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南昌市新建區大塘坪鄉墎墩山上的幾處墓葬被盜。被盜后的第三天，信立祥從北京趕赴南昌。抵達墓葬現場時，盜洞露出的槨木還散發著香味。信立祥根據封土大小和槨木情況推斷，這是一處重要的西漢貴族墓地且與西漢廢帝、第一代海昏侯劉賀有關。

這一年，信立祥先生64歲。受國家文物局委托，他開始在此地指導墓葬考古發掘工作。當地一批考古人跟隨他，對墓葬區域范圍進行全面勘探。再到后來，隨著內棺開啟和墓主玉質私印的發現，墓主被正式確認為劉賀。2014年，信立祥被任命為國家文物局南昌西漢海昏侯墓發掘項目專家組組長。

作為西漢廢帝，海昏侯劉賀的面貌一直模糊不清，真實形象可能與史書記載大相徑庭。而海昏侯墓的成功發掘，向世人重新展示了劉賀的形象。可以說，信立祥是重新發現海昏侯的人。

海昏侯墓是我國迄今為止發現的保存最好、結構最完整、功能布局最清晰、擁有最完備祭祀體系的西漢列侯墓園。在大多數江西考古人心中，信立祥地位極其特殊。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海昏侯墓考古隊隊長楊軍向新京報記者表示，正是得益于信立祥先生的帶領，才讓海昏侯墓的考古發掘，成為新時代中國特色考古發掘和文物保護范式中一個非常成功的案例。

沒機會和信立祥先生接觸的人，只知悉他是一個考古理念超前，業務水平高超的考古學家。而有幸與老先生打交道的人，卻會被他風趣幽默、不擺架子的品格氣質所打動。可惜的是，以前那些沒接觸過信立祥先生的人，他們不再有機會，而結識過老先生的這些人，以后只能靠著回憶去思念他。3月26日，也就是一周前，信立祥因病與世長辭，與考古作別，享年78歲。

2015年3月，信立祥先生指導海昏侯劉賀墓槨室發掘。受訪者供圖

信立祥非常平易近人

1947年3月，信立祥出生于北京。1965年9月至1970年3月就讀于北京大學歷史系，獲得學士學位。此后，在河北定縣博物館（現定州市博物館）工作了兩年，又在河北定縣縣委工作了四年多。

1979年9月，信立祥赴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攻讀碩士學位，師從我國考古學泰斗俞偉超。1982年11月畢業后，被分配到中國歷史博物館（現中國國家博物館）考古部工作。

楊軍正式與信立祥先生接觸是在2002年。當時，34歲的楊軍，正在發掘李渡元代燒酒作坊遺址。該遺址的發現源于當地一家公司在改建老廠生產車間時，從水泥路面下挖出的一口古代水井。隨著考古隊員的搶救性發掘，他們在水井內出土了大量陶瓷遺物，并找到了明代爐灶和蒸餾設施。到最后，埋在明代灰坑下面的元代酒窖得以“重現天日”。

李渡元代燒酒作坊遺址包括了南宋、元、明、清至民國及近現代六個時期的遺存，發掘成果極其豐厚。隨即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決定，要把這些成果向時任中國歷史博物館學術委員會主任俞偉超匯報。不過聯系俞偉超先生，也要費些功夫。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長樊昌生思索半天后，就帶著楊軍去北京找中國歷史博物館考古部主任信立祥。希望通過信立祥的引薦，與俞偉超先生會面。楊軍見到信立祥后，第一印象就是：“他非常平易近人”。

“我記得，那年中國歷史博物館考古部剛買了輛新車。我和我們所長樊昌生上了車后，信立祥讓當時在北京的西北大學考古學系主任王建新當司機，帶著我們去找俞偉超先生。”楊軍說，那會兒自己才三十多，實屬晚輩，初次見到這些專家，避免不了小心翼翼。但信立祥表露出來的親切感，讓自己很放松。

信立祥非常熱心，喊楊軍“小楊”，告訴他需要什么考古書籍，盡管來考古部借。在信立祥的幫助下，樊昌生和楊軍順利聯系上俞偉超先生，并向他匯報了李渡元代燒酒作坊遺址發掘情況。此后，該遺址獲評為2002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中國社會科學院2002年六大考古發現以及國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三等獎。

用“聚落考古”去發掘海昏侯墓

信立祥從小偏愛歷史。六七歲時，在父親的指導下，閱讀了不少歷史書籍。考上北大歷史系后，受一些老師影響，加深了他對歷史的喜愛。他曾在多個場合提及恩師俞偉超。俞偉超溫文爾雅，滿腹學問。在他眼里，老師不僅是大考古學家，還是詩人和藝術家。

畢業后，信立祥隨著河北省考古研究所做了一些考古發掘。遇到問題時，他會跑到俞老師家中去請教。兩人沒在家里待著，就圍著北大未名湖轉，受到老師指點，信立祥內心的疑惑一點點解開。沒過幾年，信立祥成為俞偉超門下研究生。

信立祥日語尤其好，曾赴日本橿原考古學研究所進修。1994年至1996年，他受邀至日本茨城大學講學，出版《中國漢代畫像石の研究》一書，并因此于1996年被日本東京大學授予文學博士學位。

據楊軍回憶，自己第一次與信立祥共事是在2011年。也正是對海昏侯墓進行搶救性發掘的這一年。在海昏侯墓發掘項目專家組成立前，墓葬現場出現的任何問題，楊軍都會第一時間把信立祥拉到現場分析指導。

“信老師很忙，因為他手頭考古項目多。但我們這邊一有問題想找他匯報，他就立馬趕來，我總‘逮’著他問。他知識淵博，又誨人不倦。” 楊軍說，對于秦漢考古研究，那時他們還都是“小白”。

在信立祥的指導下，大家并沒急于對主墓進行發掘，而是對整個海昏侯墓園的區域范圍進行全面調查勘探。把遺址內的遺跡按性質予以區分，從宏觀上把控墓園內遺跡現象，再具體到個體遺跡的解剖。

這么做，是要厘清墓園內遺存的布局，弄清周邊同時期遺存情況，從而分析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和空間布局特點，這體現的是“聚落考古”理念。這種前沿的考古理念，讓考古人眼前一亮。也正是因為這種細致的考古發掘手法，楊軍等人在海昏侯墓園東北1000米處，發現了面積約3.6平方公里的紫禁城遺址，而這個遺址就是漢代海昏侯國的都邑。

因為這條考古思路，國家文物局對當地發掘海昏侯墓工作也給予了高度評價。

信立祥先生曾在海昏侯劉賀墓考古現場接受記者采訪。受訪者供圖

要有預案也要敬畏文物

除了按照“聚落考古”理念來發掘海昏侯墓外，信立祥對該墓葬發掘的另外一個重要貢獻，就是強調要保護好文物。

早些年，信立祥談及文化遺產時說道，考古發掘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對古代遺存的一種“破壞”，如何在考古發掘過程中最大限度地獲取各類信息、如何保護好各類出土文物，是每個考古工作者面臨的急需解決的問題。

信立祥告訴楊軍，搞文物發掘，一定要慎之又慎，對文物要有敬畏之心。不是隨便去挖，隨便去動。發掘過程，一定要有預判，要有詳細預案。比如，這個墓葬可能會出土哪些遺存，出土之后需要哪些人員去對應處理。這些細節問題都要寫成具體工作方案。

2015年12月，考古人員對海昏侯墓主棺棺柩啟動清理發掘，這意味著這座西漢大墓的發掘工作進入最后沖刺階段。信立祥曾比喻，海昏侯墓就好比是一個大院子，一進門就是甬道，甬道的東西兩側是車馬庫，甬道正對著主槨室。主槨室周邊有回廊形通道，放著戈、戟和盾牌，起警衛作用，而廊道外面是儲藏槨。

楊軍回憶，當時他們在發掘甬道的車馬庫時，最先發現了一輛載有實用銅錞于、銅鐲和鐃的金車。但根據“有錞于必有鼓”的文獻記載，信立祥先生預判，這里肯定還有一架鼓車，“因為材料原因，鼓遺存其實很容易散，不好找。但老先生堅信一定有，要我們仔細去找。果不其然，后來我們在坑里就找到了零碎的建鼓殘片，并且還發現了敲鼓的鼓槌。”

海昏侯墓內棺墓主的尸體被絲綢做的衣服和被子裹住，臉部蓋有一塊紅褐色漆面罩（又稱“溫明”），頭枕玉枕。漆面罩鑲著一塊玉璧，玉璧中有圓孔，正好對著墓主人的口部。信立祥也做了預判，雖然時間久，墓葬又被盜擾，但牙齒肯定是有的。

考古人員將玉璧清理出來后，發現內部確實有墓主的牙齒。再到后來，牙齒被送往有關科研機構，還做了DNA檢測。

說起牙齒這件事，楊軍想起了信立祥風趣幽默的一面，“老先生跟我講，他曾經也有跟著考古專家去找遺址墓主牙齒的經歷。回想起當時的場景，他還打了個比方。他說，‘那真是讓我們滿地找牙啊’”。

2016年3月，信立祥先生在實驗室指導海昏侯劉賀墓主棺發掘。受訪者供圖

考古文章要彰顯“人性光輝”

當然，信立祥研究的內容不僅限于海昏侯墓的考古發掘，他在漢畫研究領域也成就斐然，涉及漢畫像石、漢畫像磚、漢壁畫等。尤其是，他還建立了漢畫像石區域體系，并引入新的漢畫研究范式，探討圖像所反映的思想史、社會文化、工匠技術流動等問題。

如今82歲的趙殿增，曾擔任四川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長，也是三星堆考古隊的老隊長。他與信立祥是北大校友，也是信立祥所讀歷史系的師兄。在學校，他們接觸并不多，但趙殿增聽過有信立祥這號人。“他比較活躍。”趙殿增告訴新京報記者。

趙殿增的妻子是我國漢代畫像磚專家袁曙光，袁曙光和信立祥兩人在專家研討會上也見過多次。因為要寫《漢代畫像石綜合研究》，當年信立祥還跟著俞偉超去四川考察漢墓。這期間，趙殿增就帶著他們到處去看崖墓，其中包括著名的麻浩漢墓。后來，兩人來四川，有時還要去趙殿增家中吃頓飯。

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就職后，信立祥經常去四川開會。見到趙殿增時，兩人會聊聊手頭項目的進展情況，談談漢墓中的漢畫像磚，也會開開生活上的玩笑。趙殿增覺得，他與信立祥很合得來。“有一點，我和信立祥特別像，就是性格急，容易沖動。”趙殿增說。

性格急躁，信立祥也曾這么評價自己。而提到自己的偶像時，他說是明末清初的顧炎武，“天下大事，匹夫有責”這句名言對他影響深刻。

談及信立祥對海昏侯墓考古工作做出的具體貢獻，楊軍還提到，在當時，媒體還通過電視直播來呈現考古人員的工作現場。“以前幾乎沒有，這次考古發掘是真正拉近了公眾和考古的距離，讓大家知道什么是考古，而不是一提到考古，立馬想到的是盜墓。”

信立祥也勉勵和告誡考古人，寫考古文章一定要彰顯“人性光輝”。考古成果一定要讓公眾看得懂，要用充滿人性化的語言來詮釋復雜的研究成果，要讓人讀起來倍感親切。而這一點也對楊軍影響最大。

3月27日，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發文悼念信立祥。其稱，“信立祥先生是我國考古學界的豐碑，更是江西考古人的良師益友。”在發掘過程中，他始終堅守一線，以嚴謹的治學態度和無私的奉獻精神，指導江西考古團隊的發掘和文物保護工作。

“2014至2016這三年，我們和信立祥先生可以說是‘朝夕相處’。他的離世，對我來講，是極其悲痛的一件事。”信立祥先生的音容笑貌，楊軍現在回憶起來歷歷在目。有時到了傷心處，楊軍也會默默落淚。

記者/張建林

編輯/樊一婧

校對/劉軍

運營編輯/劉茜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