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銀幕照進現實的司法困境

朱迪·科默主演的《初步舉證》中，女律師泰莎從性侵案件的辯護者淪為被害者的角色轉換，猶如一柄解剖刀，刺破了司法體系在性侵認定中的深層矛盾。當泰莎在法庭上被反復質問"你當時是否明確拒絕"時，影片揭示的正是現實中"違背意愿"證明的世紀難題。

正如馬修·黑爾爵士所言: “強奸是一種容易提出但難以證明，對被指控的一方來說更難辯護的指控，即使他們完全無辜。”（Matthew Hale，The History of the Pleas of the Crown，Volume 1，London，1736，p 635）過去因強調女性保衛貞潔義務及防止誣告，缺乏暴力證據的案件定罪極其困難，在中世紀歐洲，為了證明女性的反抗和呼救，有時對被害人的調查記錄長達幾十頁，甚至將婦女綁起來受刑，以驗證其指控的真實性（喬治·維加萊洛: 《性侵犯的歷史》）。在我國舊社會，情況大致相同。成立強奸需要“有強暴之狀，婦人不能掙脫之情，亦須有人知聞，及損傷膚體毀裂衣服之屬”“本婦奸夫身上必定有傷，旁人得以聞之”（王又槐: 《辦案要略》），這些都側面反映出司法證明體系在性侵犯罪認定中面臨的重重困境，被害人在尋求正義道路上的重重障礙。如何破解這些困境，如何讓司法證明體系更加科學、公正、高效，成為我們需要面對和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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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愿黑洞"的司法困境

（一）"完美被害人"的認知陷阱

電影中泰莎因與加害者存在曖昧關系而被質疑"半推半就"，這對應著我國司法實踐中的典型爭議。“半推半就”并非法律用語，這種情形常發生在不全是使用暴力或威脅等手段冥想違背婦女意志的情況下，比如說熟人“網聊”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當前辦理強奸案件中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答》（已被《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廢止1980年1月1日至1997年6月30日期間制發的部分司法解釋和司法解釋性質文件的決定》廢止）第三條就此作出了說明：“在辦案中，對于所謂半推半就的問題，要對雙方平時的關系如何，性行為是在什么環境和情況下發生的，事情發生后女方的態度怎樣，又在什么情況下告發等等事實和情節，認真審查清楚，作全面的分析，不是確系違背婦女意志的，一般不宜按強奸罪論處。如果確系違背婦女意志的，以強奸罪懲處。”，實踐中，《刑事審判參考》指導案例第1061號孟某等強奸案，提供了“半推半就”入罪情形中“違背婦女意志”的關鍵認定因素以供我們參考。

（《刑事審判參考》指導案例第1061號孟某等強奸案——裁判理由一覽圖）

（《解答》標準與指導案例標準對照）

但實務中仍存在將被害人衣著暴露、未激烈反抗等同于自愿的思維定勢。正如（2018）川0116刑初599號所示，法院認為：受害人作為有性經驗的人，應當認知接下來會發生的事情，但受害人沒有任何反抗行為，沒有呼救，也沒有企圖沖出房間向他人求救，同時在案發過程中，被告人還詢問受害人是否是處女，可見，兩人在發生性關系過程中雙方言行較為平和。根據受害人的解釋稱被告人力氣大，又是在被告人家中，不敢呼救，這樣的解釋難以令人信服，案件證據鏈斷裂，從而認定并未違背受害人意志，行為人無罪。這種思維定勢，不僅違背了性侵犯罪的本質，也忽視了被害人可能因恐懼、脅迫、醉酒等原因而無法明確表達拒絕的復雜情況。

這種"完美被害人"的認知陷阱，不僅存在于普通公眾中，也在部分司法人員中有所體現。在一些案件中，被害人的穿著、行為、性格等被過度解讀，成為質疑其是否被性侵的理由。這種錯誤的認知，使得許多性侵案件的被害人不敢報案、不愿作證，擔心受到二次傷害和社會的偏見。這種現象，嚴重阻礙了性侵犯罪的認定和懲治，也影響了司法公正和社會正義的實現。

（二）證明責任的結構性失衡

在這種“平和型”強奸中，上述的證明思路面臨著一些困境: 由于不存在暴力和呼救，缺乏人證、物證，在此情況下，認定性行為是否違背被害人意志全憑口供，因此只要被告人不主動認罪，平和型強奸就很容易形成“一對一”口供的認定困境，根據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則，只能認定無罪。有學者對近10年的強奸罪一審判決書進行了統計，在成功定罪的強奸案件中，被告人主動供述的占九成以上，被告人辯解其沒有違背婦女意志而被定罪的僅占全部案件的 8% 。（田剛，《強奸罪司法認定面臨的問題及其對策》，載《法商研究》2020 年第 2 期，第 169 頁）

若證明體系要求被害人承擔"違背意愿"的舉證責任，這與正當防衛案件中要求防衛人自證"無互毆故意"的困境如出一轍。因此，筆者認為，對于性侵類犯罪出罪，被告人應負有一定的證明責任，適當地進行舉證責任倒置，被告人不但要負提出責任，還要負優勢證據的客觀證明責任。雖然根據無罪推定原則，不能要求嫌疑人自證其罪，但為了滿足實際的證明需要，各國都有大量的例外規則。例如主張對持有毒品不知情、公職人員主張所收受物品與職務無關等。不過，考慮到控辯雙方的實力差距，羅翔在其著作的《犯罪構成與證明責任》一書中寫道：“被告方所承擔的說服責任不要求達到超出合理懷疑的程度，只需達到優勢證據的程度即可。”

然而，在實際操作中，證明責任的倒置面臨著諸多挑戰。如何界定基本事實的確認標準？如何確保加害方提供的證據真實、合法、有效？如何避免證明責任倒置被濫用，導致司法公正受到損害？這些問題都需要我們在司法實踐中不斷探索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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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證明標準需從"物理反抗"到"心理壓制"認知升級

我國《刑法》第236條雖未要求被害人必須反抗，但實務中仍存在"無傷痕即無強奸"的潛規則。無論是《初步舉證》中泰莎因恐懼導致的"凍結反應"，還是房思琪在被迫的情況下誤以為是基于愛情，都是符合正常人的心理活動的。心理活動本身易變、隱晦、具有不確定性。婦女在面對不符合自身意愿的性交時，除表現為斷然拒絕或強烈抗擊而外，還可能表現為一種矛盾的形式，比如違心的允諾，委屈的許可，無奈的順從，被迫的同意等等。正是對心理學這一科學的認識，這就要求司法人員在認定性侵犯罪時，不僅要關注被害人的身體反抗，更要關注其心理狀態和意志表達。對此，有幾種主要的途徑：一是在訴訟中引入專家輔助人的意見，讓各位訴訟參與人了解相關社會科學知識；二是通過常規的教育或培訓實現對公檢機關工作人員背景知識的補充；三是通過司法解釋或其他規范性文件的形式確立相關證據規則予以規范。

從"物理反抗"到"心理壓制"的認知升級，能充分體現司法理念的進步和對被害人權益的尊重。它要求司法人員具備更高的專業素養和人文關懷，能夠綜合運用心理學、神經科學等多學科知識，準確判斷被害人的意愿和行為。同時，也要求我們在司法實踐中，加強對被害人的保護和引導，幫助他們克服心理障礙，真實地表達自己的意愿和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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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成年人案件的特殊證明規則

（一）未成年人性侵案件的特殊性

2024年5月，最高檢發布《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白皮書（2023）》，相關數據顯示，檢察機關2023年辦理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總體有所上升，其中起訴強奸罪、猥褻兒童罪占比過半。未成年人由于其身心發展的特殊性，加之此類案件通常具有較高的隱蔽性，往往導致報案時間遲滯、破案進度受阻，且女童在遭受性侵害時往往難以明確表達自己的意愿，這使得案件的證明更加復雜。因此，對于未成年人性侵案件，司法機關通常會更加注重客觀證據的收集和分析，如生物檢材、傷痕鑒定等，以確保案件的公正處理。此外，學術界也對未成年人性侵案件的證明標準進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方法和理念，如“合理印證審查模式”，即對被害人陳述的審查主要結合陳述內容的穩定性、合理性，是否符合邏輯、經驗等方面。

（二）“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

我國 2012 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在總結自身司法實踐經驗的基礎上，以域外的證明標準為借鑒，在第53條規定“證據確實、充分”的條件之一是“對認定事實排除了合理懷疑”，這一修訂標志著“排除合理懷疑”正式成為我國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

在考查的涉及性侵未成年人案例中，辯護人更多以“證據鏈條存在缺陷，不能排除合理懷疑” 為辯護理由請求判決被告人無罪。對此，審判人員在回應的時候，不僅對證據進行了分析，還對其合理懷疑的內容作出了明確闡述。

如最高檢公布的第十一批指導性案例“齊某強奸、猥褻兒童案”（檢例第42號），由最高人民檢察院按照審判監督程序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認定齊某犯強奸、猥褻兒童罪。本案是一起典型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件。該案的被告人口供和被害人陳述形成“一對一”的證據構造，被告人否認自己有犯罪行為，被害人陳述出現前后矛盾的情況，據以認定案件事實的核心證據不足，不易形成充分印證。采用傳統的證明標準可能會造成印證不足難以定案的情況，但本案檢察機關提出：對于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證據的審查標準要區別于成年人，要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結合未成年人特殊的身心特點來判斷其陳述是否符合常理和邏輯。“一是被害人陳述的一些細節,如強奸的地點、姿勢等，結合被害人年齡及認知能力，不親身經歷，難以編造。二是齊某性侵次數多、時間跨度長，被害人年齡小，前后陳述有些細節上的差異和模糊是正常的，恰恰符合被害人的記憶特征。且被害人對基本事實和情節的描述是穩定的。有的被害人雖然在第一次詢問時沒有陳述被強奸，但在此后對沒有陳述的原因做了解釋，即當時學校老師在場，不敢講。這一理由符合孩子的心理。三是被害人同學證言雖然是傳來證據，但其是在犯罪發生之后即得知有關情況，因此證明力較強。四是齊某及其辯護人對其辯解沒有提供任何證據或者線索的支持。”該案沒有物證、書證等證據對齊某實施強奸、猥褻的行為實現客觀和必然的證明，但被害人陳述及同學證言符合案發實際和兒童心理，證明力強，審判人員綜合被害人陳述和證人證言等證據能夠排除其他合理的懷疑，達到內心確信的程度，從而能夠獲得具有高度蓋然性的事實認定結論。

運用“排除合理懷疑”作為案件的證明標準，能夠利用高度蓋然性原則來幫助處理絕對確定性事實認定所帶來的僵化評判標準導致的定案困難問題。但是，仍面臨“未成年人自相矛盾的口頭證言是否應當接受”“僅以未成年被害人的陳述作為直接證據如何認定案件”等明顯問題。

四、性同意認定的優化路徑

在性同意認定的改革上，可以從法律標準的細化、證據規則的優化、司法認知的調整三個方面入手，構建更符合社會現實的性同意認定體系。

（一）細化性同意法律標準

性同意必須是自由、自愿、基于充分理解的積極表達，而非消極的默認狀態。任何因恐懼、心理脅迫、經濟依賴、社會關系壓力等因素導致的“被動接受”，都不能視為有效的同意。此外，如對于未成年人、精神障礙者等特殊群體，因其認知和自我保護能力相對較弱，應規定更嚴格的保護措施和同意認定標準。像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白皮書中提及的未成年人性侵案件，由于未成年人身心尚未成熟，對性行為的性質和后果可能缺乏清晰認識，不能簡單依據其表面的同意表示來認定性同意，而應綜合考慮其年齡、智力發育程度、是否受到引誘、脅迫等多種因素。

（二）優化證據規則，合理分配舉證責任

我國刑事訴訟法秉持“疑罪從無”原則，也就是公訴方必須提供充分的證據來證明被告人犯罪成立，否則法院就應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裁決。但是，如前文所言，在涉及到性犯罪案件時，如果法律明確規定性行為的合法性必須建立在明確的同意表示之上，那么舉證責任也應當隨之改變，也就是由被告人來承擔舉證義務，證明自己已經獲得了有效的同意，而不是讓被害人去證明自己“沒有同意”。這種規則的設定絕非對“疑罪從無”原則的否定，而是在性犯罪案件這一特殊情境下，通過科學調整舉證責任，減輕被害人在司法程序中的證明壓力，同時傳遞法律導向，促使行為人更加注重性行為前的溝通與確認，從而在司法實踐中切實加強對性自主權的保護。

（三）更新司法認知，強化專業素養

1.開展針對性培訓：定期組織司法人員參加性侵案件專業培訓，邀請法學專家、醫學專家、心理學家等進行授課，內容涵蓋性侵犯罪的法律理論、司法實踐、心理學知識、醫學鑒定等方面。通過培訓，使司法人員深入了解性侵案件的特點和審理難點，更新司法理念，摒棄傳統的認知偏見，如“完美被害人”觀念等，提升對性同意認定的準確性和公正性。例如，培訓中可以詳細講解不同年齡段、不同心理狀態的被害人在面對性侵時可能表現出的各種反應，以及如何從證據角度去分析和判斷這些反應背后的真實意愿。

2. 建立案例指導數據庫：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建立專門的性侵案件案例指導數據庫，收集、整理和發布全國各地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性侵案例，包括不同類型的性侵犯罪、不同的證據情況以及相應的裁判理由和結果等。司法人員可以通過查閱數據庫，借鑒類似案例的審理經驗和裁判思路，提高對性同意認定的實踐操作能力。同時，數據庫應定期更新和優化，確保案例的時效性和指導性。

結語：在撕裂中重建司法信任

當《初步舉證》中的泰莎嘶喊"這個系統需要改變"時，她道出了全球司法體系面臨的共同課題。我國司法改革正朝著"形式入罪+實質出刑"的方向演進，但真正的突破在于建立"被害人友好型"證明體系。通過證明責任的科學、合理分配，及時更新司法認知體系，方能在法律剛性與人性溫度間找到平衡支點。

“法律的生命在于經驗，而不是邏輯。”性侵犯罪的認定，不僅是法律問題，更是社會問題。它關系到每一個公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關系到社會的和諧與穩定。我們希望通過不斷地努力和探索，完善司法證明體系，提高性侵犯罪的認定效率和公正性，為被害人提供更加有力的保護，為社會營造更加安全、和諧的環境。

（圖源：網絡）

來源：芙蓉律師事務所

作者：戴卓逸

編輯：劉眉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