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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之間，近些年有一系列標志性事件！

2016年南海軍事對峙是一個標志性事件，那次事件以中國勝利告終，確立了中國在近海軍事力量上超越美國的這個事實。也正是那次事件以后，美國在第一島鏈以內就不敢再與中國真正交鋒了。

占豪曾在2021年將那一年定義為中美攻守易勢之年。那一年，以3月18日楊潔篪主任在中美高層戰略對話中回懟美國說“美國沒有資格從實力的地位出發與中國談話”為標志，中美大國從戰略上攻守易勢。中美攻守易勢也不是憑空而來的，是自2018年開始中美貿易戰、科技戰打出來的！

在2024年的年終10萬字文章《大國終極對決》中，占豪又把2025年定義為“大國終極對決之年”。這個重新定位的標志是，特朗普政府上臺后期全球戰略的大幅度調整。

那么，什么是“大國終極對決之年”呢？“大國終極對決之年”不是這一年完成對決，而是從這一年開始，大國之間的博弈和過去的情況會發生很大的變化。大國終極對決開始后，也就是2025年以后的大國博弈，以及大國博弈影響下的全球格局，往往不會有像過去那樣的來回拉鋸、拉扯，而是雙方一對線就出博弈結果。換句話說，這就像下圍棋一樣，現在是到了中盤以后了，大國對弈往往很快就會出結果，會立刻形成“提子”。就像烏克蘭，特朗普一上臺，他就成了美俄交易的籌碼，成了最大的犧牲品。這就是“大國終極對決之年”開始后的世界博弈形態，對此我們需要有一個更深刻的認知。

在這種大國博弈背景下，依然有人提出一些疑問，譬如就有人覺得，為什么面對美國的加征關稅，墨西哥都主動與美國進行貿易談判，而我們卻沒有呢？我們是不是也應該主動去和美國就貿易問題進行溝通呢？

其實，很多人不知道，墨西哥去找美國談判有墨西哥的原因，而我們沒有去則是我們的現實情況決定的，下面占豪就從不同視角進行分析，與戰友們商榷。

一、墨西哥視角：結構性依賴下的被動談判

首先，從墨西哥的視角看，其在貿易結構上嚴重依賴美國，在這樣的背景下，哪怕形勢被動，他也不得不去談判。墨西哥對美貿易高度依賴到什么程度呢？2023年，墨西哥對美出口額占其總出口的80%以上，其中汽車、電子產品和農產品等核心產業深度嵌入北美供應鏈。例如，墨西哥汽車零部件出口的75%直接供應美國車企，一旦美國加征關稅或設置貿易壁壘，其產業鏈將面臨系統性風險。

此外，墨西哥對美貿易順差約占其GDP的3.5%，若失去美國市場，國內就業和財政平衡將遭受重創。這種結構性依賴，迫使墨西哥在談判中缺乏議價能力，只能被動接受美國主導的《美墨加協定》條款，包括更嚴格的勞工標準和原產地規則。所以，無論美國開出什么條件，墨西哥都得談，甚至都得遵從。這種情況，在特朗普上個任期的時候就已經是這樣了，并不是現在才開始的，特朗普2017年第一個任期一上臺就撕毀了與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貿易協定，然后加拿大和墨西哥只能按照美國重新擬定的協定再簽一次。

相比之下，中國的情況與墨西哥完全不同，近些年我們通過多元化市場布局（如東盟、歐盟、“一帶一路”國家），大大降低了對單一市場的依賴。2023年，對美出口占我國總出口比重已從2018年的13.7%降至11%，而在2008年中美貿易份額占我國總貿易份額的比例則是超過20%，經過近些年的努力，我們已經有能力避免類似墨西哥的“談判強制力陷阱”。客觀而言，當前的中國在面對美國時，我們是有能力和心理優勢的一方。

關于這一點，我們來看一組數據就能明白。 2024年，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突破43萬億元，實現了總量、增量、質量的“三量”齊升。在全球貿易格局深刻調整的背景下，中國外貿的“含新量”持續攀升——新產品加速“出海”、新業態蓬勃發展、新品牌閃耀國際舞臺，共同構筑起中國外貿高質量發展的新引擎，向世界展現了強大的經濟韌性與創新活力，在全球產業鏈與供應鏈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中國出口產品的高科技屬性顯著增強，高附加值產品成為外貿增長的主要驅動力。2024年，機電產品占出口總值比重達59.4%，更多高技術、高附加值的新產品加速“出海”，工業機器人、3D打印機出口增速分別達45.2%、32.8%。高科技產品的加速“出海”，不僅反映了中國制造業的轉型升級成效，也彰顯了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不斷提升。

從這些數據上我們就可以看出，我們與墨西哥的情況完全不同。 面對國際經貿規則系統重構、全球供應網絡體系加速調整等挑戰，中國有能力也有條件以“新”為錨、向“新”而行，持續開拓外貿高質量發展新空間，以創新韌性應對全球經貿變局。

二、風險分散視角：去單一化戰略與外貿韌性提升

過去些年，尤其是2018年中美貿易戰爆發后，中國主動降低了對美貿易依賴的成效非常顯著。2023年，中美貿易額為6071.1億美元，同比下降12.2%，而同期中國對東盟貿易額保持增長，對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進出口更是高達19.47萬億元，增長2.8%，占進出口總值的46.6%。對拉美、非洲分別進出口3.44萬億元和1.98萬億元，分別增長6.8%和7.1%。由此可見，我們貿易去單一化戰略是成效顯著的，我們的外貿韌性也是明顯提升的。

更關鍵的是，中國通過“產能轉移+轉口貿易”重構全球供應鏈：例如，越南對美出口的電子產品中，約30%的零部件來自中國，東南亞轉口貿易使中國對美直接出口占比隱性下降。這種“間接出口”模式既規避了美國關稅沖擊，又維持了產業鏈主導權。近幾年，我國對越南的貿易順差整體維持在700億美元左右，這實際上就是把原來對美的貿易順差轉移到了對越南貿易順差。

此外，中國外貿結構也正在加速向高附加值領域轉型。2023年，我國“新三樣”（新能源汽車、光伏、鋰電池）的出口增長29.9%，對沖了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下滑的影響。數據顯示，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占GDP比重已從2018年的2.38%降至2023年的1.83%，系統性風險顯著降低。

中國海關數據顯示，以美元計，中國2024年增長超10%的出口目的國主要有：巴西（22.0%）、越南（17.7%）、印度尼西亞（17.6%）、馬來西亞（16.1%）和泰國（13.6%）。從這些國家的海關數據看，2024年它們自身的進出口均實現正增長，部分實現兩位數的高速增長。由此可見，中國企業走出去，不僅與伙伴國有了更緊密的貿易聯系，更在“互利共贏”的實踐中，帶動了當地產業鏈的成長壯大，推動了伙伴國自身貿易的快速發展，在全球范圍內實現了“價值創造”。由此可以看出，我國對非西方國家的出口正在快速增長，這也再次體現了我國出口機構正在不斷優化當中。

2024年前三季度，我國跨境電商進出口1.88萬億元，同比增長11.5%。其中，出口1.48萬億元，增長15.2%。跨境電商進出口對我國外貿增長的貢獻達到11.9%，成為拉動外貿增長的重要力量。此外，我國保稅維修、保稅再制造、數字貿易、綠色貿易等也都在蓬勃發展。

三、博弈能力視角：不對稱依賴下的戰略主動

過去幾年，中美博弈的激烈程度雖是不斷增加的狀態，但中國在關鍵領域的自主突破，大大增強了我國對美博弈底氣。以半導體為例，2024年第一季度中國成熟制程芯片產能提升了40%，華為通過自研芯片實現智能手機市場份額回升至國內第一，直接削弱了美國技術封鎖的威懾力。

事實上，2018年中國制造芯片才占全球市場份額的15.3%，出口規模5500億元，主要集中在低端芯片領域。到了2024年我國集成電路出口1594.99億美元（11351.6億人民幣），翻了一倍，一舉超過手機的1343.63億美元成為出口額最高的單一商品，同比增長17.4%，創下歷史新高，保持連續14個月同比增長。同時，2024年中國芯片產量接近4300億顆，也成為世界第一芯片制造國和出口國。我們的制造工藝越來越好，中高端的光刻機技術已正在獲得突破，中高端芯片產能快速增長也就是未來兩三年的事了。

同時，中國超大規模市場的“引力效應”形成反制籌碼：美國對華農產品出口占其總出口的五分之一，僅大豆一項就支撐了30萬美國農民的生計。這種“你中有我”的相互依存關系，使中國在談判中可采取“非對稱反制”——例如還可通過限制稀土出口、暫停采購波音飛機等手段，精準打擊美國核心利益。商務部明確表態“任何磋商須基于平等互利”，拒絕接受單邊施壓，正是這種戰略自信的體現。

四、產能布局視角：全球化網絡對沖地緣風險

中國通過“雙循環+區域化”重構產能布局。一方面，國內推進“東數西算”“新基建”等項目，強化內需市場對高端產能的消化能力；另一方面，對外投資向東南亞、中東歐傾斜，2023年中國企業在越南的直接投資金額達到50億美元，同比增長30%；根據匈牙利投資促進局(HIPA)的數據,2024年中國對匈直接投資52.8億歐元，占匈吸引外國投資總額的51%,中國連續兩年成為匈的最大外資來源國，一大批中國新能源汽車領域企業在匈落地。

這種布局使中國既能規避美國“友岸外包”的圍堵，又能通過區域產業鏈協同維持出口競爭力。例如，中國光伏企業通過馬來西亞、泰國基地向歐美出口，既符合美國《通脹削減法案》的“本土化”要求，又保持成本優勢。產能的彈性調配使中國無需急于通過談判解決局部摩擦，反而能以時間換空間，等待美國內部利益集團（如農業州、科技企業）因長期損失倒逼政策調整。

事實證明，面對美國的時候，我們越能保持戰略定力，越能讓美國無可奈何下主動與中國溝通談判，反而有利于降低他們對中國的訴求。就像最近，當美國一次一次以所謂芬太尼為借口向中國施壓后，中國頂住壓力，用一系列事實證據證明我國芬太尼管控極其嚴格，美國以此為借口打壓中國根本沒有現實基礎，美國沒有理由將自己的問題甩給中國。結果，就在最近，美國又主動派了使團到中國溝通，在這樣的博弈中，中國逐漸掌握了談判的主動權。

中國不主動發起對美貿易談判，本質上也是這個道理，這一切都是我們綜合實力躍升后、在做了一系列的布局安排后的策略選擇：通過市場多元化對沖依賴風險，以技術自主性構筑博弈籌碼，借全球化產能布局分散壓力······這種“非對稱博弈”模式，既避免了墨西哥式被動，又為爭取更高層級規則制定權積蓄能量。未來，隨著中國在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新興領域加速突破，談判主動權將進一步向中方傾斜，美國面對需要與中國談判溝通時會變得更加積極。中國現在做的，就是保持戰略定力，穩坐釣魚臺，從而形成對美國越來越多的心理與現實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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