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景漢朝

責編|薛應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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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世界正處于“數字文明”與“規則重構”的歷史交匯點，隨著國際經貿摩擦、科技競爭、地緣政治沖突加劇，涉外法律事務激增，涉外民商事爭議呈現出主體多元化、規則復合化、技術滲透化等特征。但是，我國涉外法治人才在規模數量、知識結構、實踐能力等方面相對還存在一些短板。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加強專業人才培養和隊伍建設。堅持立德樹人、德法兼修，加強學科建設，辦好法學教育，完善以實踐為導向的培養機制，早日培養出一批政治立場堅定、專業素質過硬、通曉國際規則、精通涉外法律實務的涉外法治人才。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提出，建立一體推進涉外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務、法治人才培養的工作機制。這些都為全面深刻認識涉外法治建設，打造具有中國特色涉外法治人才培養新生態提供了根本遵循、基本方向和路徑。

創新時代思維，培養高素質涉外法治人才

當前，人類正經歷第四次工業革命與智能文明的雙重沖擊，國際規則博弈日益加劇，傳統教育研究模式面臨深刻變革。我國5G、人工智能等技術創新持續取得突破，數據要素市場加快建設。數字經濟規模由2012年的11.2萬億元增長至2023年的53.9萬億元，11年間規模擴張了3.8倍。數據顯示，2024年我國跨境電商進出口2.63萬億元，同比增長10.8%。目前，我國跨境電商銷售網絡覆蓋全球220多個國家和地區，跨境電商主體已超12萬家。2024年，全國法院審結涉外民商事案件2.6萬件，同比增長6.1%；海事審判40年，涉外案件超8萬件，涉及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截至2024年1月，我國律師事務所已在35個國家和地區設立180家分支機構和若干家辦事機構，全國涉外律師人數達到1.2萬余人，僅約占律師總數1.6%。這說明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的任務非常艱巨。

鑒于此，我們應凝聚“頂天立地”的雄心與氣概培養涉外法治人才。所謂“頂天”就是立足國家戰略需求，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才培養體系；所謂“立地”就是扎根實踐前沿，鍛造能打贏涉外法律戰的尖兵勁旅。要實現這一目標，就要跳出以往“法律中心主義”的窠臼，創新時代思維，強化戰略認知，提高掌握大數據分析、算法邏輯等數字素養，培養人工智能時代的法律倫理判斷能力，建立“法律+科技+國際治理”的三維認知框架，將法治人才培養置于智能文明新坐標系，盡快培養出高素質的、足夠數量的涉外法治人才。

創新研究思路，構建四維融合問題研究體系

涉外法治研究應當突破“就法律論法律”傳統范式，重視和加強構建四維融合的問題研究體系：一是科技融合，下大力研究智能合約自動執行機制、跨境數據流動合規體系等前沿領域問題；二是學科融合，整合法學、國際關系學、計算語言學等學科方法論，如運用社會網絡分析法，研究國際商事仲裁員群體決策規律等；三是實踐融合，建立“案例庫—模擬平臺—實戰基地”三級研究體系。2013年至2022年6月，全國各級法院審結一審涉外民商事和海事案件29.5萬件；2013年至2024年上半年，全國各地法院共審結一審涉外、涉港澳臺民商事案件49.22萬件。近年來，我國涉外仲裁案件辦理數量也顯著增加，2023年全國仲裁機構辦理涉外仲裁案件同比增長8.28%，涉外標的額1700億。這些都是十分寶貴的涉外法治建設資源，應當充分利用，作為重要樣本進行系統研究，從中總結出規律性認識，加快構建涉外法治自主知識體系，為高水平對外開放提供法治“智知”，為世界貢獻中國智慧；四是文化融合，深入研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法律文化圖譜，如有些國家“調解優先”的爭議解決傳統等，在法律沖突中尋求“最大公約數”。

此外，還要深入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修改的規則突破。本次修法在涉外編作出17處重要修改，形成了許多制度創新亮點，不應僅限于法律實施層面，而應繼續深化研究，如構建數字化訴訟服務體系問題、完善爭議解決協同機制問題、創新司法主權維護方式問題等，以更好地將民事訴訟法的修訂成果轉化為治理效能。

創新工作機制，構建三位一體長效機制

涉外法治人才培養必須立足國家戰略全局，構建“制度設計—資源整合—協同聯動”三位一體的長效機制。

要深入貫徹落實黨中央關于涉外法治建設“一體推進”的決策部署，建議重點強化三大支撐：一是在立法領域建立國際規則研判機制，系統培養能參與全球治理的“規則塑造者”。如積極參與2019年7月中國簽署確認的海牙《承認與執行外國民商事判決公約》運用和實施的細化、優化，推動建立“一帶一路”“大金磚”司法協助數字平臺。定期發布中英文典型案例，將“調解優先”等東方智慧注入國際規則體系。二是在司法領域完善跨境數字取證協同機制，培育技術賦能型審判隊伍。同時，重視有關國際組織人才培養，積極推動關鍵崗位上有更多的中國籍專家。三是在服務領域構建政產學研聯動機制，打造涉外法律服務生態圈。建立動態反饋機制，將涉外法治人才評價標準細化為“數字素養、國際視野、實戰能力”三維指標。注重發揮中國法學會的橋梁作用，打通人才培養與涉外法治實踐的需求閉環。

創新培養模式，構建四維發展路徑

在機制建設基礎上，以“學科交叉、技術賦能、場景錘煉、生態共建”四維路徑推動涉外法治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在學科交叉方面，打破傳統學科壁壘，構建相關學科跨科融合體制。實踐中，有些知名高校已建設“法律+科技+國際關系”跨學科實驗班，開發智能合約爭議解決、跨境數據合規等多個核心課程模塊，值得研究學習。在技術賦能方面，構建全國統一的涉外法治智慧教育平臺，集成區塊鏈存證模擬、多語種合同智能審查等功能。比如，深圳前海法院“數字法庭”爭議解決全流程數字化的經驗，很值得借鑒。在場景錘煉方面，可研究在海南自貿港、上海臨港新片區等地建設涉外法治實訓基地的可行性，通過“模擬WTO爭端解決”“一帶一路”“大金磚”等項目合規推演場景，使涉外法治人才在復雜環境中錘煉實戰能力。在生態共建方面，研究推動成立“涉外法治人才培養聯盟”，吸納國際組織、跨國企業、涉外法律服務經驗豐富的律所等參與培養方案設計，建立人才供需對接的動態數據庫。值得關注的是，有的“涉外法律智能沙盤”已實現多種語言法律文書的智能生成，此類創新成果可考慮通過聯盟機制推廣。還可考慮制定海南自貿港、粵港澳大灣區試點跨境在線訴訟規則，也可借鑒新加坡國際商事法庭經驗，制定涉外數字訴訟特別程序指引等。

總而言之，站在智能文明門檻上，我們既要筑牢體制機制之“基”，又要創新培養模式之“翼”。要堅持問題導向，深化改革創新，以數字技術重構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生態，以全球視野培育涉外法治戰略人才，在波瀾壯闊的時代變局中，書寫涉外法治建設新篇章，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作者為中國法學會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