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來源：授權轉載 分享嘉賓：劉擎，華東師范大學“未來變局與高維認知”高級研修班主講教授，紫江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政治哲學領域專家。

責編 | 老賈 排版 | 拾零 第 8900 篇深度好文：3130 字 | 8 分鐘 閱讀

宏觀趨勢

過去幾十年中，世界局勢的發展常常超出人們的預估，這要求我們重新思考國際秩序的來龍去脈與內涵。

事實上，一個完整意義上的全球秩序還尚未建立。

迄今為止人們談論的全球秩序或國際秩序，實際上是“二戰”結束后在美國主導下建立“大西洋秩序”，也常常被稱為“國際自由秩序”，最初只是北美和西歐的區域秩序。“大西洋秩序”，以自由主義民主和自由市場經濟為特征。

但西方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有一種構想，就是這個大西洋秩序會不斷向外擴展，最終會成為覆蓋整個世界的全球性秩序。

二十世紀后半葉的一些歷史進程激勵了這種構想。比如，1970年代末“新興工業化國家”（NIC）包括“亞洲四小龍”的崛起，以及所謂“第三波民主化”的成就。而幾十年的冷戰最后以蘇聯解體而告終，更是對這個構想的極大鼓舞。

這造成了一種自由秩序的“普遍化”錯覺，就是許多西方思想家過高估計了這個自由秩序在理論上的普遍有效性，認為這是全球適用的國際秩序，卻忽視了這種秩序的建立和維持實際上依賴于許多特定的歷史文化條件。

然而，近三十年來世界格局的發展并沒有印證這個普遍化構想。在冷戰結束后，西方“自由秩序”在新一輪全球化過程中迅速向外擴張，在帶動新興經濟體巨大發展的同時，也引發了廣泛的不滿與沖突。

在許多方面侵蝕和瓦解了這種秩序賴以生存的重要條件，也就動搖了這種秩序的穩定性。這至少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大西洋秩序困境

經濟全球化是大西洋自由秩序擴展的一個重要動力，但這個擴展進程越來越難以應對大規模異質人口的“排異反應”。

最初形成大西洋秩序主要是西歐和北美，加起來只有近十億人口，在向外擴展的過程中更為直接和深入地介入了新興經濟體國家的內部秩序，引發了非西方國家在文化、政治和經濟上“抵制西方化”的各種反彈。

新興經濟體包括中國、印度和一些南美國家，大約有三十多億人口的規模，而且這是在文化和制度方面具有高度差異性的大規模人口。大西洋秩序在體量上和規范性上都無法適應這種迅速的擴展。

尤其是經濟秩序的擴展不可能隔絕于文化與政治的要求，而新興經濟體在加入全球化經濟的同時，都在不同程度上抵制西方秩序的文化與政治影響，形成緊張、對抗與沖突的局面。

二、大西洋秩序面臨的文化沖突與挑戰

冷戰年代曾被基本限制在其地理區域的“伊斯蘭世界”，也在新一輪全球化進程中（再次）與西方世界更為直接地相遇。

伊斯蘭文明本身也是一種普遍世界秩序，與西方文明秩序如何能夠和平相處是一個悠久的難題。目前全球有16億穆斯林人口，高生育率將帶來其人口的迅速增長。

因此，大西洋秩序也面臨著文化沖突與宗教極端主義的挑戰。中東與北非地區的戰亂，恐怖主義的威脅，歐洲的難民危機，都顯示出非西方地區（尤其伊斯蘭世界）不愿或難以順應西方主導的現代化進程，西方自由秩序的過度擴張可能正在導致其不可承受的后果。

近幾年來西方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包括自由派的學者）對西方秩序的普遍性表達了質疑和反思。比如英國政治理論家約翰·格雷將向外輸出西方體制的企圖稱作“愚蠢的進軍”。

三、西方社會的經濟分化與階層斷裂

大西洋秩序向外擴展的進程不只遭遇到一些非西方國家的反彈，引發了不滿與沖突，同時也反過來造成了西方社會的內部矛盾，包括經濟與文化方面的問題。

全球勞動力市場的形成與資本的自由流動，加劇了西方國家內部的經濟不平等，造成中產階級的挫折與失望，這都構成了對自由秩序正當性的質疑。新一波全球化的特點是在大部分國家內部同時造成了受益者與受挫者，我稱之為全球化的“（國內）斷層線”。

經濟學家米蘭諾維奇在其名著《全球不平等》中提供的證據表明，1988年以來新一輪的全球化縮小了國與國之間的貧富差距，但加劇了國內基于階層的不平等。

西方發達國家內部的經濟不平等加劇，以美國最為嚴重（基尼系數超過了0.4）。1985年以來中產階級的實際收入增長基本停滯，社會階層的流動性下降，在經濟“一代更比一代強”的期望落空，深切的挫折與失望感越來越廣泛。

四、文化認同危機

在文化層面上，全球化對各國的本地傳統價值、生活方式以及民族認同都會造成沖擊。在移民和難民大量涌入、恐怖主義襲擊時而發生的新局勢下，加上某些政客的夸大、煽動，這種文化沖擊就變得更加敏感和尖銳。

西方思想界的主流信奉多元文化主義與全球主義，但卻未能找到有效的方式來回應這一沖擊，在民眾之間產生了對文化認同的對立格局。

五、西方社會嚴重的政治極化

經濟利益的沖突與文化訴求的矛盾相互交織、彼此糾葛，造成了西方社會嚴重的政治極化現象。

所以，當特朗普聲稱要代表美國利益的時候，他要代表的是加州硅谷的美國還是“銹帶”地區的美國，就成為一個麻煩的問題。

這種分裂和極化對于自由民主體制吸納和安置現代社會多樣性和差異性的能力構成了威脅。

六、重新思考“國際自由秩序”

另外，新技術革命，尤其是人工智能的迅即發展，對現有的生產、勞動和消費結構沖擊，以及對文化變遷的深遠影響，都可能超越既有“現代秩序”的有效框架，蘊含著巨大的未知風險。

所有這些變化，都促使我們重新思考“二戰”之后的所謂“國際自由秩序”。在我看來，并沒有充分的證據斷定西方體制已瀕臨崩潰，但可能有相當強的理由說：

“二戰”之后的“國際自由秩序”正在面對嚴峻的挑戰，它不只是面對向外擴展的困難，而是在某種程度上處于內外交困的局面。很可能進入了一個“巨變”的時期。這個巨變未必導致崩潰，但會造成長期的動蕩不安，需要重新確立目標、多方面地改革和調整內外政策。

目前的趨勢是從對外擴張轉變為向內收縮或退守，體現在本土主義的興起、貿易保護主義的反彈以及其他一些“逆全球化”的跡象之中。這是一個高度不確定的時期，可能會很長，持續十年或二十年也不令人意外。

七、中國定位：國際秩序的參與者和改造者

與此同時，既有國際秩序的困境或者危機，未必對中國就是一個“利好消息”。有人認為現在西方衰敗了，正好給中國帶來“反守為攻”的好時機，這種想法很可能也是一種錯覺和誤判。

中國已經是世界結構中重要的一部分，世界秩序的變化也會對中國產生影響，包括許多不確定性。中國領導人多次表示，中國并不是要取代現有的國際秩序，而是要做國際秩序的參與者和改造者。

當今的世界已經不可能相互隔絕，而是一個“聯通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實際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完全單獨解決自己的所有問題，完全單獨決定自己的命運，每個國家都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一員。

這需要重建真正的全球秩序。而全球秩序的未來，不可能把一個區域秩序的價值和原則強加給整個世界，而應當在尊重各個民族國家及其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展開真正的對話和商談。

這種互動不只是為了達成相互理解，也要求各自的改變，要求各個國家為了人類的共同利益，為了和平與公正的全球秩序作出變革的努力，其中也不可避免地會包含相互批評、競爭甚至一些沖突。

無論如何，我們需要在更深入的層面上展開全球對話，以此構建新的世界秩序的原則框架。

德國哲學家康德在《什么是啟蒙》里面寫道：

有勇氣運用你的理性，擺脫我們自我施加的不成熟的狀態，這便是啟蒙。

今天因為有了人工智能，我們知道，無論我肚子里儲存多少知識，無論我多博學，AI都比我們更博學。

以“知識占有量”來定義人類智慧的時代已然過去，我們面對的是更加變幻莫測和不確定的未來。

在這個不確定的時代，很多人卻還是希望拉住已有的那些確定性的知識，很少有人像康德所說的有「勇氣」運用「理性」擺脫不成熟狀態，這便是造成人類身份危機的根源之一。

然而值得慶幸的是：人類在任何時候都有運用理性的自由，只此一點，人類便有機會重塑自身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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