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義上，清政府不是被推翻的，而是自己禪讓的。辛亥革命雖然起于革命，卻是忠于清帝溥儀的和平退位。

不過這位可不是白退的，國民政府給清廷許下的優待條件列明，清帝班子可以繼續留在皇宮里生活，尊號不變，每年撥400萬元經費供小朝廷支使。

所以六歲的溥儀退位后，在紫禁城里仍然過著皇帝的生活。不管是國民政府還是各路軍閥的大佬，都給了溥儀極高的禮遇。

有人說，溥儀一輩子都身不由己，只是一枚被時代大流裹挾的棋子。

實際上，溥儀算得上是當時最大的富二代，要錢有錢，要名有名，至少在去偽滿之前，溥儀的命運是可以掌控在自己手上的。

但溥儀并不滿足于眼前優渥的生活，一心就是想著復辟。

這也不能全怪溥儀，民國初年，共和尚未深入民心，復辟的聲音倒是很大。

幾乎所有溥儀身邊的遺老舊臣都在向他灌輸“恢復祖業”的思想，連段祺瑞、徐世昌等人都曖昧地表示過支持。

1917年，溥儀等來了張勛的5000辮子軍，一時間北京城內龍旗飄揚，遺老遺少相互道賀。但僅僅十二天，這個復辟的游戲就玩完了。

幸好國民政府把責任都推到張勛身上，溥儀和他的小朝廷什么事也沒有。

這事也未真正打擊溥儀“恢復祖業”的信念，只是成為了他要成大事者必歷經挫敗的經歷。

所以這期間溥儀依然“勵精圖治”：整頓內務、遣散太監，甚至懂得了通過公關慈善的方法提升自己的社會影響。

“因為這時我懂得了社會輿論的價值。那時在北京報紙的社會版上，差不多天天有‘宣統帝施助善款待領’的消息。”

- 溥儀《我的前半生》

馮玉祥的到來，是溥儀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回過頭來看，如果不是馮玉祥將溥儀趕出紫禁城，溥儀后來不見得會跟著日本人到東北去。

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五日，馮玉祥的國民軍將溥儀的小朝廷驅逐出紫禁城，并修正《清室優待條件》，其中就包括廢除大清皇帝尊號，國民政府撥付給清室的經費由之前的每年400萬元降為50萬元。

溥儀在自傳中說過，當時覺得這條件還可以。因為當時馮玉祥的手下鹿鐘麟正帶著不隊在外面，限他三小時內搬出故宮，不然就開炮。

這是溥儀第一次作為皇帝，感受到威脅。也正是這時，他開始尋求日本人的保護。

新中國成立后，溥儀與將他趕出故宮的鹿鐘麟（左一）成了好友

溥儀回憶時說，那時他有三個選擇：一是放棄皇帝的身份，當一個大有錢人；二是繼續爭取北洋政府或者軍閥的支持，爭取回到紫禁城，繼續當小朝廷的皇帝；三是出洋，爭取外國人的支持，再圖大業。

溥儀手下的鄭孝胥、羅振玉對他選擇第三條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一個鼓吹馮玉祥會進一步對他們不利，一個積極與日本人聯系，最終促使溥儀與日本人越走越近，住進了日本使館。

這期間，成日擔驚受怕的溥儀得到了日本方面的悉心照料和保護，讓他下定了去日本的決心，并移居天津，為東渡日本作準備。

在天津時，又有兩件事篤定了溥儀借日本人的扶持復辟的想法。

一個是東陵事件。1928年，孫殿英的工兵營用了三天三夜的時間，將清東陵的乾隆墓和慈禧墓洗劫一空。

在溥儀心目中，這事比他被趕出紫禁城還要生氣。

跟蔣介石告狀嘛，蔣介石說會嚴辦，結果孫殿英把慈禧鳳冠上的珠子送給宋美齡，宋美齡把它做成了鞋子上的飾品，盜墓的事就不了了之了。

這就有點欺人太甚了，挖了人祖墳，還把祖墳里的贓物拿出來顯擺……

氣得溥儀滿臉鼻涕眼淚地對著祖宗發誓：“不報此仇，便不是愛新覺羅的子孫！”

這時溥儀的復辟，乃至復仇思想達到了頂峰，只差一根導火索。

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發，日本迫切地需要一個傀儡到東三省進行有效統治，于是日本軍部派出土肥原與溥儀會面，勸說其盡早去沈陽建立一個新國家。

國民政府聽聞日本人在拉攏溥儀，也派人來勸阻，并表示愿意恢復清室優待條件，甚至恢復帝號，搬回紫禁城都行，只要離日本人遠點就行。

然而這時的溥儀已經對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已滿是恨意。

不久后，溥儀所住的靜園收到了陌生人送來的兩顆炸彈，這件事成為了溥儀隨日本人前往東北的最后一根稻草，盡管第二天的北平晨報就揭露，那兩顆炸彈正是土肥原安排的……此時的溥儀已經慌不擇路，終于在國民政府和日本人的一推一拉間，走上了充當日本人傀儡的漢奸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