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裒，字德平，浙東鄞縣（今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人，元代書法家、書法理論家。在其所著《書學纂要》中，提出大王用筆“內擫”、小王用筆“外拓”的觀點，為后世引用、論述不絕。如今，學者們已將其作為一對重要的筆法術語進行研究、討論，并提出了不少有價值的見解。

目前，《書學纂要》一書全貌已不存，只能從他人的征引中得以管中窺豹。然而，由袁裒為《書學纂要》題寫的后記《題〈書學纂要〉后》流傳至今，為我們梳理與研究袁裒書學思想與觀念提供了可能。同時，由于原書是搜集前代書法理論匯編而成，可供作者承載其思想、闡發其見解的空間并不大，因此，《題〈書學纂要〉后》也可被看作是能夠集中體現袁裒書學思想的一篇短文。

此文不僅體現了袁裒對元代書學主流——晉唐書風的思考，同時也為推進“二王”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路徑。王羲之書法是元代書學闡述的重心。如趙孟頫將王羲之的書法高度推至書藝古法的經典地位，提出了“用筆千古不易”的論斷。相較前人對“二王”書法的評價基本都停留在風格層面，袁裒在此基礎上做了新的推進，對“二王”書風進行了更為準確的闡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以“內擫”“外拓”二詞高度概括了“二王”風格的不同，并將這種不同歸結于用筆方法上的差異。該論斷在當時及后世引起了很大反響，得到了廣泛認可，不少人在著作中引用袁裒的這段論述，如盛熙明所著《法書考》、陶宗儀所著《書史會要》中即引用了這段話。“內擫”“外拓”也逐漸成了形容“二王”用筆的專用詞語。可以說，元代書家對王羲之筆法的探尋成果最集中的體現之一，即是對“二王”用筆的概括上。

《困學民書》刻帖（行草） 袁裒

明末清初的倪后瞻在《倪氏雜著筆法》中對“內擫”與“外拓”進行了較為詳盡的論述，指出：“右軍執筆向內，謂之內擫，大令執筆向外，謂之外拓。”又說，“古人明說右軍內擫，大令外拓，一偏向外，一偏向內，安得中鋒乎？……然書家搦筆極活、極圓，四面八方筆意俱到，豈拘拘中鋒為一定成法乎？況內擫，側腕倒法；外拓，昂腕側法，與中鋒原不相礙，一字中自具此數法也。”

《題〈書學纂要〉后》還對唐宋以來的書法脈絡與書史變革進行了梳理。論及唐代書法，袁裒認為，貞觀年間書風仍較為清雅婉逸，與六朝書風步履相接，余風未散。發展至玄宗時期，書法風格逐漸偏離晉時法度，失之重濁奇崛。盡管這一時期書法不斷出現新體與新變，但整體來看，仍帶有古人意度。論及宋代書法，袁裒直言：“慶歷以來，惟君謨特守法度，眉山、豫章一掃故常，米、薛、‘二蔡’大出新奇，雖皆有祖襲，而古風蕩然。南渡而后，思陵大萃眾美，筋骨過婉。吳傅朋規仿孫過庭，姿媚傷妍。近世姜堯章迥脫脂粉，一洗塵俗，有如山人隱者，難登廊廟。”從其對唐宋書法之變的梳理中不難看出，袁裒毫不掩飾其對書藝古法的衛道精神。其對當時書家作品的評價不僅具有深刻的見地，整體上也較為公允，反映了他在書法理論方面的造詣。

值得關注的是，袁裒對書法法度、風格逐漸喪失這一現象進行了具體的反思與探討。在他看來，古法的喪失主要源于臨摹真跡的不易，源于今人與古人之間越發久遠的時間區隔，他指出：“今去古既遠，重經喪亂，真跡愈少，閣帖數行，價逾金玉，窮鄉學士，何有獲窺？”除了真跡稀少，記憶的丟失以及流傳刻本的不嚴謹，也導致“訛以承訛，謬以襲謬”，致使今人的臨摹學習與書法先賢前輩的形貌相去甚遠。

基于此，袁裒在強調古法經典價值的基礎上，亦強調了臨摹與學習的必要心境與方法。提出“良以心融神會，意達巧臻；生變化于毫端，起形模于象外”的學書要求。古今之間的鴻溝，唯有通過“探古人之玄微，極前代之工巧”，對其筆跡玄微變化的細致審察，對其細小妙處的深刻體悟，進而達到“心融神會，意達巧臻”的境界，才能激活“法”與“典”的真正價值，將之精神與本質融于自身的書法與審美創造之中。也正是在此基礎上，他援引老子“通乎一，萬事畢”以及“庖丁解牛”的思想，才具有直指現實命題的意涵。

相較其他論者，袁裒對于古法的強調不僅具有更明確的現實針對性，同時也更具反思意識與批判意識。在當世書家普遍將“學古”等同于“臨古”的語境中，袁裒一方面看到了臨古本身所存在的問題，另一方面也看到了法度在歷史承傳過程中必然發生的偏離，這一點促就了他不同于時人的態度，亦體現了他將古法視為老子所謂“一”、庖丁所持之“刀”，為今人打破現實藩籬提供了深邃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