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法學會法理學研究會

責編|薛應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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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刻洞察科技發展趨勢和內在規律，審時度勢、因勢而謀，就加快推進法治中國、數字中國、網絡強國建設進行了系統謀劃。圍繞推進數字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創性、引領性的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形成了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數字法治觀，為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提供了新動能、新路徑。

黨的二十大擘畫了“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藍圖，強調“在法治軌道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當前，數字經濟蓬勃發展，數字要素深度交融，數字場景多元迸發，推動數字化轉型已成為社會發展的關鍵動力。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數字法治觀深刻剖析了大變革時代數字法治領域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整體謀劃推進了數字法治建設的一系列重大舉措，具有強烈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順應時代發展趨勢，全面梳理總結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數字法治觀，對中國數字法治觀念的構建、護航數字中國高質量發展、推進中國式法治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

習近平法治思想數字法治觀的理論內核

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數字法治觀蘊含著豐富的思想內涵和深刻的理論基礎，系統而全面地回應了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以及參與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等一系列重大命題，其理論內核可以歸納為五個重要方面。

第一，以法治助推數字經濟健康持續發展。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數字法治觀為我國數字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提供了系統的理論框架與實施路徑。首先，在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的現實背景下，營造公平有序的數字生態具有重要意義。與傳統的經濟要素相比，數據要素具有高流動性、較強的不確定性以及易于被壟斷等特征。因此，必須加強數字經濟監管，防止平臺壟斷，保障公平競爭。其次，要塑造數字經濟治理秩序的法治框架。數字經濟的系統性建設與法治化進程深刻影響并重塑著我國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具有廣泛而深遠的變革意義。只有構建完善的數字經濟法治保障體系，才能確保數字經濟在法治軌道上順利發展、平穩運行。最后，要構建全方位的數字經濟安全體系。推進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加強對關鍵數字基礎設施的保護，通過法律、技術、倫理等手段保障數據安全，維護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更好地服務于數字中國建設。

第二，以法治引領數字法治政府建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全面貫徹網絡強國戰略，把數字技術廣泛應用于政府管理服務，推動政府數字化、智能化運行，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有力支撐。首先，以數字技術優化政府行政行為機制。數字政府行為機制創新是政府職能轉變的關鍵。數字政府運用先進的數字信息技術開展行政活動，有利于優化政府決策、公共服務和社會治理。其次，以數字技術創新社會治理體系。建設全國一體化政務服務平臺，提升數據整合與共享效率，以數字政府建設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最后，以數字技術加強公民權利保障。要保障公民在網絡空間的合法權益，特別是個人信息安全和數字權利保護。推動數字普惠、消除數字鴻溝、提升全民數字素養，是確保數字政府成果公平惠及全體人民的關鍵。

第三，以法治構建普惠便捷的數字社會。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將造福人民、增進人民福祉作為數字化發展的基本出發點，持續推進數字社會建設。首先，優化社會環境，縮小“數字鴻溝”。隨著數據成為核心生產要素，“數字鴻溝”可能逐漸轉化為社會中的數字差異，因此，必須優化社會環境，遏制其最終演變為“數字不平等”。其次，賦能社會建設，提升服務水平。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對高質量公共服務的需求。優化公共服務供給，促進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是推進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必然要求。最后，筑牢數字防線，保障公共安全。國家安全事關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法治構建普惠便捷的數字社會，依托數字信息技術筑牢社會安全防線，確保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是數字社會建設的核心任務。

第四，以法治促進數字文化自信和繁榮。“文化自信”作為一種深遠的力量，與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并列，對于推動民族復興具有基礎性作用。因此，必須推動數字信息技術與文化建設有機結合，實施文化數字化戰略。建設全民共享的數字文化格局，以人民為中心，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繁榮發展。同時，應加強數字文化綜合治理，完善網絡空間治理的法律法規，建立多元參與的社會治理體系，以確保數字文化在法治框架內健康發展。

第五，以法治推進全球互聯網治理體系變革與發展。互聯網的蓬勃發展給人類開辟了新的生活空間。網絡空間的復雜性和跨越性特征使得全球互聯網治理難度劇增。如何開展全球互聯網治理，構建全球互聯網治理體系成為當今世界面臨的新難題。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數字法治觀為構建和平、安全、開放、合作的網絡空間，建立多邊、民主、透明的國際互聯網治理體系提供理論支持。

習近平法治思想數字法治觀的方法論

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數字法治觀提供了科學的思維方式和實踐路徑，是其法治理論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推動數字法治建設提供了理論支撐和方法論指導。

第一，法治性思維。法治性思維要求在數字法治建設中堅持法治原則，確保法律的權威性和有效性。這種思維模式強調立法、執法、司法、守法等各個環節法治化，要求構建完善的數字法治制度規范，依托數字法治運行框架，塑造數字法治守法觀念，以促進數字背景下的法治的健康發展。

第二，系統性思維。它要求從宏觀視角出發，全面理解并妥善處理事物間及事物內部各要素的相互關系。這種思維模式通過考察系統與組成要素的相互作用，揭示事物的關聯性、有序性和整體性，強調在數字法治建設中應有序推動工作進程，并關注不同領域之間的相互聯系，以全面理解和把握數字社會的全貌和新興規律。

第三，辯證性思維。辯證性思維強調對立統一，即一切事物都具有對立與統一的雙重屬性。這種思維模式認為，對立統一不僅是事物普遍聯系的本質，也是推動事物發展和變革的根本動力。在數字法治建設中，辯證性思維要求平衡自由與秩序、安全與發展的關系，確保數字社會的和諧穩定。

這三種思維方式相互依存、相互補充，共同構成了習近平法治思想數字法治觀的方法論體系。

習近平法治思想數字法治觀的實踐展開

習近平法治思想數字法治觀的實踐展開是將深邃的理論轉化為具體行動的過程，旨在通過實際措施推動數字法治建設，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安全是發展的基礎，穩定是強盛的前提。”習近平法治思想數字法治觀的實踐展開就是要通過實踐操作，不斷推進和落實“發展與安全”的高度融合。

首先，數字法治建設的理想圖景就是在習近平法治思想指導下，構建一個全面、協調、高效的數字法治體系。該體系要能夠促進數字經濟健康和平穩發展，保障數字社會的公平正義，并維護網絡空間的安全穩定。宏觀層面來看，數字法治體系的建設要從法治與技術治理的深度融合、數據安全與數據利用的制度構建、法治政府與數字政府的同步建設三個維度展開。

其次，在實踐層面，數字法治建設要通過構建“技術治理+法治化治理”相結合的治理體系，以保障法治與發展的共同實現。其一，強化技術支撐。利用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提升法治實踐的效率和精準度，實現法律規范的動態適應和技術發展同步更新。其二，規制安全風險。有效管理數字法治建設中的各類風險，包括數據安全、隱私保護和網絡犯罪的防范等關鍵領域。其三，完善相關法律制度。加快數字經濟、互聯網金融、人工智能等領域的立法進程，健全國家治理急需的法律制度。針對數字化發展需求，調整現有法律體系，建立新的規范框架。其四，塑造數字人文生態。通過教育和媒體等手段普及數字法治知識，增強公眾對數字法律規范的認知和遵守，培養公眾的數字法治意識，提升公民的數字素養，確保數字法治文化深入人心。

最后，數字法治建設要具備中國特色。第一，根據中國國情和實際需求，制定和完善數字領域的法律法規，確保數字法治建設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第二，依托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的技術基礎，打造開放、以人為本的服務型政府。第三，創新數字司法機制。通過智慧法院、智慧檢務等建設，提升司法公正性和效率。第四，在確保數字紅利能夠普惠全體人民的同時，依靠法治縮小“數字鴻溝”，保障公民的數字權利。第五，提升公民的數字技能和法治意識，使其能夠適應數字社會的發展。第六，在數字法治建設中，尊重和保護個人隱私、數據權益等基本人權。第七，加強數字法學教育和研究，為數字法治建設提供理論支持。第八，在國際互聯網治理中發揮積極作用，提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全球數字治理方案，為推動構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數字治理體系貢獻中國智慧。

本文為中國法學會部級法學研究重點委托課題“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數字法治觀研究”〔課題編號：CLS（2024）ZDWT24〕的研究成果。

（課題組成員：李林、齊延平、鄭智航、周尚君、范明志、洪延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