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姐，你怎么還沒走啊？”

我下班回頭去拿文件，一推門，發現公司茶水間的燈還亮著，保潔阿姨正坐在飲水機旁邊的小板凳上，用保溫杯泡著方便面，眼神一慌，像個犯錯的孩子。

“我……我就是隨便坐坐，歇歇。”她低頭擺弄著杯蓋，臉上的皺紋在燈光下像層層波紋。

我心里一緊，張姐48歲了，是我們公司樓層的保潔，干活特別麻利，脾氣也溫溫和和，從不多話。我平時對她印象挺好，有時候忙不過來，她還會主動幫我打包快遞、搬紙箱。

但最近我總覺得她怪怪的，不太回家似的。以前一到下午四五點，她就急匆匆收拾工具，說得趕緊走，回家還要給女兒做飯。可這一個月來，她老是磨磨蹭蹭，晚上十點多我還看見她在衛生間擦鏡子。

那天實在忍不住，我坐到她對面，“張姐，你是不是住公司了？”

她一下子愣住了，眼圈紅了，手指緊緊抓著褲腿，半晌才點頭。

我心一下揪起來了。

“我沒別的地方去，”她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上個月租的房子被房東收回去了，說他兒子要結婚，急著住，我臨時找不到合適的。合租的太亂，便宜的太遠，我工作早上六點半就得開始，太遠趕不上。沒辦法，就……在公司躲著。”

我看著她眼角的紅血絲、那只破舊的保溫杯，還有腳邊一床灰色的毛毯，心都酸了。

“你怎么不跟公司說？”

她搖頭：“說了就得走人。現在保潔崗位搶得厲害，我年紀大了，換工作難，哪敢折騰。”

我咽了口唾沫，實在不知該說什么好。她眼里不是可憐，是一種又硬又倔的悲涼。

她慢慢講起了她的事。

張姐年輕時在老家種地，丈夫車禍早早走了，一個人帶著女兒，辛苦把孩子供到大學。女兒現在在城里工作，收入不算多，但也夠生活。張姐一直自力更生，從沒指望女兒反哺，能自己養活自己就行。

“我不是那種指望孩子養老的人。”她嘆口氣，“可我沒想到，她上個月突然跑到公司來找我，開口就是要錢。”

我瞪大了眼：“要錢？”

“她說她貸款炒股賠了，要我給她湊五千塊，還說我是她媽，不能不幫她。我當時手上就三千，是下個月房租錢。我不給，她就坐在前臺哭，說我是沒良心的媽。”

她眼圈一下又紅了，“我那個時候，真想一頭撞死得了。”

我聽得渾身發麻。

“后來呢？”我輕聲問。

“我還是給了她三千。”她苦笑了一下，“你知道她說什么嗎？她說‘就這點？你不是在城里工作嗎，不是挺能干的嗎？’我心里那個難受啊……”

“她走后，我卡上只剩四百多。我去找房子，房東說租金漲了，不押一付三不行。我手里就這么點錢，根本租不起。我那時候想著，不就是困兩天嘛，公司大，衛生間也干凈，吃點泡面湊合一下……就這么睡了一個月。”

她輕輕嘆氣，臉上滿是疲憊，卻沒有怨。

我問：“你女兒知道你住公司嗎？”

她搖頭：“我沒說，我怕她再來要錢。我真沒啥了。”

那一刻，我心里說不出的難受。

她是個媽媽，為了孩子委屈自己到這個地步。可她的孩子，卻好像從來沒真正把她當一個需要被照顧的老人。

第二天，我偷偷找了人事的朋友，把這事告訴了她。

人事姐聽完也紅了眼圈，說一定得想辦法。下午我們幾個部門小領導悄悄合了一筆錢，給張姐辦了個“獎勵基金”，說是她服務認真，特批補貼，還協調了樓上空出來的一個休息室，讓她臨時住下，不用偷偷摸摸地躲著。

我把鑰匙交給她那天，她愣愣地看著我，好久都沒出聲。

“張姐，你不欠任何人。你已經做得夠好了。”

她突然撲過來抱住我，像個委屈了很久的孩子一樣哭出聲來。

幾天后，她女兒又來了，站在樓下打電話讓她下去，還說要“借”點錢。

張姐這次沒有下去。她站在窗邊，看著樓下那個穿著潮牌、拿著新手機的女兒，眼里沒有責備，只有一種說不清的悲涼。

她輕輕說：“我那孩子啊，還是覺得我能給她‘取不完的錢’。我現在才明白，養大一個人，不代表她就會心疼你。”

從那以后，她不再加班到深夜，也不再偷偷摸摸睡茶水間。她會按時上下班，偶爾跟我坐在食堂一起吃飯，說著小寶貝上學的事，說著自己年輕時候的事，偶爾也笑了。

她還是一個人，但不再是那個“無處可去”的保潔阿姨。

有時候，我們總以為父母是不會倒的山，是能掏出無窮無盡的資源的“銀行”。可我們忘了，他們也不過是個普通人，會累、會傷心，也會怕夜晚太長、怕沒人問一句“你還好嗎？”

張姐說：“我已經不恨她了，她還年輕，有一天她當媽了，應該會懂。”

我點點頭，卻忍不住在心里想，真希望那天早點到，別讓她再錯過愛自己母親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