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羅納德·C.羅斯伯頓（Ronald C. Rosbottom）

來源 | 《突如其來的勇氣：法國青少年與德軍的對抗1940—1945 》

寫作這本書讓我不斷質疑大量的陳詞濫調——關于成年、關于青春期男女的差異、關于離開童年的年輕人和他們長輩之間的關系，更不用說關于“抵抗運動”的定義了。我有時不得不揉揉眼睛，再來一杯梅多克葡萄酒。

這段悲劇的插曲很短，不到5年的時間里，四個不同的人群彼此之間爆發激烈的對抗：德國占領者、維希官僚及其支持者、抵抗運動成員和那些只想過好自己日子的人們。最后一個群體是人們所竭力爭奪的，三個群體都極力想要爭取他們的支持，或至少使他們在戰爭中保持中立。對任何人而言，這段時光都不輕松。但少數抵抗者的任務——無論是暴力的還是非暴力的——都是最艱難的。再次援引邁克爾·沃爾澤關于戰爭的道德要求與期望那復雜但極有幫助的研究，游擊行動（這個術語從本質上定義了各種形式的抵抗行動）在本質上具有欺騙性和道德上的腐蝕性。但戰敗者并沒有太多選擇的余地去以其他形式進行反抗。“游擊戰在一開始進攻的時候，只需要動員一小部分國民——非常小的一部分。他們依靠敵人的反擊來動員其他人……他們試圖將濫殺無辜的戰爭罪行推給敵方軍隊。”

《突如其來的勇氣：法國青少年與德軍的對抗1940—1945 》

[美] 羅納德·C.羅斯伯頓 著

焦靜姝 譯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25年1月

盡管法國年輕人對德國占領者的騷擾在軍事上沒有決定性的意義，但這些年輕人確實在情緒上、心理上以及自尊心上，影響了那些在法國只想坐等好結果的人。阿利亞·阿格朗認為，“抵抗運動”更像是為了填補戰敗和勝利之間的空隙而存在的。抵抗的過程和結果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保持高昂的士氣，提醒犯糊涂的公民他們是罪行的受害者，并讓大家對更美好的未來保持一點樂觀，這是這種帶有明顯政治色彩的準軍事運動最顯著的益處。

勇氣讓法國人突然做出反抗不公的決定。也許是我們太輕易使用“勇氣”這個詞，來描述個人可能帶來羞辱、傷害、驅逐或死亡等一切具有懲罰性質的行為，讓這個詞變得爛俗。但這本書中描述的大多數年輕人，所展現出的“突如其來的勇氣”，卻是一種罕見的品質，眼前發生的事件迫使他們快速做出決定，且無暇考慮可能的后果。

在法國被占領期間，有數百萬年輕人沒有加入任何抵抗組織。我們看到，有一些人用不那么危險的方式，表達了對德國占領者的厭惡。但也不要忘記，還有數不清的年輕人曾出于各種原因，抵抗“抵抗運動”本身：因為他們父母的信仰，因為他們屈從于無處不在的武力，因為他們覺得參與抵抗的同齡人是在炫耀自己，或者因為他們被復興的第三帝國迷住了。最后這群人，在 1942 年法國反布爾什維主義志愿軍團成立，或者 1943 年法蘭西民兵成立時，立刻就報名加入了。這些男性青年在意識形態上并不成熟（老實說，許多支持戴高樂或共產黨的年輕人也一樣），但他們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本能，認為維持現狀，或建立“新”歐洲的工作很重要。因此他們愿意響應唯一被承認的法國政府——法蘭西國的號召，應征入伍。他們也有自己的故事，但他們不是我討論的對象。

還有一些人，明白自己的生活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卻不知如何應對。年輕的米舍利娜·布德就是這樣的青少年。在她日記的最后一章，她總結了自己在那段日子的感受，從 14 歲到 18 歲，她一邊成長，一邊等待，試圖從令人窒息的納粹灰綠色制服之外尋求一絲解脫。

共和國能幸存嗎？盡管普通的法國公民沒有太深的政治信仰，只想保全自己的性命，但他們渴望一個可預見的未來。

這種持續的迷茫導致了在戰爭的最后 10 個月中（1944 年 8 月到 1945 年 5 月），越來越多年輕人被迫在成長中做出選擇。他們改變身份的行為堪稱一出喜劇。最近的檔案揭露了，年輕的法蘭西民兵——反戴高樂主義者、反共產主義者，以及一部分狂熱的維希支持者——設法讓自己在每個陣營里都占有一席之地：他們身上既有德國身份證，甚至是剛抵達法國的自由法國軍隊偽造的身份證，也有地下組織成員的身份證明。有些人還會去尋找并加入游擊隊，萬一風向變了，與自己先前的預測不同——這種趨勢也越來越明顯，他們好以此表明自己的誠意。隱秘的英國特別行動執行局甚至會嘗試招募年輕的法蘭西民兵作為法國內地軍（FFI）的武裝成員。英國特別行動執行局會給這些年輕的無業游民一些除了德國通行證之外的其他身份證件，方便他們自由行動；一些人則會冒充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他們隨時準備加入似乎要勝利的任意一方。歷史學家馬克·貝利埃（Marc Berlière）在研究戰爭末期這段絕望時光時，寫道：“國民中有一大群人手里握著好多張牌，玩著雙重甚至三重的欺騙游戲……盡管是為了自己……他們同時伺候著不同的主子和靠山：德國安全部門、法蘭西民兵，還有抵抗運動組織。”

此外我還提到，有另一種關于法國青少年對抗占領的敘事是值得被關注的。歷史學家瓦萊麗·迪肯（Valerie Deacon）指出，那些最初極力反對萊昂·布魯姆的人民陣線和左翼思想浪潮，并支持貝當元帥的極右翼分子，后來在反對維希政府的時候也是最激進的。很多這樣在政治上立場不一的“重生”青少年，確實曾短暫地做過抵抗者。

這些（極右主義）青少年在抵抗運動中的參與……說明了幾件事……在重大危機到來的時候，根本無法預知人們會采取怎樣的行動。人們只有回過頭來思考才能確認，誰會或誰不會加入抵抗運動……這是一個不能用簡單的概括來回應的問題。

抵抗運動的社會學研究表明……年輕人更傾向于加入秘密的國內抵抗組織（也許他們覺得這樣才能有更多的行動自由），而年長一些的人們更傾向于參與外部抵抗運動（戴高樂的自由法國）……但這些研究永遠無法表明，戰爭中的行動就是由這些因素決定的。

當然，這本書里被拿來舉例的年輕人，都不是那么精于算計，也不太自私，他們值得被熱愛政治自由的人們仰慕。但我們不要忘記，盡管戴高樂堅持不懈，并和他的助手讓·穆蘭付出了努力，卻從未出現過官方牽頭的鐵板一塊的抵抗運動。抵抗者始終是少數，即使在今天，我們已經解密了主要檔案，也有很多口頭和書寫的見證，但許多抵抗者的動機和身份依然不為人所知。他們分散在法國各地，極其獨立，對類似的其他組織持懷疑態度，時常受意識形態鼓舞，盡管如此，年輕的抵抗者們還是堅持著一個共同使命：削弱德軍的軍事力量，威脅維希政府這個惡劣的合作者。

青少年參與抵抗運動的歷史——正如支持另一方的青少年，或那些只想觀望的青少年一樣——都是被事件驅動的，比如突然發生的軍事變化，隨著時間的推移，將對青少年產生微妙的影響。若說參與反抗的年輕人不像我們以為的那樣成功，那就是忽視了德國占領期間相當一部分法國青少年的勇氣，這種勇氣有時很盲目，但通常充滿激情。他們參與抵抗的原因也許千差萬別，似乎缺乏目的性，但他們的判斷確實導致他們采取了相關的行動。每個事件都能打開一扇通往未來的大門，而在那之前，這扇門是被陰云籠罩的。有些人只是受夠了，想結束逃難回到家里；有些人想趁還來得及，趕緊加入；有些人則是因為別無選擇，特別是猶太人。那個時代的法國年輕人有許多理由加入抵抗運動對抗兩個殘暴的政權。他們都是地下行動者，但他們的勇氣昭然于天下。

集體和組織的記憶塑造了一種強烈的幻覺，即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個以善勝惡的鮮明例子，是美國 20 世紀乃至 21 世紀最后一場真正的勝利。在某個道德秩序中，這種強烈的驕傲維系著我們的個人和社會自信。然而，我們內心深處都知道，這不過是一種幻覺，一種集體的安慰，因為任何一場人類沖突，都沒有一方是完全善良而另一方是完全邪惡的。為了打敗軸心國和他們可憎的意識形態，同盟國都做了什么？我們的行為就正當合理嗎？到底什么是“戰爭罪行”？只有敵人的惡行才算“戰爭罪行”嗎？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明確無誤是“正義的戰爭”嗎？這樣的問題會一直有人提出，而問題的答案也會一直被尋求。

大多數美國和歐洲公民都想要建立、維護一個理性、公平和公正的社會及政府表現模板。但正如我所寫的，“第一世界”的許多國家，試圖強行向世人灌輸關于國家意識、宗教確信或種族純潔的定義，結果導致數百萬人再次被卷入曾主導了 20 世紀上半葉的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龐大試驗中。倘若我們在 20 世紀后半葉成功解除了上述威脅，或至少對其加以遏制，那為什么它們會再次出現呢？這次又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意大利、德國或美國的普通民眾對于移民問題感到憂慮，我們如何能夠緩解這種憂慮而不至于重走法西斯主義的老路呢？過去的解藥能醫治現在的弊病嗎？歷史還能作數嗎？我們為什么不能記住歷史，或者學會回顧歷史呢？

另一個被不斷提出的問題就是，如果沒有青少年的積極參與，法國還會形成對專制政權的有效抵抗嗎？事實上，早期抵抗運動的許多領袖和犧牲者都是成年人，年紀在 30—50 歲，甚至更年長。

他們中的一些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老兵，一些人在商界和政府的名望及人脈關系，給早期抵抗組織提供了巨大的優勢。我并沒有過多強調這一事實，因為其他人已經做過充分的論述了。此外，每個抵抗組織就像一支軍隊，都需要步兵。青少年在情感和心理上具有很強的可塑性，他們尋求認可，并隨時準備張開才剛剛可以伸展的翅膀。他們當中最優秀的都不是隨大流者。在危機時刻，許多年輕人看到改變自己未來的機會，因此偏離了長輩為他們規劃的道路。

他們被抵抗運動和任何有威脅性的意識形態所吸引，而無所謂其來源；他們也急于挑戰那些破壞他們正在形成的信仰的人。對于青少年來說，在十幾歲或 20 歲出頭的年紀做決定，要比 10 年之后容易得多——雖然都不容易。青少年與同齡人的連接更緊密，無論在外表上還是內心深處，都與父母的經驗和判斷脫節。他們的道德世界更加清晰——這種“道德確定性”（moral certainty）是一種特質，而非偏差。

毋庸置疑，20 世紀 40 年代上半期在法國發生的事情是獨一無二的。但各年齡層的人對歷史事件的反應卻是可以預測的。年紀稍長一些的人在挑戰權威時也許有明確的原則，但可能會失去很多，如家庭、事業和好名聲。因此，他們往往缺乏精力或內心的力量來改變既有的習慣。年輕人就沒有那么多社會和道德上的困擾。通常他們都依賴于家庭或導師的支持，并期盼長輩的支持在他們對規則感到失望時也能保護他們。有些人的父母會支持他們，有些人的父母則不會。即使是最膽小的青少年也能找到一些勇氣以穿過這個由義務和欲望組成的迷宮。

我在研究和交流的過程中發現，許多在 20 世紀 40 年代初參與抵抗德國占領的法國年輕人，都有一個壓倒性的特質，那就是道德確定性。的確，那些沒有對德國人感到憤怒或拿起武器抵抗的人，可能也十分確定自己的道德選擇。但如果我們從這種表面的信念向下深挖一層，就會發現大量緣由證實了這些青少年事實上都在問一個哲學上及意識形態上的問題：我要怎么過自己的生活？我要怎么保護我的家人？我要成為什么樣的公民呢？我只需要考慮自己的幸福嗎？

我在書中呈現的這些青少年，當時勢讓他們為一個更好的未來而獻身時，他們自己也倍感驚訝。他們意識到還有比族群和家族感情更重要的價值，他們中有一些人甚至超脫了民族主義的限制，為一個更廣闊的理念——在政治和社會上獲得自由——而奔走。在這些黑暗歲月里，他們全身心投入這些事件中，試圖對當下產生一些影響，以迎接一個更明朗的未來。但他們也許并不明白，自己在危險的公共領域里采取行動的決定，會影響到未來的年輕一代，這些未來的年輕人回過頭來會問：我當時會怎么做？我能有多勇敢？

認為未來會更美好的想法并不新穎，也不局限于“激進分子”或“反動分子”，它更像是每個公民的夢想，盡管這個夢想已經被當權者的偏見所扭曲。我們當中許多人都是如此，無論當下有多么要緊的事，都像愛爾蘭人說的，始終抱有一種對未來的期許。而對于過去，我們努力拒絕被選擇性粉飾過的記憶。

這種反對暴力、傀儡政治和邪惡種族主義的激情，并沒有隨著第三帝國的覆滅和維希政府的瓦解而從法國消失。一個很好的例子可以解釋這點：二戰結束后的 40 年中，阿道弗·卡明斯基繼續為那些抵抗殖民主義、獨裁統治或受到不公正迫害的人們偽造證件。

他的名聲響徹全球——在南美、非洲、中東，甚至在美國，他幫助那些試圖逃避越戰征兵的人。他從沒有暴露身份，也沒有被捕。但最終，他擔心自己的運氣用盡，也希望能過上正常的生活。阿道弗于 20 世紀 70 年代放下了自己的偽造工具，開始了作為天才攝影師的全新職業生涯。從黑暗到暗室，他與世界互動，重現人們的記憶。

在危險和艱難時期的年輕人很少考慮到他們的行為能造成的最深遠影響。我要行動，因為行動在召喚。我要行動，因為我深信某件事或物。我要行動，以確立我的身份和信仰。我要行動，以改變世界。他們很少會想得再遠一點，比如我要行動，盡管這會讓我喪命，或者我要行動，盡管會讓我的家人處于危險中。在為高尚行為所付出的個人代價面前逞能，這是年輕人冒險的最大特點，就像今天的年輕人一樣。青少年確實會違反規則，一些人會安然接受懲罰，有些人則會因這個不公平的世界沒有考慮到個體的特殊性而憤怒。但當整座道德大廈出現裂痕甚至傾覆時，當青少年看到他們的長輩在不斷變化的規則面前憤怒、彷徨或恐懼時，他們會覺得沒有把握，因為他們一直都受到這些規則制定者的保護。不過他們也很興奮——他們嘗到了自由的味道，一種可以不按規矩行事的自由的味道。這就是1940—1945年的法國。

安妮·克里格爾認為，她和她的組織在黑暗歲月里所做的事，不能與年輕人為了讓政府難堪而走上街頭違反法規的行為相提并論。她說，無論戰后的學生們在對抗警察的毆打、催淚彈和短暫的逮捕時多么勇敢，他們都不必冒著生命危險（當然，在一些社會里，直言不諱的年輕人確實可能遭受嚴重的傷害）。安妮與同時代的共產主義者和猶太同伴們，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被迫起身反抗。對他們而言，沒有任何保護，不行動就只能躲藏，年齡和性別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要為這個國家已然失落的價值，為自己的價值，獻出自己的生命。安妮有一個觀點：起身反抗一個專制的、暴力的、極端不安全的國家，與只是批評一個國家頑固不化、冷酷無情，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行為。她和她的同伴們向自己的家人撒了謊，他們迅速建立又迅速終止彼此的親密關系，并時刻處在警覺中：

我們被危險和恐懼包圍……當夜幕降臨，伸手不見五指時，我會不斷想到它——這種恐懼，它是從我被中斷的童年中催生出來的。請理解我：勇氣不是在一切都預示著危險時感受不到恐懼；勇氣是冷靜地去做必須要做的事，以確保（每一次成功），并且為同伴做同樣的事。勇氣迫使你重復地做出有制約性的行動……勇氣是自制力，在諷刺和幽默的作用下它會變得令人愉悅，就像蓬松的蛋奶酥。

關于勇氣，我不知道是否還有比這些年輕人自己所描述的更好、的定義。恐懼總是會存在——害怕警察，當然還害怕失敗，害怕讓同伴失望，害怕無意中泄露情報，害怕辜負信任。比起被朋友發現你的粗心大意或被嚇得失去行動能力，被警察跟蹤并沒有那么可怕。

那我們是否可以得出結論，即我們永遠都需要，甚至要指望，年輕人的激情（通常是因為他們沒有負擔的天真）來促使那些不再年輕的人更加勇敢？這本書中有很多內容都提醒老練的讀者們，從童年到成年的過渡是一個灰色地帶，而生理上的標志只能解釋這種過渡的一部分。每個青少年長大的方式都不一樣，這取決于他或她的社會階層、家庭結構、居住環境、宗教和政治背景等。成長不但是一個艱難的過程，也幾乎無法用任何方式去精準地解釋。關于青少年如何在混亂、災難或暴力環境下長大成熟的研究表明，一些我們常常賦予他們的特征，比如喜怒無常、粗魯無禮、對隱私的高度需求、情緒混亂等，與他們在做出決定性行動時的責任感形成鮮明對比。正如有人曾說過，作為一名青少年，就意味著你不知道自己不該做或不能做什么。當然你曾經被告知規則是什么，但這些規則必須要經過檢驗，否則你可能會消失在一片森林里，成為其中一棵隱形的樹。

我在開始寫作這本書的時候意識到，法國很難細數在德國占領期間，其境內到底發生了什么。這不是判斷，而是事實。同樣，法國在過去幾十年中變得越來越透明和坦誠，這也是事實。我詢問克勞德·魏爾，戰后他是否因為與德國人兩年多的斗爭得到法國政府的嘉獎。他看上去十分驚訝，回答說：“沒有，為什么要嘉獎我呢？”

他顯然不認為自己是英雄，而是認為自己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齒輪，參與了一場為自由而戰的斗爭并最終取得了勝利。戰后，他回到巴黎，繼承了父親的產業，事業成功。

我們都羨慕這些年輕人無私的勇氣——以及他們拒絕認為自己超凡脫俗的謙遜，這種勇氣是對他們的生活結構中預想不到的眼淚和意料之外的事件突然迸發的回應，無論他們是非法移民還是處境舒適的美國人。在我執教的幾十年中，我見過還是青少年就參與投票的選民，也一直驚嘆于他們的熱情、好奇和正派。我問自己：

他們長大后還會保持同樣的道德熱忱嗎？當我們尋求社會和政治安定時，我們的民主制度在本質上，是以磨滅政治熱情來維持穩定的嗎？如果是這樣，當憤怒的派系和不道德的領導人開始威脅我們最引以為傲的價值時，我們應當怎么辦？誰能抵擋住誘惑，不至于默許讓社會徹底退回到那個貧瘠又殘酷無情的時代呢？只有孩子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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