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在“九一八”事變前是指我國的遼寧、吉林、黑龍江及熱河四省。由于熱河1928年方始建省，當年底才劃歸東北地方政府管轄，所以人們習慣上仍多稱“東三省”。東北地區面積130萬平方公里，相當日本本土面積的3倍多。它北鄰蘇聯，東鄰朝鮮，西接蒙古，南隔渤海與山東相望，據山河之險，當日俄之沖。東北山脈環繞，無險峻急坡，樹木蔥茂；河流縱橫，水勢和緩，水產豐盛；土壤肥沃，農牧業發達，礦藏極為豐富。千百年來，東北經滿、漢、朝鮮等各族人民的辛勤開發，成為國內最富饒的地區之一。

東北豐富的資源早就令日本垂涎。他們說：“滿蒙的資源很是豐富，有著作為國防資源所必需的所有的資源，是帝國自給自足所絕對必要的地區。”

東北的戰略地位也為日本所重視。他們宣稱：“在對俄作戰上，滿蒙是主要戰場；在對美作戰上，滿蒙是補給的源泉。從而，實際上，滿蒙在對美、俄、中的作戰上都有重大的關系。”

張作霖

日本在日俄戰爭以后一直以南滿為其勢力范圍，對張作霖進行牽制和恫嚇，欲使張認識到：日本在東北有很大的勢力，依附日本，于已有益。與此同時，日本也看出張作霖既擁有武裝實力，又堅決反對革命，是可以利用的工具。“如果利用此特殊之地位，照其心中所識者而行，則張氏將為滿洲專制之王；而日本亦得利用張氏，在滿洲為所欲為“,因此日本把張作為在東北的代理人。

張作霖利用東北豐富的資源大肆擴充軍備，于1922年4月參加與直系爭奪北京政權的戰爭。

日本對張盡力協助，派軍事顧問親臨前線檢查工事，參與謀劃與指揮。他們認為如果奉系取勝，日本就可直接操縱北京政權；如奉系戰敗，日本關東軍可在東北為所欲為。此次戰爭的結果，奉系戰敗，張作霖宣布東三省“自治”。

1924年9月，張作霖趁直系內部發生江浙戰爭之機，率奉軍17萬進關與直戰。直系軍閥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而徹底失敗，奉系勢力伸展到長江流域，取得了江蘇和淞滬的地盤。時為奉系軍閥的鼎盛時期。

奉系軍閥幕后有日本的支持。1925年11月奉軍將領郭松齡倒戈反奉時，日本關東軍公然支持張作霖。

1926年下半年廣州國民政府的北伐打敗了吳佩孚、孫傳芳的主力，張作霖乘機進入北京，組成了“安國軍政府”（中華民國軍政府），張任大元帥，企圖與北伐軍抗衡。

1928年初，南京政府進行第二次北伐。國民革命軍在山東境內的節節勝利引起了日本的嚴重不安。為維護其在山東的特權，阻止英、美勢力在華北的擴張，日本出兵濟南，制造了震驚中外的“濟南慘案”。

濟南慘案

濟南慘案發生后，蔣介石一面派員與日軍交涉，一面繞道北伐。由于張宗昌、孫傳芳戰敗，奉軍發生動搖。5月9日，張作霖發出息戰通電，宣稱“正太、彰德兩路已停止攻擊”，表示“國內政治聽候國民公正裁決。是非曲直，付之輿論。”

日本因奉軍在軍事上岌岌可危，趁機加緊威逼張作霖。5月17日11時，日本駐北京公使芳澤謙吉會晤張作霖，面交日本政府的覺書（即備忘錄），聲稱中國目前戰亂情形將波及京津地方，而滿洲方面亦將有蒙受其影響之虞＂，”當戰亂波及滿洲時，帝國政府為維持治安，將采取適當而有效的措施“。

日本政府的覺書表明，田中內閣對張作霖已喪失信心，但又擔心國民政府的勢力進入東北。所謂“采取適當而有效的措施”，就是暗示日本將使用武力以阻止北伐軍打到關外，并解除關內奉軍的武裝，迫令張作霖下野。5月20日，關東軍司令官村岡長太郎收到陸相白川義則的指示后即下達秘密動員令，命令駐滿洲各地部隊立即向奉天移動，并準備派第14師團向錦州、山海關、新民屯一帶出擊奉軍產后因美國出面干涉，日本內閣才被迫取消了出兵計劃。

但心懷不滿的日本關東軍拒不執行日本政府取消秘密動員的決定，打算用暴力手段干掉張作霖，趁張死后東北軍混亂時，以“維持滿洲全境治安”的名義出動關東軍占領全東北。6月3日，在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作一手策劃和指揮下，在沈陽附近的皇姑屯車站將張作霖炸死，這就是駭人聽聞的“皇姑屯事件”。

皇姑屯事件中被炸毀的張作霖專列

張作霖死后，張學良繼承父業。他退出紛爭的內戰，主張東北易幟，爭取祖國統一。日本也意識到“梟雄張作霖死亡后變成張學良時代，但滿洲對日關系不但沒有好轉反而背道而馳······”7月19日，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向張學良傳達了田中首相的警告，反對易幟，揚言“不聽勸告，即用武力”。8月4日，日本特使林權助會見張學良，再次傳遞了田中的意見：反對東三省同關內的統一，要求張學良實行“東北自治”。8日，林權助在同張學良正式會談時重申田中的意見，并威脅張學良：如不聽從日本忠告，田中將采取“自由行動”。9日，林更露骨地對張學良說：“如東三省蔑視日本忠告，率行易幟，則日本已有采取自由行動之重大決策。”張學良則毫不退讓，針鋒相對地說：“予為中國人，自應以中國人之立場為出發點，予所以與國府妥協者，實不過欲完成中國統一，實行分治合作之政治而已。日本勸告，予固愿考慮，但最后仍當以三省民意為歸。不過就國際關系言，日本當亦不至甘冒干涉中國內政之不韙。再（而）日本屢以強硬態度對予威脅，予亦不解。”

東北易幟的斗爭，不僅隱藏著日本企圖支解中國、永遠霸占東北的目的，而且反映了日本同英、美兩國在華爭奪勢力范圍的矛盾和斗爭。

張學良認識到，他主政東北，日本侵略者是不會罷休的；但只有統一，才能與日本侵略者抗衡。他在1928年7月1日的通電中表示：“學良愛鄉愛國，不甘后人，決無妨害統一之意。”并申明：“余……以東三省民意為依歸，余不能忽視東三省民意。”

張學良東北易幟

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張作相、萬福麟、翟文選、常蔭槐聯名通電全國，宣布東三省易幟。31日，國民政府特任張學良為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張作相、萬福麟為副司令長官。同日任命奉天（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東北四省主席和省政府委員。

東北易幟對日本帝國主義是有力的打擊。據報道，“東三省易幟消息傳到歐洲，一般政治界與外交界頗覺驚愕，均認為日本對華強硬策略失敗”。《東京朝日》報道，日本“樞密院認為張學良的行為是對日本明顯的侮辱……樞密院對日本在滿洲的代表所表現的無所作為表示不滿……樞密院認為懸掛新旗幟給滿洲問題大大增加了困難”。

由此，日本關東軍也認識到“除非再用武力打倒張學良政權，滿洲問題將永遠不能解決”。

東北易幟，是張學良做出的利國福民的大業。但易幟以后他一度執行了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對日本侵略者毫無抵抗準備，結果加速了東北的淪亡。.

日本為了侵占東北，除不斷使用政治陰謀，企圖不戰而勝將東北分裂出去外，關東軍還隨時準備使用武力強行占領，為此進行了以下幾個方面的軍事準備。

第一是搜集情報

日本參謀本部第六課所設的中國班專門負責與中國各派系軍閥聯絡及搜集中國的情報。侵華戰爭中，日軍的一些主要將領，如岡村寧次、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等都曾在中國班任過職。日本是通過向中國軍閥派遣顧問、利用駐華辦事機構工作人員及在留日軍事學生中培植的親信搜集中國的情報的。

岡村寧次

日本特別重視向中國各級政府派遣顧問。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袁世凱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中就有關于中國政府必須聘用日本人為政治、財政軍事顧問的條款。日本通過這些顧問，不僅操縱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還攫取各方面的情報，尤其是軍事情報。

在中國各級軍校的日本教官及各省督軍的軍事顧問，依靠教官與學生之間、顧問與中國要人之間的特殊關系而獲得秘密情報。日本還通過在日本士官學校畢業而在中國軍隊擔任要職的軍人中培植親日分子以獲取情報。甚至在蔣介石的總司令部里，也通過曾經留學日本的軍人獲得所“必要的革命軍的情況及其行動的情報”。

在東北，日本參謀本部向張作霖派遣了軍事顧問，其中有著名的菊池武夫、本莊繁等。這些顧問與關東軍設在沈陽的諜報機關一道搜集了有關東北的大量情報。其中，日本人把張作霖的參謀長、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楊宇霆作為情報的“源泉”。“楊宇霆事實上起到了日本諜報代理人的作用”。其后收買了東北的熙洽、臧式毅、張景惠、于芷山、張海鵬等軍政要人，使其成為親日派。

侵華戰爭的高級將領岡村寧次、本莊繁、安藤利吉、土肥原賢二、佐佐木到一等都曾到中國從事過情報活動，是日本軍界的“中國通”。如岡村寧次就曾以孫傳芳軍事顧問的名義搜集過中國的軍事情報。1926年秋，孫傳芳被北伐軍打敗，岡村寧次趁孫在九江倉皇逃跑時還曾竊取了華中中部的五萬分之一比例的地圖。1938年夏秋間，岡村寧次指揮日軍進攻武漢時，這份地圖起了重要的作用。日本在東北的特務機關向來注重搜集東北各級指揮機關的電報、公文，甚至對各官署字紙、紙箋都出高價收買。1931年9月9日，張學良給榮臻、臧式毅的一封電報說：如果日軍肇事，“我方務須萬萬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該電報在油印發給部隊時被日本特務竊去。張學良的“容忍”，增加了法西斯軍人發動事變的勇氣。

第二是對中國兵要地志進行調查

1906年，日本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即“滿鐵”)成立之后即設有調查部。滿鐵調查部一直向關東軍司令部和參謀本部第二部提供情報資料，并應軍方要求工作。他們除間接提供用于軍事的中國各省統計要覽外，還直接提供用于軍事的兵要地志。

駐屯東北的日本關東軍司令部二課兵要地志班和情報部文書諜報班是專司兵要地志調研的機構。但由于人員少，調查力量不足，因而一些重要的兵要地志的調查工作還要依靠滿鐵調查部。

在日軍參謀本部第六課設有兵要地志班，負責調查預想戰場的兵要地志資料。日本對中國兵要地志的調查內容十分廣泛，包括鐵路線圖（立體橋梁涵洞圖）、東北地區中國軍隊的兵力、槍炮種類和性能、官兵數額、將校姓名、營地設施后勤輜重、蒙旗（縣）人口、物產、畜群數量、森林礦藏、蒙漢軍民情況，以及地方風土情況，如土壤、水源、氣候、雨量、風向等。日俄戰爭后，日本在東北各地駐軍對東三省的兵要地志已十分了解。1931年3月間，關東軍為了調查蒙古的兵要地志，召集精通蒙語的軍官數十名，以重金聘來的蒙古貧民為向導，分五路入蒙古調查：第一路由察哈爾入蒙，第二路由熱河入蒙，第三路由洮南入蒙，第四路由黑龍江入蒙，第五路由俄境入蒙。日本參謀本部的中村震太郎大尉就是從洮南入內蒙，對在大興安嶺的宿營、給養、給水、行動的難易進行實地調查的。由此可見日軍對中國兵要地志調查的細致和廣泛。這是中國當時的統治者始料不及的。這些調查給日軍后來的侵略戰爭行動帶來了極大的便利。例如日軍在1937年向山西進攻時就根據調查的兵要地志，避開了險要的雁門關，而從東面繁峙的馬蘭口出擊，由背后攻擊了代縣，遂攫取了雁門關險要。

第三是偵察地形及進行現地戰術研究

東北易幟后，東北軍有25萬人，并擁有飛機、戰車等先進武器，東北的兵工廠亦可生產各種輕重武器裝備部隊，而關東軍只有1萬多人。對此，關東軍司令部參謀板垣征四郎、石原莞爾等認為要“以寡勝眾”,必須早有準備。為了制定可行性大的作戰計劃，關東軍曾多次組織參謀至各戰略要地進行現地偵察及戰術研究。其中規模較大的有三次。第一次是1929年7月間的“北滿參謀旅行”：從旅順出發，經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海拉爾至滿洲里，然后經昂昂溪、泰來、洮南返回旅順。在哈爾濱研究了“進攻哈爾濱的地形判斷”、“松花江渡江作戰”和“占領哈爾濱的前進陣地”；在齊齊哈爾去海拉爾途中研究了“興安嶺東側地區的遭遇戰”；在海拉爾研究了“海拉爾防御戰”；在泰來研究了“在洮南集中主力的掩護陣地”等。第二次是同年10月間的“遼西參謀旅行”：從旅順出發，經沈陽錦州、山海關至天津、北京，然后返回旅順。這次是以對抗演習的形式進行的預想作業。假設的情況是：“關東軍之一部，在擊潰中國軍隊后進行了掃蕩，主力正向奉天附近集中，其先遣部隊已進至新民屯；而中國軍隊則得到了關內中央軍的增援，先遣部隊被其包圍。”在此假定下，研究了“新民的渡河攻擊“、“向錦州追擊“和“進攻錦州”的作業，實地偵察了錦州的中國軍隊營防，爾后轉入“對山海關西面地區的攻擊”，和指揮后續兵團由秦皇島登陸側擊中國軍隊的作業。第三次是1931年7月間的第二次“北滿參謀旅行”：從旅順出發，經鄭家屯、洮南、齊齊哈爾、昂昂溪、扎蘭屯、海拉爾至滿洲里，爾后取道哈爾濱、長春、公主嶺返回旅順。除了再一次熟悉各地地形外，還在昂昂溪研究了“關于機械部隊的運用“，在泰來附近的開闊地進行了正面防御的圖上作業。

此外，1930年春，關東軍還組織進行了“攻取奉天城要領”的現地研究；當年夏，進行了“夜襲弓長嶺”的研究；當年秋，進行了“東部國境方面現地戰術”的研究等。

第四是武裝移民

1905年日俄戰爭之后，日本國內從官吏、商人到軍界、財界都在熱烈討論“如何經營滿洲問題＂。軍國主義分子兒玉源太郎、后藤新午以及外相小村壽太郎都主張向滿洲移民50萬或100萬人。兒玉說：“戰爭不可能常勝不敗，永久的勝利是與人口的增減相關聯的”，讓更多的日本人定居中國東北，“那么這個地區自然而然會成為日本的強大勢力范圍”。 “由此可見，日本對中國東北的移民是侵略活動，其動因是軍事上、政治上擴張的需要，其步驟是以軍事入侵為先導，以移民入侵來鞏固它的軍事占領，并為新的擴張作準備。日本移民大都是退役的預備軍人，是亦兵亦衣的“在鄉軍人”。日本將這些人移往東北，使之成為關東軍進行侵略擴張的輔助部隊。

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夕，日本在東北的在鄉軍人約有1萬人，大部安置在南滿鐵路沿線。“九一八”事變前10天，即9月8日，東北日僑在鄉軍人會接到陸軍部的密令，要其分別到沈陽、長春、哈爾濱報到。9月17日晚，沈陽的在鄉軍人到日本車站附近的招魂碑前集會，他們臂纏黑紗，聽取狂妄演說，爾后高呼“為保障滿蒙之既得利權而灑軍人之鮮血”、“打倒侵害日本權益之張學良”等口號，氣焰極為囂張。

第五是大肆制造侵略戰爭的輿論

1929年爆發了全球性的經濟危機。日本為了擺脫危機，即大造侵略中國的輿論。1930年，日本經濟危機加深。同年9月，日本軍部的一群法西斯軍官成立了秘密組織“櫻會”，專門策劃“國內改革”和“以武力解決滿蒙問題”。其綱領中明確提出：“本會以改造國家為最終目的，為此必要時不惜使用武力。”櫻會的活動得到日本軍部將領的支持。他們為了準備對中國的軍事行動，積極作輿論上的準備。

當時日本政府和軍部在侵略東北這個問題上并沒有多大矛盾，只是在做法和步驟上有差異。對日本政府來說，頭等重要的是從經濟上控制“滿蒙”，而軍部則把軍事和政治觀點放在第一位。為此，日軍部和右翼勢力曾于1931年3月發動軍事政變，企圖建立以軍人為主體的政權，以便侵占中國東北。但由于政變計劃不周密、政變軍人內江，致使政變計劃破產。政變破產后，由于軍、政雙方在侵占“滿蒙”上的一致，所以對政變軍人沒有追究責任。這些更使右翼的侵略氣焰甚囂塵上，越發加緊策劃侵略陰謀。

日本法西斯軍人

1931年3月，板垣征四郎向關東軍鼓動說：占有“滿蒙”是“實現日本遠大理想的使命”。 5月，板垣和石原又向關東軍鼓動說：占有“滿蒙”是日本擺脫經濟危機的惟一方法。石原還論斷：唯有開發“滿蒙”，活躍經濟、解決失業問題才有希望。

1931年8月3日，已被任命為關東軍司令官、但尚未到職的本莊繁中將，在日軍軍司令官和師團長會議上，以個人名義上書陸軍大臣南次郎，提出日本向外侵略的步驟和近期入侵中國的總設想，聲稱日本“必須乘此世界金融凋敝、蘇聯五年計劃尚未完成、中國尚未統一以前之機，確實占領我經營三十年之滿蒙……使上述各地與我朝鮮及內地打成一片，我帝國之國基始能鞏固。” 至此，日本帝國主義即將把侵略中國東北的輿論化為侵略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