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張，聽說功德林要處決五個重犯？”1951年初春的清晨，管理所炊事員老李往灶膛里添著柴火，壓低聲音問正在清點物資的保管員。保管員捏著登記簿的手指微微一滯，抬頭望向灰蒙蒙的天空：“都是欠著血債的主，該還的遲早要還。”

這座位于北京德勝門外的特殊監獄，在解放初期收押著三百余名國民黨戰犯。青磚圍墻內既有杜聿明、宋希濂這類后來獲得特赦的“明星戰犯”，也有五名最終走向刑場的特殊人物。他們的命運分野，恰似那個時代革命與反革命激烈碰撞的縮影。

陸蔭楫的牢房在監區東北角，這個戴著金絲眼鏡的廣西將領，總愛用鋼筆在報紙邊角寫些晦澀詩句。看守員后來整理遺物時發現，他臨終前竟用米湯在《人民日報》夾縫里寫下“愧對八桂父老”六個字。這位桂系出身的將領抗戰時期參與過昆侖關戰役，卻在1947年制造了震驚華東的“沭陽慘案”。據華東野戰軍1948年檔案記載，他親自簽發的“寧可錯殺三千”手令，導致蘇北根據地三百余群眾遇害。

與陸蔭楫隔墻而居的鄧子超，是五人中改造態度最惡劣的。這個黃埔三期生每天晨起必向南方行三鞠躬禮，聲稱“校長必來搭救”。1949年4月贛州解放時，他指揮保安團將關押在通天巖的二十七名地下黨員用麻繩串綁，沉入章江。江西省委1950年收到的檢舉材料里，有份泛黃的名單詳細記錄著1946-1949年間被他秘密處決的八十九人。

楊海清的履歷堪稱“變色龍”標本。這個四川漢子1927年曾在賀龍部隊當司號員，武漢事變后叛投汪偽政權，抗戰勝利后又搖身變成國民黨中統特務。1948年冬，他帶人潛入北平城郊，用氰化物毒殺了兩名準備起義的傅作義部參謀。功德林檔案室的審訊記錄顯示，他在受審時竟大言不慚：“各為其主而已，何罪之有？”

張卓的牢房總飄著墨香，這個貴州籍將領寫得一手漂亮顏體。但這份儒雅掩蓋不住累累血債——1946年昆明“李聞慘案”中，他作為軍統云南站特別行動組長，親自設計了刺殺路線。更令人發指的是，1949年11月重慶解放前夕，他指揮特務將白公館關押的三十余名政治犯澆上汽油活活燒死。獄中放風時，他常對其他戰犯吹噓：“要不是共軍來得快，我能把西南的赤匪分子全收拾了。”

張國勛的檔案袋里塞著七份不同時期的立功證書。這個在臺兒莊戰役中帶著敢死隊炸毀日軍坦克的猛將，1946年后卻成了蔣介石的“清共急先鋒”。1947年孟良崮戰役期間，他密令特工在沂蒙山區水源投毒，導致兩千余百姓中毒。當審訊人員出示幸存者的血書時，他竟冷笑：“打仗哪有不死人的？”

這五人的伏法在功德林引發強烈震動。據管理員王英光回憶，處決令宣布當天，黃維在放風時突然對著高墻大喊：“早知今日，何必當初！”而正在撰寫悔過書的杜聿明，聞訊后默默將寫好的材料撕得粉碎，三天后重新提交了更為詳盡的認罪書。

耐人尋味的是，五人中除楊海清外，其余四人都曾為抗日作出貢獻。陸蔭楫指揮的桂軍某團曾在昆侖關戰役中擊斃日軍中佐；鄧子超參與過淞滬會戰；張卓在滇緬公路保衛戰中負過傷；張國勛更是臺兒莊戰役的敢死隊長。但正如周恩來在1951年鎮反工作會議上強調的：“抗日有功不能抵消殘害人民的罪孽，功是功，過是過，這是共產黨人最根本的歷史唯物主義態度。”

功德林的青磚墻上，至今還留存著當年用碎瓷片刻下的模糊字跡。某處斑駁的墻面上，依稀可辨“1949.4.12章江”幾個小字，旁邊歪歪扭扭畫著串鎖鏈圖案。據考證，這正是鄧子超在臨刑前夜留下的最后手筆，無聲訴說著那段血火交織的往事。當行刑隊的腳步聲在1951年5月的黎明響起，五名將領走向刑場時，功德林上空的晨霧里，隱約傳來了遠處胡同里報童的叫賣聲——那天《人民日報》頭版刊登的，是治理淮河的工程捷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