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13日，國民黨首都南京、以及江蘇、浙江、安徽等十幾個尚在國民黨控制的地方，近萬名我黨被捕同志和政治犯卻突然被釋放了。

當時國共談判已經破裂，離渡江戰役發起僅剩7天，長江兩岸到處彌漫著戰爭的氛圍，國民黨為何突然會發生大規模釋放政治犯？其實，這里邊有一個名叫楊兆龍的法學家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事情還得從1948年7月說起，當時在南京中央大學領導學生運動而暴露的朱成學、華彬請、李飛三名我黨地下黨員，在撤往皖西解放區的途中，遭到國民黨特務抓捕。

此后，雖然我黨多方盡力營救，但朱、華、李以及其他一些參加學運的學生仍被國民黨反動派判處徒刑，被關進了南京的監獄里。

1949年1月，迫于國內外壓力，蔣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代理國民政府總統，由于蔣、李矛盾重重，國民黨政權內部人員人心渙散，人事更替頻繁異常。

以陳修良為書記的中共南京市委分析局勢后，認為在此情況下，解救在獄中的被捕黨員和其他政治犯，具有極大可能，于是決定動用各方的關系，在國民黨司法系統內部尋找進步人士，試圖開展營救工作。

經過嚴謹而細致的篩查，最終將營救工作的關鍵目標鎖定在了國民黨政府司法行政部刑事司司長，同時也是中央大學法律系教授的陳修良身上。

楊兆龍

楊兆龍身份特殊，他不僅是我黨領導的學生運動委員會成員地下黨員沙軼因的姐夫，更是一位思想開明的正直人士，而且，他的妻子沙軼因的姐姐沙溯因，早年曾參加抗日救亡運動。

在中共南京市委的領導下，沙軼因先是和姐姐商量，取得其支持后，遂以一個進步知識分子的身份，與姐夫楊兆龍進行了多次坦誠且推心置腹的談話，她言辭懇切地勸說姐夫為今后的人生出路深思熟慮，為釋放那些被關押的政治犯貢獻力量。

左二為沙軼因

2月，在妻妹沙軼因堅持不懈的努力之下，楊兆龍的思想終于開始有所松動。然而，他卻覺得盡管沙軼因是自己的至親，但釋放政治犯這件事情風險實在是極大。于是，他提出要與我黨的負責人見面詳談。

中共南京市委書記陳修良得知這一情況后，立即派負責策反工作的白沙與楊兆龍見面。他們深談了晚上后，楊兆龍終于同意幫助營救我黨被捕的地下黨員和政治犯。

恰逢此時，國民黨最高檢察署檢察長一職空缺，司法行政部代理部長趙琛，要楊兆龍兼任此職，經組織批準，楊兆龍兼任了代理檢察長的職務，為此后釋放政治犯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3月，南京政府行政院進行改組，何應欽取代孫科擔任行政院院長一職，經李宗仁推薦，70多歲的辛亥革命耆宿張知本出任司法行政部部長。

張知本老人

張知本是近代中國四大法學家之一，曾擔任過武昌軍政司法部長、國民黨湖北省政府主席，還籌建了武漢大學，1933年其在主持起草《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和《五·五憲章》時，曾將“現役軍人不能當選總統”一條寫入其中，從而觸怒蔣介石。

楊兆龍與張知本曾在30年代共過事，彼此互相了解，交情深厚。于是，楊兆龍坦誠地向張知本建議，希望他在行政院會議上提出釋放政治犯的提案，挽救那些被關押的進步青年。

張知本接納了楊兆龍的建議，在一次行政院會上提出了釋放政治犯這一提案，國民黨頑固分子朱家驊、吳鐵城等人看到提案內容后，極力反對該提案，張知本以辭職相威脅，最終使該提案進入投票程序并以微弱多數通過，且命令由司法行政部執行。

張知本拿到決議指令后，鑒于當時國民黨司法行政部的印信已被前部長趙琛帶往廣州，無法頒令，于是訓令楊兆龍代理檢察長的最高檢察署擬具詳細辦法，并通令全國各級司法機關一律釋放政治犯。

按照當時國民黨憲法規定，此通令經過行政院決議后，還須有總統簽字方能生效，當時李宗仁因事去廣西，楊兆龍不敢耽擱，立即前往廣西面見代總統李宗仁，李宗仁沒有猶豫就在通令上簽了字。

楊兆龍拿到總統簽字的通令后，立即用代電方式通告尚在國民黨政府掌控范圍的江蘇、安徽、浙江等十幾個法院檢察院立即執行。

根據各地法院向楊兆龍反饋的執行情況，除南京釋放了包括朱成學、華彬請、李飛三人等100余人外，全國共有一萬余所謂的“政治犯”因這一指令得以釋放。

陳修良

南京解放后，陳修良曾親拜訪楊兆龍，就此事向他當面表示感謝，連說了幾句“救命恩人”。

同年冬，楊兆龍被聘為中央大學(后改為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1950年，楊兆龍出任東吳大學法學院院長。

1952年，全國大學院系調整，東吳大學法學院被取消。一年之后，楊兆龍被分配到復旦大學擔任教授。

1979年4月1日，楊兆龍因腦溢血在浙江海寧的女兒家去世，終年75歲。

2004年11月27～28日，楊兆龍教授百年誕辰紀念及學術思想研討會在蘇州大學舉行，經他營救幸免于難且尚健在的老共產黨員們，紛紛齊齊聚在楊兆龍的遺像前，再三鞠躬，感念他的救命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