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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多次，外地朋友問我：是不是上海人都不上班的？我對他們的提問很好奇，就問：何以見得？他們說，來上海考察學習或洽談項目中，跑了不少地方，發現有一個跟他們那里不同的現象：上海許多商業街路邊的外擺、或者咖啡館、西餐廳等，平常也是人滿滿的，聽口音、看裝束，似乎也不是外地游客，所以就產生了這個疑問：難道上海人都不上班的？

作者拍攝

這個問題讓我留心做了一些觀察、分析和研究，有趣的是，隨著對這個現象的深入了解，發現上海在經濟結構、產業結構、企業結構的不斷變化中，人們的就業觀念、就業結構和就業方式確實在發生悄然的變化。

為什么外地朋友會發現并提出這個問題呢？原因很簡單，長期以來，生活在城市中的就業人群，工作日是要上班的，無論在政府、事業單位，還是國企、外企、民企，基本上都需要“坐班”8小時，甚至有的還要“996”。哪有工作時間跑到商業街區坐著喝咖啡閑聊的，只有到了節假日，才會有滿大街的人。

圖源：見水印

這種現象如今在國內大部分城市依然如此。所以，看到上海工作日街邊外擺坐著那么多人，自然就不免疑竇叢生了。到底是哪些人可以在工作日“不上班”，有條件悠然自得地在外喝咖啡、社交、聊天呢？發現“自由職業”是重要的一個群體。這些年來，上海“自由職業”者大軍正在快速壯大，成為所謂“不上班”人群的主體。

自由職業者為什么會在上海這座城市快速地“膨脹”起來呢？他們都是從哪里來的？根據筆者的粗略調研和分析，大體有以下幾個來源：

第一，受近幾年經濟大環境及政策影響大的行業。如建筑設計、游戲動漫、影視制作、教育培訓等，這些都是智力密集和勞動密集型行業，比較適合于分流后從事“自由職業”，如有家在上海已有2000余名員工的建筑設計企業，現在精簡至500余人。而那1500名員工還是要生活的，只不過形式上已化整為零、“各自為陣”，“自由職業”是設計師們不錯的謀生方式，當然也是一種無奈的選擇。

圖源：洪濤

第二，在國企、外企或民企已做到相當位置的中高層人士。他們大都人到中年，擁有相當的人脈、經驗、財富和客戶資源，事業如日中天。不過，對他們而言，既看到了天花板，也一眼望到了頭，很想嘗試換一種活法，以實現自己的價值。所以，“自由職業”者當中，有相當一批這樣的人；而像當年大學生創業這種“新兵上戰場”的“玩法”則越來越少。

第三，家庭財產性收入殷實不愿“上班”的人。這可能是上海特有的一個群體，經過幾十年城市建設和房地產開發，上海有相當多的家庭擁有數套住房，尤其是近郊地區，動遷分得3-5套房子的為數不少。不少年輕一代既有可觀的租金收入，又無經濟上贍養老人的負擔；既不愿意每天上班拿遠不如租金的工資，更不愿意受單位各種規矩的束縛不自由。所以，他們也選擇了“自由職業”，與人合伙做些事，既自在又沒有壓力還能有些收入。

圖源：洪濤

第四，留學回國和高校畢業生中的一部分人。從全國看，絕大多數三四五線城市的歸國人員是不會回到原籍地的，而上海往往是他們的首選。不過，他們中的許多人也不適應國內體制內單位或企業的“內卷”，想簡單輕松地工作生活，而這部分出國留學人員的家境一般而言都還不錯。所以，“自由職業”也成了他們的一種選擇。筆者有位教授朋友，孩子回國后沒到哪個單位上班，但每天卻忙得不亦樂乎；在現所文創園，兩位留英的95后，租下了一塊數百平方米場地，從事各種藝術活動的策展，收入也挺好。

另外，還有時代變遷的因素，幾十年前到上海打工的往往是貧困地區的農民工，他們在城市打工賺錢后，把錢寄回去養家糊口；現在，情況有變化了，有相當一批在上海高校的本科、碩士和博士畢業后是不會回老家的，他們的父母也希望孩子能留大城市，但如今滿意的工作不好找，去一般的單位又不想過收入平平、“朝九晚五”的日子。于是出現了父母資助孩子在上海落腳，做一份自己喜歡且擅長的事，這時，“自由職業”也成了他們的第一份“工作”。

第五，不想再硬撐下去的小微企業主。這批人是近幾年經濟下行沖擊最大的群體，特別是勞動力成本居高不下，難以維持。所以，在減人還不能止虧的情況下，小老板們干脆把企業關了，反正客戶和業務渠道還在，加上現在互聯網、人工智能發達了，“自由職業”照樣能做業務，收益可能會少些，但養人壓力沒了，輕松自在多了。

第六，一批“年富力強”的退休人員。尤其是從事腦力勞動、技術、商務、中介等服務性崗位的人，在有了大把時間之后，更有條件從事自己喜歡且擅長的“自由職業”了。另外，還有相當一批既有一份固定工作，但又有富裕時間、專業技能和充沛精力的兼職人員。

圖源：洪濤

當然，加入“自由職業”大軍的還遠不止這幾個渠道，那么，現在的“自由職業”與傳統的“自由職業”有什么不同呢？

總的看來，傳統意義上的“自由職業”，主要是指擺脫了企業與公司的制約，自己管理自己，以個體勞動為主的一種職業。如律師、自己撰稿人、歌手、開門鎖、修鞋匠、裁縫師、教師、點心師等等，五花八門，其特點是“個體性”、“技能型”和“專業化”，雖說是“自由職業”，其實職業還是相對固定的。

而現在的“自由職業”則完全不同了，除了有一部分還是沿襲傳統的形式外，更多現代版的“自由職業”又有了以下特征：

一是“擇業自由”。他不會一直從事一個行業，或同時只做一件事，善于根據市場變化作出選擇；

二是“投資自由”。這是現在“自由職業”者很突出的特點，具有了投資的功能，非常偏好“眾籌”的投資形式；

攝于田子坊

三是“合作自由”。不搞什么公司，根據項目，形成合伙人制、各司其職。如在田子坊有一家叫“青稚”的護手霜品牌，現已有150個門店，年營業額1.2億元，5位主要合伙人都是女性，既是投資者，又分別負責市場、店面設計、營銷策劃、人力資源和日常運營。而且在不同地方，根據實際需要又有新的合伙者加入，分配也十分透明簡單，按營收的百分比，每月轉入合伙者賬戶；

四是“時間自由”。并且“在消費中工作”、“在工作中消費”，那些在咖啡館、西餐廳會客消費的人，同時也在商務洽談、或者社交休閑；

攝于一尺花園（陶家宅1號店）

五是“財務自由”。曾經有一份調研統計，自謀職業者獲取財務自由的概率，要遠比在一個組織框架內上升到能有相同收入的職位概率高得多。至于“自由職業”者開設的公司，大都是用于財務的結算，并非有一般企業實際業務的功能。目前，“自由職業”主要集中在服務業領域，如項目投資、策展師、律師、咨詢師、設計師、培訓師、音樂人、中介服務、科技轉化，以及商業主理人、寵物行業、餐飲業、飲品業、烘焙業、旅游業等等。

“自由職業”者的不斷增多，對上海意味著什么，是否會成為未來就業的一種趨勢？我們知道，在上海一千多萬就業人群中，除去政府和事業單位外，大體分布在國企、外企和民企。從現在和未來趨勢看，第一類基本穩定，第二類有不確定性，第三類要看發展情況，上海與深圳、杭州、蘇州乃至北京相比，民營經濟一直是個軟肋，如果從上海經濟發展的后勁看，這塊潛力巨大且亟需重點扶持和推動。

圖源：洪濤

現在，大量“自由職業”者的出現，對上海來說也許是一個“好兆頭”，為什么呢？

一是上海今后高質量發展靠什么？它不僅要靠科技創新引領、新興產業支撐，作為城市，它還需要有根植于底層的內在活力、張力和動力。過去有種說法：上海有實力、但缺活力。大量“自由職業”者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社會活力的體現，它滲透到社會的毛細血管中，是對固有思維、習慣和體制的迭代。這些城市內生的活力群體，在某種程度上講，要比在其它組織形式內的人更具有創造性；

二是它反映出上海的經濟結構、企業結構、所有制結構和就業結構正在朝著符合經濟規律的方向轉變。根據Upwork發布的“2023自由職業前瞻”報告，2023年有38%的美國勞動力（約6400萬人）從事“自由職業”，這一數字比2022年增加了400萬。預計到2025年，“自由職業”者的比例還將繼續上升，尤其在年輕一代人中更為顯著。上海作為中國最大的經濟中心城市，支撐經濟發展的就業結構是否合理、是否優化非常重要。從計劃經濟時代，清一色的國有企業職工，到改革開放后國企、外企、民企從業者三分天下，極大地釋放了生產力；盡管筆者手里沒有“自由職業”總量的確切數據，但推測也是要以百萬計算的。如果到了“自由職業”與其它就業人群形成四分天下、甚至三分天下時，生產力是否又會有更大的飛躍呢？上海始終有領風氣之先的品格，“自由職業”者的快速增加，不也是一種領全國城市經濟結構、就業結構優化的風氣之先嗎？

圖源：網絡

三是“自由職業”者隊伍的擴大，也為上海成為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創造了條件。可以講，“自由職業”者不僅大都具備了消費的物質條件，而且他的工作與消費是融合的，消費時間、消費頻次、消費量恐怕要遠超“上班族”，在某種程度上講，“自由職業”者往往可以與“中產”劃等號。他們在創造財富的同時，拉動了更多人就業，還可以成為促進消費的生力軍，這不是上海提升消費的又一個獨特優勢嗎？

作者拍攝

總之，“自由職業”者隊伍的壯大，并非簡單地用現在“就業難”能夠解釋的。它形成的因素有多方面，其中不排除有些人因找不到工作而從事“自由職業”，但從上海城市的發展階段看，它既有現實的因素，更有深層次的規律性在起作用；從經濟結構與就業結構的變化，以及發達國家演進的趨勢看，這種既不用政府出資，又能創造財富，還帶動就業和消費的“自由職業”，其規模的不斷擴大，恐怕也是社會進步的一種反映，是人們擇業觀念變化的體現，也是城市新經濟對就業方式、就業結構、就業人群提出的新需求。

原創作者：上海產業轉型發展研究院首席研究員

責任編輯：胡珊毓

策劃審核：夏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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