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頭又躲著咱們呢！”1980年初春的某個清晨，兩位老將軍在301醫院走廊不期而遇。他們手里攥著新鮮出爐的《解放軍報》，頭版右下角豆腐塊大小的訃告欄里，“王建安”三個字刺得人眼眶發酸。距離這位開國上將離世已過去整整七天，可除了這則連遺照都沒有的簡短通告，竟再尋不到半點治喪痕跡。

這種異乎尋常的冷清，倒像是王建安生前作風的延續。1979年深冬，濟南戰役三十周年座談會上，有人提議給當年參戰將領補發紀念章。時任軍事科學院副院長的王建安突然起身：“要發就發給烈士家屬，咱們這些活著的算哪門子功臣？”滿座將星面面相覷，主持會議的蕭華打圓場：“建安同志這是提醒咱們別躺在功勞簿上。”可誰也沒想到，這竟成了他在公開場合的最后發言。

追溯這位上將的人生軌跡，會發現他始終在“熱鬧”與“冷清”間劃著筆直的分界線。1908年生于湖北黃安的王建安，七歲那年跟著貨郎父親走街串巷，親眼見過縣太爺出巡的排場——鳴鑼開道，前呼后擁，連路邊的乞丐都要被衙役踹到溝里。這個畫面像根刺扎進他心里，后來在紅四方面軍當指導員時，他給戰士們立規矩：“誰要擺官老爺架子，趁早滾回白軍去！”

1932年反圍剿期間發生的一件小事，最能體現他的脾性。當時剛升任紅10師30團團長的王建安，發現炊事班單獨給自己留了碗白米飯。他二話不說把飯倒進大鍋攪勻，轉頭把司務長罵得狗血淋頭：“再搞特殊化，老子送你上軍事法庭！”這碗“倒回去的米飯”，后來被徐向前寫進《紅四方面軍戰史》作為治軍典范。

有意思的是，這位對下屬嚴苛的將領，打起仗來卻透著股狡黠勁。1947年萊蕪戰役，他帶著九縱在山溝里和國民黨軍兜圈子。有天夜里急行軍，參謀請示要不要通知沿途村莊騰房子，王建安擺擺手：“讓老鄉們睡安穩覺，咱們在曬谷場湊合。”結果第二天追兵趕到，發現九縱將士裹著稻草睡得正香，而三十里外的槍炮聲已經響起——原來他故意示弱，把李仙洲兵團主力引進了包圍圈。

王建安的“冷”與“熱”在濟南戰役達到某種平衡。戰役前夕，許世友在指揮部拍桌子：“八天拿不下濟南，我老許提頭來見！”向來寡言的王建安突然接話：“用不著八天，五天足夠。”這話驚得參謀們筆都掉了——誰不知道“許王”二人當年在紅軍時期有過節？可當總攻信號彈升空時，許世友的東線集團和王建安的西線兵團配合得嚴絲合縫，突擊隊甚至比預定時間早六個小時會師大明湖。

這種公私分明的作風，在新中國成立后愈發明顯。1965年他到福州軍區視察，接待處按慣例準備了兩輛吉普車隨行。王建安當場黑了臉：“你們這是讓我當戲臺子上的縣太爺？”最后硬是帶著警衛員擠公交去基層連隊。有個新兵蛋子不認識他，在車上抱怨伙食差，王建安聽得直點頭，第二天那個連隊的菜譜就多了道紅燒肉。

最讓人唏噓的是1980年1月10日那個飄雪的凌晨。陷入彌留的王建安突然清醒，對守在床邊的長子王繼安伸出三根手指：“三不——不發訃告，不辦追悼會，不進八寶山。”說完又補了句：“骨灰盒別買貴的，能裝就行。”等家人含淚應下，這位從黃麻起義走出來的老戰士，終于像完成最后作戰任務般合上了眼睛。

301醫院的解剖室里，醫生們發現將軍的胃部布滿瘢痕。護理員紅著眼眶說，首長這些年下部隊總吃戰士的伙食，有回在西藏喝生水得了胃潰瘍，疼得冒冷汗還堅持開完作戰會議。而那個被兒子抱回家的骨灰盒，不過是花七塊錢買的普通松木匣子，如今靜靜躺在黃麻起義烈士陵園的角落，連塊像樣的墓碑都沒有。

倒是他當年在濟南戰役繳獲的王耀武懷表，至今還在軍事博物館滴答走著。講解員每次說到這塊表，總要提個細節：王建安上交戰利品時，特意把表鏈上鑲的寶石摳下來換了三十斤豬肉，給突擊隊改善伙食。有觀眾問為啥不自己留著，講解員笑著指指展柜里的捐贈憑證：“您瞧，這表現在還屬于國家財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