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打拐志愿者上官正義公開舉報稱，江西一50歲男子龍某通過代孕機構讓四川一名17歲少女代孕，于今年2月2日在廣東省中山市小欖鎮產下雙胞胎，女孩在植入胚胎時僅16歲。

我國明確禁止代孕，更何況是未成年代孕。《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明確禁止代孕技術，并規定醫療機構違法需承擔行政或刑事責任。《民法典》規定代孕合同因違背公序良俗無效，民事權益無法通過訴訟主張。《刑法》規定通過關聯罪名間接規制代孕，如非法行醫罪、遺棄罪、拐賣婦女兒童罪等。

事件曝光后，經廣東中山市相關部門初步核查，17歲女孩代孕產子一事屬實。涉事醫療機構中山市小欖人民醫院所在地小欖鎮政府表示，確有此事，已進一步調查。

除了未成年從事代孕外，上官正義還曝光了代孕機構根據學歷明碼標價“卵妹”價格、以20萬元的價格兜售出生證明、甚至可以根據客戶需求“定制”嬰兒性別、販賣多余孩子等行為。

3月28日，上官正義告訴《新浪新聞在場》，線索來自于一家自己已經追蹤了一年的代孕機構。2024年，上官正義通過社交媒體接觸到代孕機構“愛嬰寶”的業務員，被視為“潛在客戶”維系。業務員陸續分享過不少成功案例，如代媽（代孕媽媽）的產檢、生產、分娩信息，而這樣的案例也會被當做“公開數據”發布在業務員的朋友圈攬客。

未成年代孕，有錢就能買到一切？

直到最近，業務員詢問上官正義“考慮的怎么樣？我們這邊又成功了很多。”為了證明業務能力，業務員隨即發來一張《出生醫學證明》。令人震驚的是，證明顯示一名2007年出生的17歲少女于2025年2月2日在廣東省中山市小欖鎮醫院產子，而“父親”一欄登記的是一名1974年出生的50歲江西籍男子。

“業務員說，因為龍某是單身，沒有老婆，無法以自己的名義辦理出生證明，因此直接用代孕媽媽真實的身份生產，最后佯裝母子關系落戶。” 上官正義說道，當自己對信息的真偽表示質疑，對方又發過來一份龍某和代孕機構的簽約合同，合約顯示龍某某要求指定雙胞胎性別，約定費用為73萬元，實際支付費用90余萬元。

上官正義發現，對外招攬客戶時，他們是“廣州愛嬰寶醫療咨詢服務有限公司”；簽約時則變成了“廣州君蘭醫療設備有限公司”。

根據合同上的電話，他分別聯系了與龍某簽訂代孕合同的業務員以及龍某本人確認此事，兩人均承認，當上官正義問龍某知不知道“代媽”還沒有滿17歲，龍某稱：“不知道。”

“我覺得他有點不負責任”，上官正義對《新浪新聞在場》表示，“《出生醫學證明》上清晰的寫道女孩是才17歲，他去落戶口是必須拿那張出生證的，只有這樣孩子才能落到他的戶口上面，所以他說他不知情，肯定是有一些不負責任。”

“當然了對于他們來講，哪有什么責不責任，我覺得在他們的眼里面只有剝削，他們認為有錢就能買到一切。”

而非法代孕魔爪正逐步伸向未成年，案例不止這一起。

早在2023年，上官正義就曾反饋過一例17歲代媽在廣東佛山某醫院產檢的信息，經過調查發現，代媽并沒有在產檢的那家醫院生產，因此信息只能移交出去。

他呼吁，“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應該重視起來，特別是有關部門和婦聯，相關的司法宣傳部門應該加大宣傳力度，讓女性特別是未成年的孩子還在學校里面就知道代孕的危害。”

代孕產業鏈，身體被明碼標價

經過中介的介紹，我們知道代孕黑灰產擁有一條完整的產業鏈，人員分工明確、流程嚴密閉環。

他們會偽裝成“生殖健康機構”“試管嬰兒服務”或“高端醫療咨詢”，滲透進社交平臺尋找客源。專挑“不孕不育”“單身生育”等主題貼文評論，以“過來人”身份吸引潛在客戶再推薦代孕服務，諸如“我某某親戚家里面也是不想生/不能生，后來找到某某機構，做了一個試管，還不用自己受苦受累”等等。

有人專門尋找“卵妹”，有人專門尋找“代媽”，為了規避網絡敏感詞篩查，他們用“土地”“租金”或者是諧音、字母等暗語相稱。

“卵妹”提供的卵子依據學歷明碼標價，本科生10萬、研究生15萬，可通過學信網驗證“卵妹”學歷，并承諾DNA檢測“確保血緣真實”，消除客戶疑慮。代媽單胎傭金價格在18-20萬，雙胎傭金價格在20-24萬之間不等，從手術室胚胎移植，到醫院生產，再到月子中心都有專人負責。

醫院一定是產業鏈中的一環嗎？上官正義向《新浪新聞在場》表示，醫院內部人員協助完成人臉識別、住院分娩、甚至偽造出生證明已經不是個案。近兩年，他一共舉報了43家醫療機構涉嫌和代孕機構勾結。

“代孕媽媽很多都是拿著持客戶的身份信息去醫院里面住院生產，也就是去冒用別人的身份信息。現在許多醫院都用上了人臉識別系統，從住院、生產到辦理出生醫學證明都能操作下來，大概率有內部人員為他們提供便利。”上官正義解釋道。

那么，能否由女客戶去完成“人臉識別”這一環？試想一下，女客戶“人臉識別”辦理住院，代媽生產完立馬就走，客戶躺回病床佯裝產婦，利用醫院漏洞上演“真假孕婦”戲碼，若無內部人員配合，此類操作很容易被發現。

只要有利可圖，難保不會有人鋌而走險。“非法代孕涉及到很多部門，市場監管、衛生監督、公安系統等”，上官正義說，“需要完善相關的法律體系，加強有關部門的協作執法。”

代孕與人口販賣界限模糊，律師分析

交流過程中，上官正義能明顯感受到代孕機構的業務員非常警惕，具有極強的反偵察能力。

他問：國家和新聞媒體都在高度關注這些事情？

業務員回答：新聞里面都是唬人的。

他又問：你們的機構在哪里？

業務員回答：你來的話，我們這邊有人負責接待。

上官正義一邊假意“還在考慮”一邊套話，他問代孕機構還有什么業務？業務員介紹稱，公司還單獨販賣《出生醫學證明》，也就是出生證。價格20萬一張，除了北上廣深，其他城市只需等3個月就能做出來。
他向《新浪新聞在場》表示，根據多年打拐經驗，哪怕是代孕生的孩子都不需要用如此高昂的價格單獨購買《出生證》，什么人需要購買《出生證》不言而喻。

據他所知，去年一張《出生證》的價格還是15萬左右，隨著國家層面嚴打兒童拐賣，《出生證》的價格也水漲船高，達到了“觸目驚心”的20萬。

“我關注到代孕，就是因為之前在打拐過程當中發現，代孕機構會偽造出生醫學證將‘多余’的孩子賣掉。他們之前非常猖狂，以數十萬的價格將這些所謂多余的孩子公開送養。最近兩年他們就不敢以這樣了。”上官正義表示。

對于代孕媽媽來說，多植入一個胚胎，多懷一個孩子，等多拿點錢。對于代孕機構來說，“孩子”是一個被物化的商品，每一個環節都需要有利可圖。

北京市京師鄭州律師事務所律師歐陽一鵬對《新浪新聞在場》表示，這一事件的核心違法點有：

1、非法從事代孕活動，違反《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 2、組織未成年人代孕，涉嫌《刑法》拐賣婦女兒童罪、強迫勞動罪； 3、偽造、買賣出生醫學證明，涉嫌《刑法》偽造國家機關證件罪； 4、非法行醫及醫療勾結，涉嫌《刑法》非法行醫罪； 5、非法送養兒童，涉嫌《刑法》拐賣兒童罪。

那么，龍某稱對代孕母親未成年“不知情”，是否能免除法律責任？

歐陽一鵬律師認為，客戶稱對代孕母親未成年“不知情”，不能免除法律責任。法律上認定是否存在過錯是需要主客觀相一致進行判斷，例如：客戶雖然主張“不知情”需舉證，如果出生證明確載明代孕母親年齡（如17歲），可推定其明知，可能構成共同侵權或者犯罪。

那么，為何代孕屢禁不止？我國法律對代孕的禁止性規定較為明確，但具體責任主體和處罰措施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代孕行為本身未入刑，對代孕中介、客戶的法律責任缺乏專門條款，實踐中需依賴其他罪名間接追責，存在打擊力度的不足。

歐陽一鵬告訴《新浪新聞在場》，目前需要完善的是多部法律之間的銜接問題，我們法律及法規明確禁止代孕行為，立法主要目的也是保障婦女兒童的合法權益，但在司法實踐中對于借助現代醫學實施非法代孕行為的控制，存在多部法律銜接不暢的問題，遏制非法行為的力度需要強化。

來源：新浪新聞，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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