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期間二劉相爭，勝利的劉湘為何不乘勝追擊反倒放任劉文輝退守西康？

說起民國時期各大軍閥混戰，人們或許更多了解的是皖系、直系、奉系三大派系中諸如吳佩孚、孫傳芳、段祺瑞等人物。

這些軍閥在當時攪亂風云，使得本就內憂外患的國家局勢更加風雨飄搖。

當時，全國各地幾乎都陷入各地軍閥的掌控中，而四川自然也不例外，統管四川軍政大權的正是發源于本地的劉湘。

劉湘的野心從始至終都是四川這塊地，甚至很早就立志成為“四川王”成就一番大事業。

然而不知何時，同樣在四川起勢的另一軍閥勢力劉文輝隱約有與劉湘分庭抗禮之勢，這對劉湘而言無疑是一個心腹大患。

于是，二劉之間一場勢力斗爭不可避免地發生在四川這片土地上。

當勝利的天平向劉湘傾斜時，他本可以趕盡殺絕地將這一威脅除去，結果他卻做出一個令所有人都震驚的決定——

他竟然放任劉文輝退居西康，不在意對西康的控制權！

消息一出，對此事的質疑聲更是從未間斷。

為什么劉湘會在關鍵時刻放過劉文輝呢？這二人之間又究竟有何更深的淵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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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回溯最初，其實二劉的關系并不差，甚至劉文輝可以說是劉湘提攜扶持起來的。

可惜，當雙方逐漸勢均力敵時，在各方利益沖突下，矛盾與齟齬也就不斷出現了。

二劉之戰的導火線始于一次港口扣留貨船，船上這批軍火正是劉文輝斥巨資從國外購回的先進武器，而扣船者正是劉湘的師長王陵基。

這看似平常的一件事背后，在劉文輝幾度交涉失敗后也恍然大悟：背后必然是劉湘的指示。

如果光是這件事顯然不足以挑起后來幾乎長達一年的紛爭，此前雙方早有嫌隙，此事不過是將彼此的矛盾終于擺到明面上來。

也因這次扣船事件，直接導致了后來劉湘遇刺、劉文輝設壇詛咒劉湘等正面沖突。

至此，雙方也再無和談妥協的可能。

于是，1932年10月初，劉湘指示駐守在武勝的羅澤洲率先發難，向當時駐軍南充的劉文輝部隊打響了第一槍，由此掀開了二劉大戰的序幕。

四川的這一番動亂，顯然都逃不過當時已經大權在握的蔣介石的眼睛，或者說，這場內斗有一部分因素是他所挑起的。

一直以來，對蔣介石一派的態度，劉湘始終站在蔣派一邊并曾出兵對其進行援助。

反觀劉文輝自始至終都是秉持著反蔣的態度，甚至多次與反蔣勢力結盟。

此等對比下蔣介石會站在哪一邊自然沒有懸念。

后來二劉爭川之戰的前夕，劉湘曾致信蔣介石，信中所闡述的他所訂制的解決劉文輝派的作戰計劃，也得到蔣介石肯定的批復。

不過，盡管蔣介石一直以來是偏向劉湘一派，但在劉湘經過一年大戰后勝局已定之際，卻也是他代表國民政府發出電報，對此番軍閥間的混戰緊急叫停。

為什么蔣介石要在這個節骨眼勒令劉湘停火呢？是他開始偏向劉文輝嗎？

實際不然。

在二劉相爭期間，以蔣為首的國民黨政府勢力也趁虛而入深入四川，蔣介石所在意的從來不是二劉大戰的結果，而是趁此機會插手四川。

加上當時恰趕上工農紅軍建設、發展川陜蘇區，二劉相爭不僅反倒使得正在困境中的紅軍建立川陜革命根據地制造了良好機會，更是從另一層面上牽制和削弱了圍剿紅軍的力量，促成 了川陜革命根據地的勝利大發展。

蔣介石對此可謂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他既不想看到工農紅軍高歌猛進，也不愿看到四川軍閥從混戰中變得統一。

為此，他必然不會讓劉湘一家獨大，而是需要保留有劉文輝的勢力對劉湘進行牽制。

這等野心劉湘未必一無所知，但在當時的局勢下，蔣介石背后的國民政府站在整個混沌局勢的制高點上，所要求的也恰是人民所希望的停戰命令。

劉湘可以與劉文輝為敵，但他不可能與民心為敵，更不會愚鈍到站在所謂“正義”的對面。

因此，種種思慮下，蔣介石的命令他不得不審慎考慮，這也確實是劉湘最后未對劉文輝趕盡殺絕的一個原因。

二劉爭川之戰落幕之際，戰勝者劉湘竟任由劉文輝退至西康，這會是放虎歸山嗎？

要說為何劉湘沒有對多次冒犯他、甚至野心勃勃要與自己奪四川的劉文輝斬草除根，很大一部分原因或許是二人間不同尋常的關系。

鮮為人知的是，二劉之間實際是本該以“叔侄”相稱的親戚關系，這也是為何會有兩人都是劉姓這種“巧合”。

二人同是四川大邑縣人，彼此為堂叔侄關系，劉湘比劉文輝年長六歲，但從輩分上論劉湘是侄，而劉文輝是劉湘的幺叔。

也正因這中間的年齡差異，劉湘比劉文輝更早投身戎武，加上他一路過來走的皆是“速成”的道路，因而比劉文輝有更多時間積累力量，聚結成屬于自己的強大勢力，很早便是四川本地有名有勢的軍閥派系。

后來，劉文輝也不甘落后，同樣投身于軍伍之中，開啟了他的從軍之路。

對自己幺叔，一開始劉湘當然也是能幫則幫，像軍事上的支持、經濟上的援助亦或是政治上的掩護等，劉文輝后來勢力能壯大如此可以說有很大一部分是有賴于劉湘的提攜。

遺憾的是，隨著劉文輝勢力龐大后野心膨脹，同樣對四川的執掌大權起了私心并漸漸形成對劉湘的威脅后，這對叔侄間的情誼也算走到了末路。

雖然彼此間的混戰幾乎把所謂的親情消耗殆盡，但在爭戰尾聲，劉湘最終還是手下留情，放劉文輝一條生路任由他帶領余下兵力退至西康。

這個決定一方面確實出于對這段叔侄關系的考量。

劉湘與劉文輝相處過來，他深知劉文輝的性格，認為不能讓劉文輝腰桿挺硬，這人腰桿子一硬就要生事。

而劉湘也沒有要完全搞垮劉文輝的想法，他此戰更多是想削弱自己幺叔的氣焰和勢力，但也期望著讓他保留部分部隊，也能留個后手，等到西康正式建省，就能由劉文輝擔任主席。

出于這層考慮，他還將雅安、榮經、蘆山、天全等十縣都劃給了劉文輝，也算對這段叔侄關系有個交代。

而另一方面，劉湘此舉也是出于對家族關系的進一步考量。

當時大部分地區都把宗族關系放到很高的地位，一個家族格外重視子孫和睦，共同奮進，同族相殘這種事必然是一個大家族的禁忌與恥辱。

四川在這方面自然也不例外。

正因這種觀念，一個人在外面勢力再大，地位再高，回到家族中到底也是家族的一份子，個人的出身也不能不罔顧。

劉湘自然也不想自己落下個“殘害族叔”的罵名，他也會怕被同族人“戳脊梁骨”，更不能讓自己一家成為整個劉氏家族的恥辱。

再加上當時劉氏家族在四川根基深厚，子孫后代遍布軍政各界，劉湘這一路扶搖直上確實少不了同族的幫助。

而這也是他不能完全擺脫家族關系，忽視族人意見的重要原因。

如果因為追殺劉文輝一事而與家族產生嫌隙，那他往后的軍政后路很難保證不會受到影響。

于情，他始終不能完全斷絕與劉文輝的親戚關系；于理，他不可能也不愿意得罪劉氏家族。

這般看來，倒也不如放劉文輝一條生路，或許既能成全自己個‘有情有義’的美名，日后也算保留有劉文輝部分勢力作為后手了。

3、

民國時期軍閥叔侄爭雄四川，為何劉湘最終決定放過劉文輝？

站在劉湘的角度看，在二劉之戰后他選擇放過自己的幺叔劉文輝，除去親緣層面上與社會輿論上的枷鎖影響外，現實因素的限制也至關重要。

一來，當時許多四川軍閥見二劉混戰都紛紛加入其中，或許不排除有些是真心實意要襄助劉湘，但顯然更多人是懷著渾水摸魚的心思的。

雖然田頌堯、劉存厚、楊森 、李家鈺、羅澤洲等人是借著所謂“剿共”和武力制止紛爭的幌子卷入聯合到攻打劉文輝的混戰，并與劉湘形成“聯軍”。

但在局勢初定之際，劉湘也有冷靜下來重觀局勢，考慮到李家鈺 、羅澤洲都曾是四川另一軍閥勢力——鄧錫侯的舊部，如果在與劉文輝這場爭戰后他們三人的力量過于強大且將來聯合起來對付他，那他無疑又將出現一個爭霸對手。

這絕非劉湘所期望看到的。

可見，當時的劉湘非但要防著劉文輝隨時作亂，還不得不深刻在背后對其他軍閥勢力多防一手，這確實讓他多少感到分身乏術了。

而他也深知，自己決不能在這場對劉文輝的作戰里傾盡全力，否則戰后等他的指不定是在背后只等坐收漁利的其他勢力。

二來，雖然二劉之戰顯然是劉湘的實力與兵力更占優勢，但在這一年的混戰里也是消耗巨大，劉湘這方雖然損傷不比劉文輝，但多少也到了歇下來休養生息之時，畢竟長久的戰事連手底下的將兵也會煩膩。

再有，俗話說，窮寇莫追。

綜合上述種種原因來看，若是劉湘非要對劉文輝勢力趕盡殺絕，確實很難想象被逼到絕處的劉文輝如果選擇魚死網破還會造成怎樣的損失。

反觀當時西康環境惡劣，幾乎沒多少發展空間與資源，而自己在這場爭斗里已經奪得四川大部分沃土，就此收手反而可能是當時最好的選擇。

于是，1933年秋，轟動一時的二劉之戰落下帷幕，這場折磨了四川民眾許久的煎熬也總算走到盡頭，幾乎讓所有人都松了口氣。

從數據來看，劉湘劉文輝這段叔侄之戰，顯然是四百多次四川軍閥戰爭中破壞規模最為龐大、持續時間最為漫長的一次混戰，更成為川內最后一次大戰。

二劉之爭戰爭從1932年10月開始，一直持續到1933年9月為止，這前后近一年的時間里波及無數，戰地涉及綿川北、川西、川南等數十縣，動用兵力更是多達30余萬人，后來更是引得四川大小軍閥幾乎全部卷入其中。

這次戰爭中所造成的死傷幾乎數以萬計，財產損失更是不計其數，對四川這塊素有“天府之國”美稱的寶地而言無疑是場巨大的浩劫，對四川人民更是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而隨著二劉之戰的落幕，四川軍閥的混戰也由此終結。

戰后不久，劉湘就不得不充當蔣介石的急先鋒 ，糾集四川主要軍閥“六路圍攻”川陜革命根據地，結果被便是被已經發展成規模的工農紅軍打得落花流水。

再說劉文輝，他對于西康這片土地其實也并不陌生。

早在1926年，他就曾作為川軍第24軍的軍長打敗了當時西康的屯墾使劉成勛，結束了民初以來西康的混亂政局。

之后，他又憑借強大的軍事實力和與川軍各系軍閥的關系，南京國民政府遂任命劉文輝為川康邊防總指揮，兼管西康。

因而西康在他手下的管轄時間其實算不上短，他不僅在當地具備了一定的政治基礎，也多少了解該如何對這塊土地“對癥下藥”。

在劉文輝敗退雅安后，他深知東進無望，只得棲身康、寧兩屬，在劉湘劃分給他的這片地界上專心搞建設。

1935年，劉文輝出任西康建省委員會委員長，并迅速制訂了經營西康的“三進主義”和“三化政策”，這不僅顯示了其非凡的政治才能，也道出了劉文輝以文治康的理念。

如劉湘所設想的，1939年1月，西康省成立后由劉文輝擔任省主席，他就這樣成為名副其實的“西康王”。

在劉文輝治理西康的 20 余年內，其對于西康經營、開發的深刻內涵較之一般人有著更為透徹的理解。

西康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開創了西康近代化的進程，這些成果的取得，確實與劉文輝在西康實施的各種措施是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