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歷史長河中，以更為廣闊的視野把握知識的內涵，有助于發揮知識的多樣化功能。

原文 ：《何為知識》

作者 |德國根特大學 鄭祥瑞

圖片 |網絡

知識是一個擁有古老傳統又歷久彌新的話題。從純粹理論的角度看，史家使用史學的視角傾向于建構知識的歷史變遷；經濟學家可以通過量化方法考察知識在經濟活動中的生產、交換與消費活動；社會學家則偏愛考察知識在社會中的生產、消費與傳播。從現實的角度看，知識生產與國家、時代和民族的建設相關，有特定的政治功能、文化功能和社會功能。

但是，對于何為知識，不同時代有著不同的見解，不同思想家也對此爭論不休。通過梳理知識社會學產生與發展的歷史，展示知識社會學對于知識內涵的解讀，或可為當下理解知識提供一點淺見。

知識社會學是一門倫理科學

知識既是一個認識問題，又是一個倫理問題。古典時代，政治科學是研究倫理問題的權威方案，在古希臘人看來，最高的善應當由政治科學來把握。18世紀，古典經濟學與古典法學創立、發展，成為新的倫理研究方案。19世紀，早期社會學家發現了聯結人與人的“社會”，并在方法論上進行了科學化創制，從而使關于社會的學問成為一門新的倫理科學。

行動與結構的分離是社會學研究中的傳統理路和思維定式。在早期社會學家對于“社會”的構想中，就可以窺探到這種分離。如韋伯在《經濟與社會》開篇點明，社會出現在個體顧及到他人的表現（behavior）并據此為自己的表現賦予主觀意義之時，個體行動同意義結構是分離的；又如早期的涂爾干，在對表征勞動分工的法律的分析中，發現了不同的社會團結形態，此時，勞動分工同社會團結是分離的；再如經典的馬克思，在對市民生活的研究中，發現了“經濟結構”與“意識形態”二元結構，在這里，經濟和知識活動共同從屬于社會結構。從這三種經典案例中，也可以看到沃斯特所言統合行動與社會結構的三種理論嘗試，即建構主義、功能主義和結構主義。

20世紀，社會學在同社會的互構中，發展出理論繁多的結構研究和門類多樣的行動研究，其中包括使用社會學視角與方法分析知識的知識社會學。從研究對象上看，不同于容易攜帶經驗色彩的研究對象，比如依托自然屬性建立的兩性劃分，知識現象似乎更加具有抽象、理論的特色。由于對“知識”有不同的理解以及據以分析知識的社會理論的不同，產生了不同的知識社會學范式。

知識社會學的發展歷經三個階段

較早使用“知識社會學”（Wissenssoziologie）這一術語的是卡爾·曼海姆，他將知識闡釋為具有政治意涵的思想及其體制化成為的某種科學，比如，海登·懷特認為每種歷史作品都具有特定的政治意蘊，在曼海姆看來，這樣的歷史書寫就可以被稱為知識。通過對知識產生和形成的社會背景進行分析，曼海姆將知識分為意識形態與烏托邦，前者超越思想據以產生的社會現實而不破壞現實秩序，后者在超越現實的同時意圖破壞現實秩序。

卡爾·曼海姆

默頓同樣看到了“知識”外延之廣。為了明確知識社會學應用的確切范圍，默頓將科學從廣泛的知識形態中抽離出來，視作一種依托特定方法而建立的價值體系及其實踐活動的綜合。在默頓看來，科學活動與社會活動之間存在互動，科學是社會的有機組成，承擔一定的社會功能?？茖W社會學的目的是分析科學活動與社會結構之間動態的依賴關系，即什么樣的社會結構有利于科學的發展，而科學的發展又會推動社會向什么樣的方向前進。在立論之初，默頓將科學視為“源于并復歸可控制的實驗或可控制的觀察這種特殊類型的知識”，隨著科學的進步，科學又賦予知識新的內涵：“經驗上證實了的和邏輯上一致的謂述?！痹谶@種功能性的動態變化中，科學作為整體會在文化領域占據越來越有利的地位，因此，視默頓為左翼科學主義者亦不為過。如果說曼海姆的理論有結構主義的痕跡，那么默頓的理論便可視為功能主義之一種。

新舊世紀之交，跨學科研究悄然發生，不同學科據以建制化的知識論本體正在被其他學科借以用作研究對象，盡管這種思想傾向可能萌發于更早的時代，比如，巴里·巴恩斯等將社會科學家與科學史家研究壁壘的消解追溯到庫恩大放異彩的20世紀60年代。這種研究模式同樣影響了巴恩斯、布魯姆等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如果說默頓將科學視作功能性的本體，巴恩斯等則將科學本體系統性地借用為社會學的研究對象，考察傳統、習俗、共識等我們視之為文化的要素，以及社會進程對于知識的建立和持有所占據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在方法論上，巴恩斯同布魯姆一道，將實在論設置為前提假設，從而避免了社會學觀念在審視科學過程中的單一視角。在巴恩斯看來，知識的產生是文化要素和社會進程影響下的產物，其理論可被視為建構主義之一種。

為理解知識提供了三種可能

有學者將曼海姆、默頓及巴恩斯所代表的知識社會學視為知識社會學史的三個階段：古典知識社會學、科學社會學與科學知識社會學。這三個階段分別將知識理解為意識形態、科學體系與專業知識，這三種理解也象征了提出它們的學者所在時代的精神：曼海姆在民族主義盛行的20世紀20年代將知識理解為政治性的意識形態；默頓在戰后科學突飛猛進的20世紀60年代將知識與科學等同；巴恩斯則在科學專門化、職業化、社會化的世紀之交將知識理解為專業知識，并討論它們與社會進程之間的關系。

史家彼得·伯克曾嘗試為知識社會學的出現與發展勾繪歷史圖式，并通過整合賦予“知識”內涵。在伯克的筆下，形形色色的知識分子承擔了知識的生產、傳播、消費、實踐等知識再生產環節。時下，我們的知識生產由國家、大學、出版社、經銷商、專業學者、學生、閱讀者等多個層次不同的政治實體或社會實體共同構筑，國家和社會不同層面的群體將知識理解為意識形態或科學體系或專業知識，這也是我國社會多樣化的體現。

相對而言，將知識理解為意識形態偏重知識的政治功能；將知識理解為科學體系偏重知識的文化功能；將知識理解為專業知識偏重知識的社會功能。對于一個多樣化的社會，知識的三種功能都是不可或缺的。站在歷史長河中，以更為廣闊的視野把握知識的內涵，有助于發揮知識的多樣化功能。在此基礎上，生產屬于新時代的知識，是我輩學人的使命。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45期第8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潘 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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