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刻刀、幾塊木板、三臺打印機、兩個人,做一本書。簡單來說,這可以是刺紙的全部。不過,小組的兩位成員,陳逸飛和歐飛鴻,并不會選擇這么描述。他們會說,“做期刊是連接朋友的一種方式,包括那些還不認識的。”
2019年,《刺紙》以手工藝術書的樣貌誕生于廣州;第二年,用木刻版畫做書的經驗發展出各種調動身體行動的工作坊;第三年,刺紙落地成一個線下空間,供朋友們借宿、讀書、喝酒打邊爐、創作和售賣作品;接下來,受書展和木刻版畫展的邀請,《刺紙》飛往日本、印度尼西亞等亞洲國家;與此同時,作為一種通過自印本進行社群自我組織的方法,它也潛入德國柏林,聯結離散群體,積極以非西方視角回應社會議題,營造一種具體的、在場的生活。
經過一次次自我迭代,可以說,《刺紙》突破了紙張和平面,讓“發聲”具形可觸。很難解釋,不過,所有故事都是從一間廁所里開始的。
廣州東山口,與菜市場一墻之隔的寫字樓里,有一座美術館。2019年,策展人李巨川在這里發起“億達大廈再建計劃”,邀請藝術家、建筑師在大廈內的公共空間做展覽,歐飛鴻挑中了廁所。
“刺紙”是“廁紙”的諧音。歐飛鴻請朋友陳逸飛為第一期《刺紙》創作了木刻版畫封面,用細繩將這本小冊子懸掛在廁所的墻上,輔以幾塊戲仿的“廁所涂鴉”做背景,希望它成為億達大廈里白領的如廁讀物。廁所里設置了投稿箱,歡迎大家將忙里偷閑的靈感變成下一期《刺紙》的內容。
“《刺紙》之前,我和逸飛都從來沒有做過木刻版畫,毫無興趣。盡管逸飛是美院版畫系的。”歐飛鴻說。
陳逸飛和歐飛鴻最早是網友,兩人剛認識時,陳逸飛是中央美院版畫系的學生。在校期間,陳逸飛嘗試和朋友一起辦展覽,但完全不了解畫廊系統怎么運作,那是大概十年前,公眾號的黃金期,通過各種藝術類的賬號,陳逸飛得以加入學校同溫層以外的公共討論,認識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畢業一年后,他從北京搬到廣州,跟歐飛鴻成為相隔200米的鄰居。
第一期《刺紙》的封面,是陳逸飛人生中第一幅木刻版畫作品。動手前,他先跟歐飛鴻一起點開了學校的教學視頻。“看了一會兒就放棄了。因為他一直在教怎么刻才是正確的,什么叫‘刀味’。但這正是我們討厭的。”
對陳逸飛來說,版畫的吸引力在于它永遠會從想象中偏離。“不可能馬上得到一個你想要的效果,反而會帶來很多意外的、更好的東西。要接受偏差,在一步步偏差和調整中做。很多社會實踐也是這樣,你做出來的,跟你所設想的,是會不一樣的。”
《刺紙》本身就是一件溢出設想的作品。盡管它始于一次展覽,但歐飛鴻并不希望這本刊物隨著閉展而消失。他和陳逸飛組成了二人小組,以低成本手工木刻加家庭打印的方式,《刺紙》轉化為一本手工刊物存續。
幾個月后,疫情來了。那年春天,《刺紙》出版了第一期號外,以村里快遞員劉勝的疫情生活記錄為藍本,邀請朋友們以文字和圖像的方式進行再創作,回應和傳遞日常的生活、情感。那年,《劉勝的故事》獲得首屆abC藝術書獎優勝獎,贏得了一筆獎金。
上:刺紙工作室
下:《刺紙飛書圖》,圖片來源:刺紙
之后的幾期中,除了繼續關注快遞員,與《我在北京送快遞》的作者胡安焉合作,創作了《派件》之外,《刺紙》還討論了性少數的情感、月經羞恥、更年期以及監獄生活等等議題。過程中,在二人工作組之外,《刺紙》引入責任編輯的角色,去中心化,每期由不同的朋友負責。“如果只有我們兩個人掌控全部,它的生命力和鮮活度肯定是有限的。”歐飛鴻說。
在共創和共讀中,一個以藝術和DIY為媒介參與公共討論的社群漸漸成型,包裹著,也承托起其中每個人的生活。“作為藝術工作者,又不想進入某種體制,怎么才能安置自己的欲望和才能?以前,我的時間大部分用來賺錢。這跟我自己想做的藝術作品、想過的理想生活是完全分開的。”歐飛鴻說,社群的出現,彌合了這道裂縫。
《刺紙》的第一次線下工作坊一片混亂,但混亂并不是壞事。
2020年,應北京歌德學院邀請,《刺紙》開設了木刻版畫工作坊。那天下午,到最后的印刷環節,現場亂作一團。這時,歐飛鴻和陳逸飛退到一旁喝酒。“木刻是一個很民主化的媒介,每個人都很容易上手。混亂之中,參與者有自己的節奏和磁場,因為他們正在發聲。”歐飛鴻說。
木刻版畫工作坊并非《刺紙》首創,只有真正走進去、坐下來,才能在細節中體會到它的特別之處。在《刺紙》,工作坊被簡化為一個三步框架,畫草圖、刻木板、印刷,再加上一些防止因刻印受傷的小技巧,“其他的講解都可有可無”。
其中的機竅在于人與人互動的氛圍:平等的、靈活的、松散的,不給壓力。當參與者發現木刻的效果常常偏離設想,因失去掌控而陷入急躁或是混亂,正是這種氛圍悄然接管了失序,讓人放棄掌控,接受意外,變輕松,可以玩。
上:解/拆邊界,亞際木刻版畫實踐,圖片來源:刺紙
下:《刺紙》第五期《經血不臟》,圖片來源:刺紙
“木刻版畫不是一個標準,刻錯可以理解為情緒跟身體沒有同步,在畫面上留下了痕跡。”歐飛鴻邊說邊翻開一本名為《刺紙的朋友們》的畫冊,找到一幅彩印版畫。“這是在海口的一個女生刻的,隨便刻了幾刀的東西,刮痕也不專業。只有對技術沒有特別嚴格的要求,才會出現這么漂亮的效果。”
“畫草圖的時候,我們甚至不提供橡皮擦。”陳逸飛說,從畫到刻再到印刷的每一步都有得挽救和修改,但錯誤不存在。“我們更鼓勵讓所謂的錯誤留在那。即便它是個錯誤,也經過了人的重重判斷、選擇,是我們在一次次轉化中留存下來的東西,因此都是有意義的。”
工作坊結束后,每個人都得到了一個可以復制、可以交換的版畫作品,講出一個與之有關的故事。稚嫩、粗糲、低容錯率的現代生活帶來的壓力甚或失能,這些都能從動手創造一件承載信息和情感的實物中獲得補償。
做木刻版畫和手工書的身體性,也讓一貫被創作焦慮驅動的藝術家平靜下來。“《刺紙》是一場勞作,連接起藝術家和手工藝人之間的平衡。”歐飛鴻說。
2023年,《刺紙》沒有新刊面世。陳逸飛和歐飛鴻在這一點上有共識:所有的事物都會經歷正常的生命周期,高潮、撕裂、打散、重組。這一年,陳逸飛申請到了德國的總理獎學金項目,只身前往歐洲。但和在廣州一樣,他關心的事情沒變,在德國,他的項目是調研當地的自組織。
初到異國,首先是幻滅,它源自理想化的投射。“出國前我想象,用藝術行動實現社會愿景,歐洲是做得更好的。”很快,陳逸飛意識到,德國的社會系統已經發展出一套藝術資助制度,可以把藝術吸納進來,作為一套論證自己制度優越性的語言——正因為足夠優越,才能夠容納這些多元的,乃至邊緣的聲音。藝術家在系統中工作,作為一種裝點,也作為既得利益者。
刺紙工作室版畫,圖片來源:刺紙
陳逸飛用“占屋行動”舉例,區別于拒絕被收編的“壞占屋”:“藝術家占屋會利用文化藝術的潤滑性,他們可以跟政府談判,拿到更低的租金;或者是政府就默許他們存在,讓他們成為活躍周邊街區,帶來更多消費的士紳化幫手。”
而當經濟不那么好的時候,藝術的裝點就不再那么重要。“普通人可能也感受不到依附于展覽體制的藝術如何改變生活,對大部分人來說,更像是花很多錢做面子工程。藝術討論的話題,變成行業內的黑話。”陳逸飛說。在他到歐洲不久后,德國經濟形勢下滑,這個總理獎學金項目也隨之消失了。
刺紙工作室木刻版畫,圖片來源:刺紙
在離散、幻滅和割裂中,在廣州做《刺紙》的經驗和方法,成了社群的第二個機會。
在柏林,陳逸飛正和朋友醞釀著一個新的空間。跟《刺紙》一樣,它也由自印本開始延展。在他的設想中,空間容納著社群的自印本收藏,承接各種社群活動的發生。沒有活動時,大家也可以走進來,待著、聊天,或是借宿。
作為一個靈活便捷的基礎設施,這個落腳點能減少人遷徙的阻礙,讓新的信息、新的方法自由流動。空間中的自印本,既是方便傳閱的折疊展覽,也可以帶來資金,支持空間的運轉。
刺紙工作室一角,圖片來源:刺紙
“這些經驗都來源于我們在廣州搭建社群的實驗。”陳逸飛說,它像是《刺紙》手工書、工作坊和自組織社群在歐洲的第二生命。要說兩者的區別,可能只在于關心的議題不同。在歐洲,對離散的華人社群來說,重要的是凝合非西方中心的聲音,參與更在地、更國際主義的討論。
“你站在哪塊土地上,就要面對哪塊土地的問題,就要去行動。”陳逸飛說,“大家都覺得有意義的東西,如果只有一個人去表達,它很快就會被撲滅。如果每個人都可以做一點微小的表達,就有可能改變整個環境。”
在改變環境的愿景之外,更具體的是,社群確實在改變個人的生活。在東京的一場展覽上,一位在小學教書的日本女生看到了《刺紙》,一路找來廣州。彼時,《刺紙》已經搬離傳單上的地址。在附近鄰居的幫忙下,女生找到新空間的門口,卻不巧碰上陳逸飛和歐飛鴻在其他城市做活動。幾天后,女生輾轉到武漢跟他們見面。過了小半年,他們又在橫濱再次遇見。
吸引女生漂洋過海的是展覽上的一支視頻,刺紙工作室的暖房聚會,朋友們聚在一起燒烤、談笑。“是大家相處的氛圍,不是藝術什么鬼的。”歐飛鴻說。
橫濱三年展,《搖曳的草群》(2024),圖片來源:刺紙
在《刺紙》,最重要的不是期刊,而永遠是朋友。如果做期刊出現危機或倦怠,為了朋友之間情感的健康,那就停掉它。“沒有了《刺紙》,我們還有其他合作,但如果友誼沒有了,那就啥都沒有。”歐飛鴻說。
“人跟人見面,已經成為了一個結果,它是不會被磨滅的。我們去做了,就會留下痕跡,哪怕最后知道的人不多,但是當有人看到的時候,或許就會非常受到鼓舞。 ”陳逸飛說。
如今,在長洲島,歐飛鴻住在刺紙空間的閣樓上,將自己的居住空間和開放空間融合在一起。“我是一個不成立家庭的人,也沒有進入主流的社會系統。在被原子化的世界,我需要日常的關系,愿意跟朋友們一起搭建這樣的結構。”
風吹送游動的友人,風吹來遠方的訊息。
東南風經過長洲島,門廊上,風鈴嗡鳴,《刺紙》前往又一個春天。
本系列關注世界各地的青年華人文化社群及空間,涉入他們的聯結行動,探討如何重新在異鄉以母語建立家園。人是游動的,因此家也可以遷徙。在離散的世界,總有人嘗試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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