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陜西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以下簡稱“四普”）工作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中，已經進入到第二階段的沖刺關鍵時期，榆林市以新發現文物點867處的成績居全省前列。

新發現城址500處

榆林市“四普”隊隊長喬建軍在近期舉辦的“四普”推進會上介紹，榆林市“四普”復查點為13883處，截至發稿日該市共完成復查“三普”文物點11694處，復查率達84%。

除了復查量較大，榆林市“四普”新登記文物點為867處，目前居全省“新發現”登記數量前列。在這些新的登記文物點中，史前和戰國到秦漢時期的城址類型數量占比較大。

喬建軍介紹，城址類遺址在“三普”和“四普”間發現了300處，這次“四普”經復查確認又新發現200處，共計新登記發現500處，其規模從幾十萬至百萬平方米都有。

在這些新發現的城址中，部分在“三普”的基礎上有了新認識，如喬家寨石城和寨子山遺址在“三普”時僅被當作兩個普通遺址點登記。然而，在“四普”中借助先進測繪技術和無人機航拍，考古人員發現這兩個遺址不僅地域相連、遺存內容相同，還都存在石城址。

喬家寨石城遠景航拍 李平樂攝

特別是航拍畫面中，可清晰看到喬家寨遺址呈三角形，寨子山遺址呈“品”字形，經測繪可知面積分別達164萬和78.6萬平方米。從采集的陶片標本分析，該石城的時代跨越仰韶晚期至商周，顯示出較長的歷史延續性，綜合考慮后決定將兩處遺址合并為喬家寨石城，其分布面積僅次于石峁遺址，表明其在考古學上具有重大價值。

寨子山遺址墻體局部 李平樂攝

不止如此，城址類的文物點在榆林市已公布的22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中占據重要部分，其中石峁遺址作為中國已知規模最大的史前石城遺址，展現4000年前人類文明的高度發展，是本次“四普”復查的文物點之一。

石峁遺址

在本次“四普”復查中，榆林市的多處城址類遺址備受關注。除石峁遺址是中國北方早期國家的都邑性城址外，統萬城、麟州城、府州城、吳堡古城、銀州故城等也位列其中。這些城址不僅是“四普”隊的重點復查對象，更是中國歷史長河中不可或缺的篇章。

麟州城（楊家城）城垣結構示意圖

統萬城作為十六國時期大夏國的都城，其獨特的建筑風格和豐富的文化內涵，見證北方民族的融合與興衰；而麟州城曾是唐宋時期的重要軍事和行政中心，與楊家將的傳奇故事緊密相連，承載著榆林人深厚的守疆記憶。這些城址類不可移動文物，每處都承載著豐富的歷史信息，是榆林地區歷史文化的重要實物見證。

統萬城遺址 惠巍攝

榆林發現大量城址與其地理位置分布、歷代上設有重要軍事防御設置有關。喬建軍分析，這些新登記的城址中，戰國到秦漢時期占比較多共有36處，特別是這次“四普”確認了秦漢時期上郡、西河郡部分設縣的地望，如府谷富昌縣、橫山圜陰縣、米脂平周縣、靖邊陽周縣、佳縣的徒淫縣等，與榆林在秦漢時期設郡縣進行管理的歷史事實也吻合。

百年后再集中發現

榆林市新發現中除城址類文物點外，還集中發現一批舊石器時期的遺址，舊石器遺址的復查和新發現文物點的任務分別由榆林“四普”隊和舊石器專項普查隊分工承擔。

2024年5月和10月，專項普查隊對無定河流域和沿黃河流域開展有針對性的舊石器專項調查，令人驚喜的是普查隊發現50余處舊石器遺址和地點。經初步認定后已對其中18處進行了登記，主要有佳縣倍甘遺址、清澗上坪遺址等，這些遺址的時間跨度從12萬年前至今1萬年前不等。這些是以前未被發現的舊石器遺址。

清澗上坪舊石器遺址 徐海兵攝

專項普查隊在佳縣倍甘村發現面積接近14000平方米的舊石器遺址，采集到石制品80余件，初步推斷年代屬晚更新世中晚期。“這是時隔百年后再次集中性發現的舊石器遺址，填補大量區域空白，為研究人類早期活動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喬建軍興奮地介紹。

佳縣倍甘舊石器遺址遠景

怎樣理解“時隔百年后”的再次發現呢？

“上一次是在上世紀20年代，法國考古學家桑志華和德日進在無定河流域做過舊石器調查，發現4處舊石器地點，當時的發現為后來的考古研究奠定了基礎。但受限于當時的條件和認知，沒有再做深入研究。‘四普’以來，陜西成立‘舊石器’專項普查隊，該隊由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組和省考古研究院聯合開展。”喬建軍補充道。

古老的華夏文明啟于江河流域，江河蜿蜒而流經的兩岸便誕生了村落、古鎮和城址。榆林無定河作為黃河的一級支流，其沿岸地區自古以來就是人類活動的重要區域。在前3次的文物普查中，幾代文博人沿著無定河沿岸找到了多處舊石器遺址。而榆林這次集中的舊石器遺址發現進一步印證了黃河在早期人類文明發展中的重要地位。

榆林除去復查和新發現的城址、舊石器時代遺址，還有很大一部分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尤其是已經被公布為省級以上文物保護單位的，也是普查隊的重點復查對象。

五莊果梁遺址是“二普”時發現的新石器時代的遺址，后被公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該遺址曾發現大量動物骨骼，極大推動陜北乃至中國北方地區古代環境變遷及生物種類演化的研究。這次對該遺址的復查中，隊員們仍可以看到暴露的多處灰坑、房址、陶窯、墓葬等遺跡，還采集到多塊可辨的有折腹缽、夾砂繩紋罐、尖底瓶、直口缸、平底碗、盆等。

五莊果梁遺址 侯立偉攝

當地有“米脂的婆姨，綏德漢”俗語，其實米脂不止出了美人貂蟬，還有大量的古遺址。如位于米脂的寨子圪垯遺址也是省級文物保護單位，作為“四普”復查的點，隊員們采集到少量反映新石器時代米脂居民紡織技術和社會分工細節的標本。

米脂縣寨子疙垯遺址 付開強攝

普查利用多項成果

可能有人會問，榆林新發現成果如此豐碩，為何“三普”時未被發現？“這是集合多代文博人和多部門一起協同努力的結果。”喬建軍感慨說。

據他分析，新發現的文物點除榆林自身文物資源豐厚和有了測繪、無人機等新科技的加持，還得益于充分利用了早年開展過的長城、石窟寺、秦直道、革命文物等專項調查的成果，省“四普”專班已將多個專項調查的成果如石窟寺、革命文物、工業遺產調查等成果在系統中加以應用。

同時，榆林重點對2013年以來的石窟寺資源進行了梳理。尤其是對除了吳堡、定邊以外的地區，逐一進行了現場評估和登記，比如橫山區釋迦古佛石窟、神木市寶紅寺石窟、府谷石馬川石窟、靖邊魚頭寺石窟等120處石窟按照“四普”的標準進行錄入。

魚頭寺石窟1號窟 張永崗攝

石馬川石窟3號窟后壁中央造像背光局部 張永崗攝

此外，榆林市近現代工業遺產和革命舊址占比也較大。喬建軍說：“榆林普查隊在靖邊縣發現的始建于光緒二十八年的的寬和油坊，整體保存狀況較好，坊內還存有石磨、石碾、油梁、油坑、油缸、油燈等油坊生產構件，壓榨油流程十分清晰，展現了清代陜北地區的生產力水平和民族工業發展，所以決定將它收錄。”

鎮靖寬和油坊油梁和油缸 劉陽攝

榆林秦直道的專項調查也在進行中，近期在榆陽、橫山、靖邊發現5處疑似地點和段落，下一步普查隊將對照“三普”數據和榆林不可移動文物明細表，對這些疑似地點和段落進行認定。

此外，榆林市也把近年來在配合基建考古勘探的成果和高標準農田調查成果應用于本次普查，這使得“四普”普查效率提高不少，也使文物在認定、登記時更加全面和系統。

除采用以上這些方法使得新發現增加外，榆林市還對近些年的考古發掘信息進行梳理，特別是2013年以后的考古發掘，不論是大遺址、課題性、搶救性還是配合基建的考古項目，依據發掘成果重要性進行收錄。

如寨溝遺址、瓦窯峁遺址、石摞峁遺址都屬于考古發掘梳理出來的新發現線索。寨溝遺址是2022年考古中發現的商代方國遺址，這次補錄到“四普”中，普查隊員們按照“四普”的標準對這些遺址地表以上保存現狀進行數據采集。

寨溝遺址遠景

榆林早年曾發現多處商代青銅器群，如清澗李家崖、辛莊等商代遺址，顯示陜北高原特別是榆林地區曾是商代方國重要分布區域之一。喬建軍說，接下來還計劃對清澗、綏德區域的商代遺存做重點調查。

有時在普查走訪群眾的過程中也會有意外收獲，如近期榆林普查6隊隊員趙世偉意外發現一塊珍貴的墓蓋，令人驚喜的是這塊墓蓋與府谷縣文物保護所館藏的一塊墓志銘恰好是一套，這一意外發現讓這兩件文物得以團圓，為文物普查工作增添傳奇色彩。

（圖文來源于“文物陜西”，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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