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茹莛與吳麗華得知來自江西宜豐的“上海知青在宜豐”采訪組入住這里，就相約趕到賓館，與采訪組的同志興奮地聊起了她們在宜豐插隊的悠悠往事。

　　王茹莛與吳麗華其實并不是親姐妹，只是初中同學。之所以被大家稱為“姐妹花”，不僅僅是由于年紀相仿、模樣相似的緣故，還因為她們倆從踏上江西宜豐這片土地成為知青的那一刻起，就一起生活、工作、學習，形影不離，如同姐妹。

　　“請問你朋友來自何方？我來自上海黃浦江畔。如今我們來到這里，偏僻的山鄉安家落戶……” 王茹莛與吳麗華唱起這首《上海知青之歌》時，眼睛里飽含著淚水。歌聲把她們帶回到了47年前的1970年4月6日。記得那一天她倆在上海金陵中學門口集中，學校的大卡車把她們這些知青送到火車站。前來送行的父母們哭得稀里嘩啦的。王茹莛與吳麗華回憶送別場景時都很動情，王茹莛說：“當火車開動的那一瞬間，望著站臺上佇立的年邁的父母，我心里十分酸楚，十八年的哺育終身難忘，如今骨肉分離、天各一方，怎能不叫我們這些孩子們熱淚盈眶？”吳麗華說：“當時我真的希望火車慢些走，再慢些，讓我再多看爹娘一眼，真不知何時才能相見……”

　　王茹莛是1952年10月26日出生于上海，她比吳麗華整整大5個月，她們是金陵中學的同班同學，從上海到宜豐后，同時被分配到宜豐縣新莊公社新莊大隊8生產隊。

　　說起在生產隊的故事，她們倆都內心充滿深情，話匣子一打開就滔滔不絕：

“在新莊大隊8生產隊插隊的上海知青共4人，除了我倆，還有一個男知青叫原金偉、一個女知青叫袁華萍。原金偉后來在宜豐娶妻生子，在當地稅務部門工作。袁華萍返城后在上海圓珠筆廠工作。那時候，我們幾個知青嚴重水土不服。一下水田干活，腳就爛。水田里螞蟥多，我們這些女知青非常害怕螞蟥叮咬，每次在田里勞作回來都心有余悸。大隊對我們知青非常關照。我們剛來的時候，不會弄飯，吃飯成為一個大問題，大隊想我們之所想，急我們之所急，安排我們在老表家搭膳。后來我們慢慢學會自己弄飯，但是不會種菜，沒菜吃，老表們又自發地天天給我們送菜。令我們尤其感動的是每天大清早都會有一籃子新鮮蔬菜放在我們住的房子門口，也不知道是哪家送的。

記得有一個叫姚天旺的老表，對我們特別好。看到我們幾個知青平時沒什么吃的，只要他自己家里有點什么好吃的，比如河里搞到了小魚啊，山上打到了野兔之類的，就會把我們叫去解解饞。有一次，姚天旺見我們幾個知青因水土不服而接二連三地病倒了，心里特別著急，不僅到大隊請來赤腳醫生幫我們看病，每天早上還盛一大碗米湯送來給我們增加營養。姚天旺的老父親得知我們生病后，還親自去山里采草藥煎水給我們服用。在姚天旺一家人的精心照料下，我們幾個知青很快都康復了。看到我們在田里勞作后爛腳，而且爛的范圍越來越寬，有向全身蔓延的趨勢，姚天旺的父親又尋來艾草熬汁，讓我們用藥汁沖澡，很快病情就得到了緩解。

我們積極投身于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生產勞動之中，無論是插秧、種花生、棉花，還是去栽果樹、砍竹子、摘茶籽，都唯恐落后。只要取得一點點成績，貧下中農就表揚我們，給了我們這些在異鄉的知青莫大的鼓勵。

生產隊的老表們心里牽掛著我們，就像牽掛他們自家的孩子一樣。記得有一次，我們去砍柴，在山里迷路了，走來走去又回到了原點，怎么也走不出大山。眼看天色漸晚，我們心急如焚。宜豐屬于丘陵地形，在我們這些在黃浦江畔長大的人眼里，每一個小山坡——就像中國人眼里的外國人——“模樣”都差不多。天色越來越暗，幾乎是伸手不見五指，我們仍然被困在山里。正當我們處在極度的驚恐之時，姚天旺帶著幾個村民進山來找到了我們……”

1978年，王茹莛與吳麗華先后回城。王茹莛在上海第十九五金商店從事出納工作，吳麗華在上海環球皮件廠做縫紉工作。她們回上海之后依舊像在江西宜豐插隊時一樣姐妹般親近。這對“知青姐妹花”非常珍惜各自平凡的工作崗位，幾十年兢兢業業，發揚了在江西插隊時養成的吃苦耐勞、認真仔細的好傳統、好作風，年年被各自單位評為先進工作者。

在王茹莛與吳麗華的心里，有一件憾事：從1978年回上海之后，四十年來都沒有返回到過當年插隊的地方。她們做夢都希望返鄉的日子能夠早日到來！

來源：宜豐縣林業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