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有著共同的敵人“金國”，南宋和蒙古經多次出使會晤，于1220年達成了一項協議 – 聯合滅金。只是雙方的蜜月期很短，而且其后的“精彩”也是一言難盡。

1227年西夏將亡時，蒙古考慮到潼關難克且有重兵屯守，就派使者至臨安和宋廷商量借道伐金事宜。但出乎蒙古人的預料，原本同意滅金的宋廷，用兩個他們難以接受的理由拒絕了借道之請。

其一，國書內容不對。宋廷稱兩國沒有交戰或軍事摩擦，所以不應該稱和約，“夫有爭而后和，吾與汝未嘗爭也，何曰講和？此書名雖正，而言大不順矣”。

其二，蒙使隨身佩戴的腰牌上刻有“如朕親臨，便宜行事”等字。夷狄怎能僭越稱“朕”，宋廷認為蒙人是在侮辱和挑釁大宋，“欲臣妾我，使吾國盡行投拜”。

借道被拒，蒙古人也用宋廷沒預想到的方式來表明態度。

當年四月，蒙古派軍從甘肅向南入寇，嚇得四川制置使鄭損直接放棄成、風、天水、階、西和等關外五州，即丁亥之變。宋使圈常說南宋頂住蒙人半個世紀，就是從丁亥之變開始算起的。

雖然兩國交惡，但考慮到“潼關-黃河”防線確實難破，蒙古大汗窩闊臺在1230年主動派李邦瑞出使南宋，希望通過友好協商解決借道問題。只是宋廷還記著被揍的仇，李邦瑞連續兩次都是剛到宋境，就被邊將阻回。

窩闊臺有些不死心，派李邦瑞從東路（山東）第三次出使，同時命另一使臣速不罕從西路（四川）嘗試入境，這次南宋的反應就有些炸裂了。

李邦瑞不僅順利入境，還得到了比較積極的回應，宋廷原則上同意在“借道、借糧、助兵”這三項上提供幫助。而西路的速不罕到陜西略陽，剛表明來意就被守將捉拿并斬首。

南宋之所以表現得這么混亂，是因為此時南宋內部也正分成兩派爭得不可開交。一派認為當聯合蒙古，以報靖康之仇。另一派則覺得唇亡齒寒，不能再干“聯金滅遼”的蠢事了。川陜方面的守將，八成是想用斬殺使臣來邀功或逼迫朝廷站隊。

但為解決滅金這個戰略問題，窩闊臺壓下了斬使之仇，在1232年又派王輯出使南宋，繼續協商借道事宜。這一次蒙古獲取了南宋實質性地承諾，提供糧食十萬石并出兵四萬。不是王輯口才好，是南宋難以拒絕蒙古的條件，“許河南之地歸南國”。

但是南宋方面犯了個錯誤，沒跟蒙古明確“河南”的具體意思。

1234年金國滅亡，蒙、宋軍隊以“陳州、蔡州”為界，各自罷兵而還。此時南宋理所當然的認為，“河南”為黃河以南的全部土地。而蒙古方面對于“河南”的解釋，僅為金國的“南京路”。

南宋沒有意識到雙方對“河南”定義不同，就沒有知會蒙古直接發兵北上去接收開封、洛陽等故土，即“端平入洛”。蒙古人則認為南宋是毀約明搶，就發兵將北上的宋軍擊退。最終的結果是六萬宋軍耗時三個月、大量錢糧，死傷過半卻寸土未得。

當年末蒙古遣使責難南宋“敗盟”，由于理虧再加上宋軍新敗，宋廷只好許歲幣以和（具體數量史籍未載）。后蒙古方面又覺得南宋給的歲幣太少，在1238年命王輯出使，要求將歲幣提高至20萬貫，宋廷未同意。

1240年蒙古方面再次命王輯出使臨安，討論歲幣問題。這次宋廷又玩了騷操作，不談判直接把王輯給關入大牢（1243年才釋放）。王輯被扣后，蒙古又派月里麻絲出使南宋，一樣被投入大牢（關了三十多年）。

1251年蒙哥稱汗后，也派出使團試圖就歲幣與南宋達成一致，南宋還是強硬拒絕談判，宋蒙戰爭正式開啟。1259年蒙哥兵分三路大舉入侵南宋，結果把自己折在了釣魚城下。

由于要率兵和阿里不哥爭奪汗位，忽必烈在前線與南宋權臣賈似道媾和。賈似道以20萬歲幣為條件，換取忽必烈撤兵和不再攻宋的承諾。只是雙方短時間內都無法出具國書確認這些，忽必烈留下句“果有事大之心，當請于朝”就北返了。

忽必烈希望賈似道言而有信，賈似道則覺得忽必烈只是想找撤兵的臺階，畢竟大汗之位比二十萬歲幣值錢多了。所以賈似道在向朝廷匯報蒙軍撤退之事時，就沒說他同意了20萬歲幣。

1260年忽必烈派赫經攜國書出使南宋，要求確認之前的議和條款，國書里還特意提示宋廷別像之前那樣玩虛的，“勿循前例，止作虛文”。賈似道為防私下媾和事泄，把郝經抓起來關在真州館驛（關了16年）。

1261年忽必烈派使詢問南宋赫經何在，宋廷沒答復。1263年忽必烈再次詢問此事，宋廷仍不答復。忽必烈遂以此為由稱南宋背盟，重啟戰端。

1275年正月末，蒙古丞相伯顏率10萬大軍自湖口渡江并占領安慶。這下宋廷意識到大禍將臨，遣使至伯顏處求和，“請還已降州郡，約貢歲幣”。對此伯顏呲之以鼻，回復宋使，我如果還未過江，尚有議和納貢的空間。現在沿江諸郡都歸附大元，還有啥好談的？

伯顏不想談，遠在大都的忽必烈卻不知為啥覺得南宋天命未絕（有種說法是忽必烈被巫師忽悠了），命令伯顏與宋廷議和。但伯顏以“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繼續開戰，在“丁家州之戰”擊潰宋軍13萬。

忽必烈知悉后，派廉希賢持手詔南下止戰并與宋廷議和。不論忽必烈是真給機會，還是有別的用意，南宋都沒按忽必烈的預想出牌。

三月十五日，廉希賢率使團行至獨松關被宋軍襲殺。事后宋廷給出的解釋是，“殺使之事太皇太后及嗣君實不知，皆邊將之罪，當按誅之，愿輸幣，請罷兵通好”。伯顏不信，“彼為譎詐之計，以視我之虛實”。

但礙于忽必烈的命令，他又派議事官張羽等人持宋廷的答書前往臨安談判，這波人走到平江驛又被宋人攔截并全部斬殺，此后蒙元不再有議和之念。

蒙使連續被殺并不是時局混亂，宋廷難以約束各地駐軍，而是此時宋廷上下陷入了一種恐慌性狂熱。例如最后一任丞相陳宜中，完全不顧朝廷實際能力，一味高調呼戰，敵視任何妥協的主張和行為。殿前指揮使韓震提議遷都，陳宜中就將他騙至家中處死。

主上即位之初，奉國書修好，汝國執我行人一十六年，所以興師問罪。去歲又無故殺害廉奉使等，誰之過歟？如欲我師不進，將效錢王納土乎？李主出降乎？爾宋昔得天下于小兒之手，今亦失于小兒之手，蓋天道也，不必多言。
《元史·卷127·伯顏傳》

十二月五日，伯顏率軍攻至無錫，宋廷最后一次遣使求和。伯顏未理會議和條件，除了把宋廷一通罵之外，還給宋使列了兩個宋朝實例，吳越錢氏和南唐李后主。當年他們也愿意納土獻幣，宋廷的答復又是什么？

所以伯顏說，宋自小兒（7歲的柴宗訓）之手得天下，又從小兒（5歲的宋恭帝）之手失天下，天道輪還，很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