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教授，您再說具體些！”1977年8月5日上午九點，北京飯店的會議室里，鄧小平握著鋼筆的手懸在記事本上方。武漢大學化學系教授查全性正說到激動處：“現在工廠招學徒都要文化測試，大學招生卻還在搞推薦制，這就像用竹籃打水啊！”在場的33位教授突然發現，小平同志在紙上重重劃了兩道橫線。

這個細節被時任中國科技大學助教的溫元凱記了整整四十年。當時誰也沒想到，這次原本定為三天的科教座談會，在第一天就掀起了改變千萬人命運的驚雷。鄧小平特意讓工作人員撤掉主席臺，與學者們圍坐在鋪著白色臺布的圓桌前，這個看似平常的布置，悄然拉開了教育改革的序幕。

自隋煬帝創立科舉以來，中國人的命運轉折總與考試緊密相連。1905年廢除科舉時，張之洞曾預言“學堂取士”將成為新出路。但誰曾想七十多年后，中國竟出現了更嚴酷的“推薦入學”制度。1966年夏天，當最后一批高考生走出考場時，北京四中教室的粉筆灰還未散盡，全國570萬適齡青年的人生軌跡就此凍結。

溫元凱在座談會上提到個典型案例：上海某工廠有個青工連續五年報名工農兵學員，每次都被車間主任卡住，理由竟是“你走了誰替我寫匯報材料”。這種荒唐事在當時屢見不鮮，推薦制度演變成了某些人手中的權力游戲。鄧小平聽到這里突然插話：“元凱同志，你那個四分之三的主意，咱們再加四分之一如何？”全場頓時鴉雀無聲。

這個“四分之三”的典故，源自溫元凱提出的“自愿報考、統一考試、擇優錄取”十二字方針。鄧小平敏銳地發現，若保留“單位同意”這條，基層權力尋租仍會死灰復燃。他當場拍板：“領導批準這條必須拿掉！考生只需要過政審關，不需要單位蓋章。”這個決定讓在太原鋼鐵廠當爐前工的陳佳運，連夜扒上運煤火車趕回老家報名，后來他成了恢復高考后的首批冶金專家。

有意思的是，決策層內部最初對冬季高考顧慮重重。有人擔心印不出足夠試卷，有人覺得會沖擊農業生產。時任教育部長劉西堯算過筆賬：全國需要印制2.3億張試卷紙，相當于當時兩個月的文化用紙產量。鄧小平只說了一句：“沒有紙就調戰備庫存，沒有油墨就開夜班生產。”最終，全國考生在12月10日走進考場時，用的竟是印《毛澤東選集》的儲備紙。

那年冬天的新華書店出現了奇觀：玻璃柜臺被求知若渴的考生擠碎了三回。在哈爾濱，兩名知青為搶購《數理化自學叢書》大打出手，民警了解原委后竟自掏腰包買下兩套送給他們。數據顯示，1977年報考人數最終定格在570萬，錄取率僅4.7%，但每個數字背后都是鮮活的人生轉機。后來成為外交部翻譯官的張幼云回憶，她在襄陽棉紡廠備考時，工友們主動替她頂班，車間里掛滿單詞卡片。

不得不說的是，取消“單位同意”引發的連鎖反應遠超預期。北京知青王岐山在西安備考時，公社書記親自送來復習資料；在云南插隊的葉辛白天割膠，晚上打著手電筒在被窩里做題；27歲的厲以寧在農場勞動時接到報考通知，后來他主持起草的《證券法》改變了中國金融格局。這些人的命運齒輪，都始于那個刪除的條款。

1977年12月11日數學考試結束后，南京考場的徐蓓在日記里寫道：“最后一題是求sin2α+cos2α的值，我盯著卷子愣了很久，突然明白新時代真的來了。”這道如今初中生都會的題目，在當時難住了近三成考生，卻也預示著知識價值的回歸。次年春天，27萬新生踏入大學時，未名湖畔的迎春花比往年早開了半個月。

四十五年后再看這份手寫的會議紀要，鄧小平在“招生條件”段落旁的批注依然力透紙背：“重在本人表現，杜絕株連政策”。正是這八個字，讓家庭成分復雜的考生有了公平競爭的機會。據統計，1977級大學生中，有13.8%出身所謂“黑五類”家庭，他們后來在科研、教育領域貢獻尤為突出。當年在陜北窯洞復習的管曉宏，如今是中國能源戰略專家，他總說：“那場考試給我的不止是學歷，更是作為人的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