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史中，關于學術流派的建立和研究具有重大意義。在大力發展中國學派建設的今天，我們更要認識到一個重要流派的淵源、產生和發展，以及該學派建立背后的成因，甚至可以成為某一段歷史時期國家和社會文化發展的主線。

蕭—韓流派的傳承

文學流派是古代各類學術流派的重要體現，它的形成有兩個淵源：學術流派——政治流派——文人群體；松散的文人并稱——文人群體——文人集團。一個真正的文學流派具有以下幾個特征：（1）傳承在一段連續的歷史時期內；（2）每一代都有核心領袖，并有一定數量的追隨者；（3）較為明確的師承關系；（4）學術成果有一定的繼承性和密切關聯；（5）對社會文化影響深遠。

綜合以上要素，中唐時代，從蕭穎士門人弟子到韓愈門下弟子可稱為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文學流派，該流派成員的活動時間集中在開元二十三年（735）蕭穎士進士及第到開成元年（836）韓愈弟子李翱逝世之間。從蕭門到韓門五代門生座主活躍其間，后續仍有這一流派的兩代傳承者來擇和孫樵傳道于晚唐。

流派第一代宗主蕭穎士、李華，史書上有記載的蕭門弟子數十人，盛名者如獨孤及、戴叔倫、皇甫兄弟等。第二代座師獨孤及，晚年外放江南刺史期間開門授業，從學者甚眾，門生如梁肅、崔元翰、齊抗、陳京等，都深度參與中唐亂后禮制重建。第三代核心人物權德輿、梁肅，二人是德宗朝大力倡導古文的重要作家，盛唐末世開始的古文復興通過此二人及其追隨者傳承至韓柳發揚光大，且權、梁二人都曾執掌貢舉，拜入門下者甚眾，流派自此推廣壯大。第四代領袖韓愈，學識文采震古爍今，堪稱大家，韓門弟子李翱、皇甫湜、樊宗師、張籍皆署名從學于愈，自振一代。后又有孫樵在《與王霖秀才書》里自述：“某嘗得為文真訣于來無擇，來無擇得之于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于韓吏部退之?！保ā度莆摹肪砥呔潘模c明從皇甫湜到來擇，來擇再傳孫樵的流派譜系。他們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七代相繼的文人群體，此前沒有任何一個士人團體有如此緊密的傳承和文化影響，而規模能與之比肩的文學流派——宋代江西詩派直到三百年后才出現。

事實上，將上述士人群體定義為文學流派略顯片面，因為這個名稱只凸顯出了蕭—韓流派成員的文學能力和作家身份，該流派成員同時還具有很多其他的社會身份——儒者、禮官、史官、循吏，這些身份使蕭—韓流派成員在經學界、史學界、官僚體系中都占有重要位置，在中唐士人從文儒向通儒轉型的過程中起到引領風氣之作用。

文儒向通儒的轉型

中唐是整個古代社會政治、文化、階層轉型期的開啟，有百代之中的稱號。自從日本學者內藤湖南注意到中唐到北宋在中國歷史乃至東亞歷史中的重要性，并提出“唐宋變革說”的概念之后，各類研究成果層出不窮。比如，日本學術界對唐宋變革期的政治體制、經濟形態、風俗文化的關注，歐美學者對唐宋士大夫階層流動和學術思想演變的著述，以及國內學者對宋學、宋型文化特征的研究。這些政治、經濟、教育、思想、文學藝術方面的所有改變，都源自組成社會的個體——人的轉型，尤其是士人的轉型。因為士人是古代社會精神文化的承擔者，決策制定、經濟改革、政令執行、藝術創造等，往往要通過他們來完成，士人自我身份的認知和追求直接決定了他們與社會變革的關系。唐宋變革最重要的現象之一就是出現大批思想學術、文學辭章、政事吏能結合于一身的新型士人，造就了歷史上第一個通儒盛世。

蕭—韓流派成員生活在李唐國運突變的時代，他們不再像盛唐時代的文儒一樣身居高位，以禮樂統合詩文，在政治文化體系中確立儒學與文學的契合點，而是在身經大亂之后，將所學文史經義與國祚復興期的基層職事吏干相融合，投身于具體事務的解決中，向支撐國家基礎的禮教、道義、文風、史家意識、經濟生產、地方管理等方面輻射自己的才能，從實務中尋求儒家教義之旨歸，逐漸從文儒進化成長為通儒型士人。

從通儒型士人所具有的綜合特征來看，蕭—韓流派成員禮學素養深厚，經肅宗朝至憲宗朝，曾在禮官的各個職位就任的流派成員有30多位，他們以職任重建社會秩序，從各個方面努力重建中央權威，期待回歸一統，一個很典型的例證是德宗朝的禘祫祭祀之爭。

大量精研禮學的中唐通儒卷入這次大議禮事件，并分為兩派陣營，一派是以獨孤及、柳冕、陸質、張薦和獨孤及的弟子陳京為代表的太祖神主派，一派是以儒學世家出身、時任山陵使的顏真卿和韓愈為代表的獻祖神主派。透過雙方看似不相容的禮法爭論，在執著于以何代君王為神主的表象之下，體現的是中唐禮官們面對藩鎮分權的嚴峻現實，從不同思路鞏固皇族權力、恢復集權的政治意識。另外，戰亂后的唐王朝制度方略和文化引導都轉向務實強國，這一時期執掌貢舉的蕭—韓流派禮官整頓科場浮靡文風，制定新的文學標準，重塑士林風氣。他們主張應試文章要有經世之道，于政治有所補益，選拔培養真正具備道德修養和政治才能的務實型人才，從科舉制度上推動復古文風的傳播，使流派的文學理念擴大到整個文壇。

除了禮官，蕭—韓文學流派中有很多成員也擔任過史官職位。史學一向有以古鑒今、思齊內省的作用，古代社會對史官的要求很高，需雄文、博學、通識兼備，他們不僅要掌握歷史知識，還要能夠貫通古今，通曉歷史發展及事物之間的聯系，充當統治者的政治顧問，能在中唐承擔這種重任的非通儒不可。從流派第一輩中的韋述、蕭穎士，到梁肅、李翰，再到后幾代中的獨孤郁、蔣氏兄弟、韓愈、沈既濟等人都擔任過史館修撰，楊綰、崔祐甫曾任監修國史。他們把持著從天寶到大中年間史館的多數史職。這些流派成員在眾多作品中展示自己的歷史觀念，強調正統之道，發揮經世致用之效，他們把史官意識帶入立言立功的“文用”行動中去，這種意識伴隨古文運動的興起和發展，不但影響到宋代文學、歷史作品的創作，更啟發了后世桐城派的古文義法。

除了重振禮教、以史鑒今，吏能也是以蕭—韓文學流派成員為代表的中唐通儒的最大特征。通儒士人奮戰在王朝政體的各級崗位，與那些身居高位、終極理想是輔佐王圖霸業的盛唐“大人物”相比，他們更懂得用學識夯實民生基礎的重要。與流派幾代傳承息息相關的大唐“財相”劉晏，自天寶末拜度支郎中，三次“掌出納、監歲運，知左右藏”（《新唐書·食貨志》），在他主管財政和漕運時期每年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大大緩解了國庫入不敷出的急難，《通鑒》對其評價很高，稱“唐世推漕運之能者，推晏為首，后來者均遵其法度云”。劉晏選材主通敏精干，流派中以文學政事著稱的戴叔倫就曾經任其幕下的鹽鐵轉運使判官，后來叔倫還擔任容州地方官，因治理有方受到上峰嘉獎，這種綜合能力使其成為中唐通儒的代表。戴叔倫的蕭門學友獨孤及除了“洞曉玄經”、精通儒典之外，也具有很強的通經實干才能。他曾經先后擔任舒州、濠州、常州刺史，精于吏政，積極用“兩稅法”進行地方稅務改革，是肅、代二朝國家復興、社會進步的中堅力量。

士人身份轉變的解讀

蕭—韓流派集大成者韓愈被百年之后的宋代官僚士大夫階層奉為士人典范，他對儒學、文學、政事都表現出極大的熱情和使命感，并且在各個領域卓有業績，所謂“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的贊譽，表現了宋人從文學、儒學、政事三個方面對韓愈所代表的中唐通儒形象的敬仰?？v觀中唐百年，韓愈在通儒群體中獨占鰲頭，但是到了宋代士大夫定型的全盛時期，政壇位極人臣、文學堪為宗師、思想高屋建瓴、吏術明敏強干的通才大儒屢現于世，比如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三蘇”、司馬光等名臣，都不再是文學侍從或僅僅以文名傳世，他們的學識、政務能力包括國家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各個方面，代表了北宋士人對中唐通儒身上綜合能力的認同。

這些在宋代開始大量出現的“復合型人才”契合了自中唐以來的士人渴望在繼承文化傳統的基礎上為四海生民謀發展的精神追求，也符合士大夫渴望重振世風、倫理綱常體系的社會責任意識。這種從文儒到通儒，從文學士人到官僚士大夫的精神追求，可以看成唐宋變革視野下士人身份轉變的另一種解讀，而這種轉變，始自中唐時期的蕭—韓文學流派。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