚全家搬出干部樓。這個紡織女工咬著牙選了后者，帶著三個孩子擠進12平米的亭子間。每月38.5元工資要養活四口人，王亞萍的藍布書包補了七個補丁，兩個弟弟的球鞋永遠露著腳趾。

轉機出現在1987年春天的廣交會。當時在食品廠當銷售員的王亞萍，偶然發現展柜里的五糧液標價竟是廠里黃酒的二十倍。她蹲在展臺邊抄了三天英文說明書，回家就把弟弟的英語課本撕了，用掛歷紙做成單詞本。這個舉動差點引發家庭戰爭——正在備考的王亞軍氣得三天沒和姐姐說話。

要說王家人骨子里的狠勁，在商場上倒是派上了用場。1993年白酒市場放開時，王亞萍把家里房子抵押了八萬塊，跑到茅臺鎮包下兩個小酒坊。有意思的是，她專收別的酒廠不要的“酒尾”，這些40度左右的基酒經過重新勾調，竟成了物美價廉的暢銷貨。有老工人背地里嚼舌根：“到底是造反派的種，專搞投機倒把。”這話傳到王亞萍耳朵里，她往廠門口潑了桶白酒：“聞聞！這才是真東西！”

生意做大了，麻煩也跟著來。2001年某次商務宴請，喝高的客戶突然拍桌子：“你爸要是沒倒臺，你現在得是公主吧？”滿桌人冷汗直冒，王亞萍不緊不慢地添了杯酒：“要是我爸在位，你們這單生意可輪不到民企來做。”這話后來在商圈傳開，都說王家大小姐有膽色。

比起姐姐的鋒芒，兩個弟弟活得就像隱形人。王亞軍在潘家園倒騰古玩那會兒，攤位上永遠擺著本《資治通鑒》。有熟客打趣：“小王你怎么盡收些破銅爛鐵？”他拿絨布擦著青銅爵：“破的才好，破的才真。”這話聽著像在說物件，細琢磨又像在說人。老三王亞民更絕，2008年金融危機時，他抄底買了天津港三間倉庫，如今改造成紅酒保稅倉，海關的人都說：“老王家的孩子，搞倉儲倒是專業對口。”

2015年春節家宴上，王亞萍把美國移民局的信扔進火鍋。沸騰的湯底卷著紙張，泛起層油墨味的泡沫。“他們當我傻呢？”她給弟弟們滿上自家釀的酒，“咱爸那會兒多少人想往外跑，結果呢？”這話沒說透，但在場的都懂——當年王洪文的秘書偷渡香港，不到半年就橫死街頭。

如今在外灘金融峰會的嘉賓席上，人們還能看見王亞萍。六十二歲的她依舊涂著大紅唇膏，腕上的翡翠鐲子水頭極好，但細看會發現鐲心有道裂紋。有記者追問這道裂紋的來歷，她轉著杯子笑笑：“84年摔的，那會正搬蜂窩煤呢。”這話半真半假，就像她的人生，裂痕里透著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