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杭州是有效市場、有為政府和民營經濟良性互動的結果。”

文｜《財經》記者 楊立赟

編輯 | 馬克

蛇年伊始，DeepSeek帶火了杭州科創六小龍，六小龍帶火了整個杭州，仿佛一夜之間，杭州成了國人心目中的科創高地，不少人已經將杭州稱為中國硅谷。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杭州能有今天的科技創新能力，至少可以追溯到本世紀初杭州經濟轉型升級的定位之爭——是走發展重化工業的傳統道路，還是抓住新一輪科技浪潮的機遇發展互聯網+產業？最終，杭州選擇了后者，這為阿里巴巴、海康威視等一眾明星企業發展壯大提供了沃土。2014年，杭州提出打造中國數字經濟第一城，牢牢將自己鎖定在“新質生產力”的賽道之上。

時至2024年，杭州市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占GDP（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達到28.8%，科創實力進入全國第一方陣，在國家創新型城市創新能力排名中位列第四，僅次于北京、上海、深圳。國際專利合作條約下的PCT發明專利，其申請量是衡量一個地區科技創新實力的重要指標。2024年，杭州的PCT專利申請量占全球0.9%，其中27%在計算機領域。

現已出圈的“杭州六小龍”，在人工智能、腦機接口、智能機器人等前沿領域嶄露頭角。DeepSeek大語言模型性比肩國際頂尖水平，宇樹科技的人形機器人全球出貨量第一。這些創業公司與浙江大學關系密切，以浙大為核心，杭州已形成“環大學科創生態圈”。

“杭州的今天并不完全是政府規劃出來的，”浙江大學教授史晉川說，“今日杭州是有效市場、有為政府和民營經濟良性互動的結果。”

2025年2月27日，《財經》執行主編馬克在浙江大學對話史晉川教授，多維度解析了杭州現象的前世今生。

史晉川是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浙江大學民營經濟研究中心理事長、浙江大學金融研究院院長、浙江省政府咨詢委員會副主任。從“七五”計劃到“十五五”規劃，史晉川參加過浙江省九個五年規劃的研究。自1998年起，他擔任省政府咨詢委員會委員，2012年起，擔任省咨詢委副主任。

杭州的高科技之路

《財經》：杭州之前的大眾認知是旅游勝地和電商之都，忽然之間變成了科技創新之城，無數人在問為什么DeepSeek為代表的科創“六小龍”出現在杭州，您如何解讀杭州現象？

史晉川：我想大家的一個共識就是這跟民營經濟發展大背景有關。浙江是民營經濟大省，并且在民營經濟的發展過程當中形成了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互動。正是這種互動，使得民營經濟能夠比較好地完成產業的轉型升級，實際上就為六小龍在杭州的出現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礎。

杭州早期的民營經濟集中在輕工業領域，大多是小微企業、中小企業，基本上是在加工制造業，勞動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制造業。到了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杭州經濟發展階段進入轉換期，杭州原本想從輕工業轉向重化工業，這也是世界上后起國家發展的通常道路，像亞洲的日本、韓國都是這樣。寧波當時已經非常明確轉向發展重化工業及制造業，寧波有獨特的港口優勢，方便大宗原材料的輸入和產品的輸出。但是杭州不具備這樣的條件，這時杭州市委、市政府比較好地尊重了專家學者的意見，特別是尊重了民營經濟自身的選擇，沒有堅持發展重化工業，而是利用了新一波科技浪潮帶來的機遇，鼓勵發展各種各樣的“互聯網+”的產業。

在這之后，非常重要的問題是發展互聯網+產業的新要素怎么集聚？人才要素、技術要素、資本要素，還有城市硬的基礎設施要素等，怎么來構造一個比較完善的新的要素支撐體系，去支持民營經濟更好的轉型升級？

這個時候就涉及到區域的空間戰略轉換。2003年7月，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八八戰略”——發揮八方面的優勢、推進八方面的舉措。“八八戰略”的第一條就是要進一步發揮浙江作為民營經濟大省的體制機制優勢，還提出浙江的經濟發展要形成新型城市化和新型工業化的互動。自那以后，浙江省，特別是杭州市率先完成了空間戰略的轉變，經濟發展的重心從強縣戰略開始轉向都市戰略，把許多強縣都撤縣（市）建區，變成大城市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這樣一來，就把杭州的主城區做大了，城市框架拉開了，基礎設施改進了，然后城市的功能更加豐富了，它集聚各種新的生產要素的能力就大大增強。政府和企業共同推動新型城市化和新型工業化，民營經濟就有了一個更好的發展環境，就為企業的轉型升級創造了很好的條件。

這個過程一旦展開，杭州就逐漸變成了一個互聯網+產業的城市，阿里巴巴、海康威視這些企業蓬勃的發展，為杭州發展新產業，以及科技和產業的融合創新奠定了進一步的基礎，人才開始不斷地向杭州集聚，風險投資、私募股權基金不斷地向杭州集聚，形成了一種正反饋的加強效應。自然而然地，在這片創業創新的熱土上，就有了今天的DeepSeek為代表的六小龍。

杭州的發展是政府規劃出來的嗎？

《財經》：談到有為政府，杭州或者浙江搞過產業政策嗎？

史晉川：浙江也提過一些產業政策。比方說七大萬億元產業，新型設備制造、新醫療生物等等。但從發揮地方政府有為作用的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的重點不是看政府有沒有提出產業規劃，而是看它實際上是怎么做的。地方政府提出產業規劃，然后親自下場，跟地方政府提出產業規劃，但用各種各樣市場化的手段來推進，那完全是不一樣的。

《財經》：后來浙江經濟也好，杭州經濟也好，是按照當初的規劃發展的嗎？

史晉川：浙江的地方政府和杭州市在做經濟發展規劃的時候，聽取民營經濟的意見、聽取專家學者的意見還是比較廣泛的。規劃的科學性，規劃與區域內所在的民營經濟的發展訴求，吻合度也是比較好的。盡管如此，后來的發展也不是機械地按照規劃一步一步推進的，因為市場經濟和民營經濟越發達的地方，政府越缺乏用相應的行政手段去強力推動規劃的實施，政府必須更多地借助市場的力量及發揮民營經濟的積極性來推動規劃實施。就規劃本身而言，這些規劃里面只有少量是屬于必須完成的指令性指標，大部分都是一些預測性、參考性的指標。實際上就是政府給出大方向，然后讓市場主體自己去做。

《財經》：在支持創業創新的各種資本形態中，您覺得杭州市的政府引導基金發揮了什么作用？

史晉川：我很坦率地講，政府基金的直接作用并不很大。杭州政府更關鍵的作用是為各種各樣的早期投資、創業投資、風險投資，各種各樣的私募股權基金等等，創造了一個比較寬松比較優良的投資環境，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財經》：雖然杭州建立了三只千億元級規模的基金，但是它對促進整個杭州的創業創新，仍然不是主導性的作用？

史晉川：一些有前景的項目是民間資本、社會資本和政府基金共同投資的，但是這些共同投的項目，絕大部分都是社會資本、民間資本先投的，它們首先做的盡職調查、風險評估、行業評估等等，政府基金大多是跟投。對此那些社會資本多多少少還是有點意見的，說我花了那么大功夫看中一個項目，你現在來跟投，等于分了一部分我的利益，對吧？但是被投企業的看法不一樣，相當部分的被投企業覺得有政府基金跟投，它們覺得放心，覺得政府為自己的項目背書了。

《財經》：政府基金有可能首先發現并投資DeepSeek這樣的公司嗎？

史晉川：這個從概率上來講是很小的，實際上在創業投資、風險投資這些領域，就金融支持的主體而言，政府跟民間是沒有辦法比的。你看在所有的基金里面，這個我沒有梳理過，我大致上知道就基金的資金數量來說，政府基金的比重還是蠻大的，但是從基金投資主體來看，政府基金的比重是很小的。

也有人推崇合肥模式，就是政府親自下場去投資。我覺得這可能跟不同地區的差異性有關。越成熟的領域，政府親自下場去投資的成功概率就越大，越靠近科技創新前沿，政府基金能看準的概率就越小。

在前沿領域，投資主體是一個探索者。前沿探索有兩個特征，第一面臨較大的不確定性，第二失敗的概率很大。在這種情況下，分散的社會資本來做投資探索和金融支持，肯定比政府親自下場效率更高。這個跟國有資本的運營性質也有關系，國有資本對安全性的要求高，而創投市場是個高風險市場。

有為政府能替代企業家嗎？

《財經》：所以您在開場白中講到，杭州最重要的經驗就是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互動。

史晉川：這很重要，而且不是簡單的相加，不是說哪些事情政府做哪些事情市場做，分得很清楚。實際上雙方是有機互動的，就是大家做同一件事情。比方說區域經濟的轉型升級，就是民營企業和地方政府在互動中實現的。

《財經》：什么叫有為政府？好像各地的理解都不一樣，比如我們剛才談到合肥跟杭州就不一樣。

史晉川：我們通常的理解就是市場該做的事情讓市場做，市場做不了的事情政府去做，但是中國這樣一個后發國家、轉型經濟，我們的政府功能跟成熟現代市場經濟國家的政府功能不一樣。第一，我們的政府要為市場運行建立一個法治基礎，這件事情人家已經完成了，但我們還在做的過程當中，這個就是市場經濟的法治化，所謂優良的營商環境，法治化是最重要的特征。第二，中國曾經是一個非常封閉的經濟體，改革開放就是從封閉經濟走向開放經濟，這個就是市場經濟的國際化，我們的企業走出去，國外的企業引進來，政府也要做許多事情。第三，我們的市場還不是很健全，比方說統一的國內大市場還在建設中，這些都需要政府的“有為”。

至于具體的產業發展，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很少有這種政府產業基金直接介入，從中國的角度來說，它也可能是一個過渡性的制度安排，它要跟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水平同步和匹配，它至少比政府全都去直接投資建設各種各樣的項目要好，對不對？原來政府是直接做項目做投資的，現在不直接投了，用這些錢成立基金，來跟社會資本結合起來做創新，這本身就是一個進步。以后往什么方向走，那我們可以再看吧。實際上中國政府的做法，美國、歐盟這幾年也在學，它們也成立了一些政府基金，專門來支持某些產業的發展。

《財經》：DeepSeek出來之后，大量的評論都歸功于杭州是一個服務型政府——無事不擾、有求必應；不叫不到、隨叫隨到、說到做到，您覺得評論到點子上了嗎？

史晉川：浙大民營經濟研究中心在2023年完成的《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的制度環境研究》報告中提出了這個問題，但報告沒有做這樣的文字概述。我們建議各級政府及其部門，平常不要以各種各樣的名義，包括用支持關心它的名義，跑到企業去做“主動式服務”，政府應該重視“被動式的服務”，就是當民營經濟有需求的時候，你要第一時間去幫它去解決問題。我甚至還提過建議，各級政府領導到民營企業去考察視察之前，政府網站上要有公示，幾月幾號、幾點到幾點要到哪個企業去。有了公示，對政府官員也是個約束，也會帶來社會監督。

《財經》：對，“無事不擾、有求必應”也符合市場經濟原則，因為市場經濟就是要提供有效供給，政府服務也是一種供給，那如果你主動提供一大堆企業不需要的服務……

史晉川：那就是擾民了。十幾年前世界銀行做過一個中國不同地區民營經濟營商環境的考察，邀請我當浙江調研的顧問。世行調研組在各地都問民營企業家一個問題，你一年中不得不花多少時間去跟政府打交道？最后調研結果是杭州市的企業家花時間最少。

《財經》：說明“無事不擾、有求必應”這個原則，十幾二十年前杭州市就在踐行了。

史晉川：形成這種傳統，跟民營企業的轉型升級路徑，跟企業所在的領域也很有關系。你想如果杭州當年轉向搞重化工業，搞那些大項目，大項目就要審批，批項目批土地批貸款，企業就要求著政府，政府就會比較強勢。但是你發展“互聯網+”、發展阿里巴巴、發展DeepSeek、發展六小龍，那情況就完全不一樣，最好的方法就是為這些新經濟的創業創新主體提供一個市場化的、法治化的、國際化的營商環境。

《財經》：反過來看，好多地方，雖然也非常迫切地想發展經濟，但是提供了一大堆企業不需要的服務，企業真正需要的，比如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這些東西，政府又提供不了。

史晉川：這樣就形成一個惡性循環，政府很著急，就親自下場，跑項目弄資金，然后經濟還是發展不起來，就更著急，覺得自己做的還不夠，就做更多這樣的事情……

《財經》：就進一步把市場的空間壓縮了。

史晉川：進一步壓縮了企業家的創業創新精神，和他們的活動空間。

《財經》：但有些地方會說，你浙江站著說話不腰疼，浙江民營企業多，企業家也多，資本也不愁，政府才可以放手讓民營企業來做。所以咱們是不是可以這么總結一下：為什么合肥是政府主導，而杭州是民間主導，因為杭州的企業家資源遠比合肥豐富，在沒有企業家資源來推動經濟發展的時候，政府不得不站出來自己扮演企業家的角色。

史晉川：這個很容易回答。浙江的確民營企業家多、社會資本多，企業家有創業創新精神，但這個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改革開放初期大家是一個起跑線。經濟發展是怎么啟動的呢？背后就是改革。資源配置的主體從國有經濟為主變成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各種各樣的個體私營企業涌現出來，外資企業進來了，合資企業出來了，這個過程就是資源配置主體的民營化。再就是資源配置方式的變化，市場成為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方式。資源配置主體的民營化加資源配置方式的市場化，就推動了工業化和城市化，推動了浙江區域經濟發展。這就是政府要通過深化改革才能推動經濟發展的道理。

《財經》：所以鼓勵企業家成長的生態一旦形成，那就會一代一代地產出企業家。改革開放后，浙江先是魯冠球、宗慶后，然后是馬云、李書福，然后是梁文峰、王興興，生生不息。但是反過來，對那些落后地區來說，差距是客觀存在的，所以政府有兩個選擇，一是我親自下場做可能會更快地縮短差距，另一個是我干脆讓差距再擴大一點，但是留出空間來培育企業家。

史晉川：我們有西部大開發的政策，有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政策，有中部崛起的政策，這些政策作為一種外部推動力量是有作用的，但這些區域的經濟發展相對而言還是缺乏足夠的內生動力，從而與外部力量更好地呼應和結合。浙江為什么會有較強的內生動力，歷史文化的傳承非常重要，這跟本地的自然資源稟賦又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浙江是七山兩水一分田，人口比較多，人地矛盾大，從歷史上，這塊土地上的老百姓就很難僅僅通過農業來吃得更飽、穿得更暖，過上更好的生活。那么他們就會從農業生產活動轉移出去從事各種各樣的手工業和商業活動，這又會引起人們思想的變化。歷史上，在整個國家都在講重義輕利的情況下，浙江就會有永嘉學派和浙東學派這樣義利并重的觀念出來。這樣一種商業文化觀念及思維方式，就有利于培養企業家精神，有利于鼓勵創業和創新活動。

浙江大學與杭州創新

《財經》：提到硅谷我們就會想到斯坦福大學，浙江大學對于杭州、對于整個浙江的創業創新起到類似作用了嗎？

史晉川：浙江大學對整個浙江，特別是杭州地區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有相當大的貢獻。浙江創業創新的隊伍當中，浙大系是重要一支。杭州有很多高校，這些高校都在提供人才，比如王興興是浙江理工大學畢業的。但是浙大的人才比重比較大，我想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浙大“求是創新”的校訓，按照這個校訓來做科學研究和培養人才。

浙江大學的科學研究一直提倡頂天立地。什么叫頂天？就是瞄準國家和區域的重大發展戰略機遇和戰略需求。什么叫立地？就是扎根本土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浙大一個好傳統就是科研跟教學很好地結合在一起。我在經濟學院當院長的時候就提出過一個口號：不允許沒有科研的教學，也不允許脫離教學的科研。大學教育就必須把教學和科研結合起來。

浙大這種頂天立地的科學研究，它的成果體現到教學當中，體現到人才的培養當中，就比較容易把求是創新的理念灌輸給學生，所以浙大學生走出校門之后，創業創新的成果就比較多。

《財經》：2005年溫家寶總理去看望錢學森院士，錢院士問溫總理：“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來杰出的人才？”他對溫總理說：“中國現在還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

對錢學森之問有好多解讀，我覺得清華大學經管學院錢穎一教授的解讀是最好的，他說中國教育體系側重增長知識，但不鼓勵好奇心和想象力。因此培養出來的人才適合在既有知識體系內的追趕型任務，不適合無人區的從0到1的創造力任務。

在DeepSeek為代表的六小龍橫空出世后，尤其是聽到創始人梁文峰說DeepSeek招的都是國內頂尖大學的畢業生之后，很多人的反應是：中國的教育體制挺好啊！

您怎么看這個問題，錢學森之問解決了嗎？

史晉川：錢學森之問在20年前是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但是改革開放20多年的時候問這個問題，和改革開放40多年后我們再來看這個問題，會有些不一樣。這個問題的一部分可以用時間來回答，因為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深入，我們的經濟發展更好、國際交流更密切、知識視野更廣闊、創新創業更活躍，科研成果也更多，這些本身已經部分回答了錢學森之問。但這個問題今天仍然是非常有意義的問題。

錢穎一教授我很熟悉，20多年前我曾邀請他來浙江大學擔任經濟學院院長，差點成功。他說中國的教育體制注重知識的傳授，其實再往深里講，跟知識傳授的方式更有關系，這對學生思路的拓展、創新思維的培養有非常大的影響。

中國教育總體來說是一種標準化的知識傳授型教育，比如語文教學都是從分段落開始，然后歸納段落大意，最后總結中心思想……這就是一個標準化的知識傳授方式，這個比單純的知識傳授更加阻礙創新思維的形成。如果學生在學校里養成了這種統一化的、格式化的思維方式，參加工作后又經常要統一行動，跟學校里完全一樣，但是同時又想讓他在工作或研究中有創新思維，能發明創造，那是不是有點“人格分裂”？

《財經》：所以不能因為出了梁文峰、出了王興興，就可以下結論說中國的教育體系已經轉化成一個能夠培養創造性人才的教育體系了？

史晉川：20年來中國的社會、經濟、文化、科學技術有了巨大進步，已經部分地回答了錢學森之問，但是用的時間還是太長了，并且還沒有完全回答這個問題，這個問題今天仍然存在。我們希望通過進一步的全面深化改革，教育、文化、科學等領域的體制機制改革，使得中國在未來的發展當中能夠更快更好地回答錢學森之問。

阿里巴巴與杭州創新

《財經》：我們再聊聊阿里巴巴，這家公司對杭州的影響也很大。杭州形成今天這種創業創新的生態，您覺得阿里巴巴起到什么作用了嗎？

史晉川：阿里巴巴在技術人才、創新人才、創業人才以及創業創新資源的集聚方面，為杭州市作出了很大貢獻。但是阿里巴巴最大的貢獻，我認為是它在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的進程當中，在國家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的發展階段，率先大膽探索、重新界定原來所認定的民營經濟和國有經濟的產業和市場邊界。

改革開放的前30多年，民營經濟不斷進入到國有經濟的領域，開始是吃穿用消費品行業，后來進入了鋼鐵、汽車等制造業，但有些領域，比方說金融，民營經濟可以進，但只能是配角。阿里巴巴做互聯網金融、數字金融、金融科技，做了之后不僅自身迅速壯大，而且還在這些前沿領域成了主導者，事實上改變了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在金融業的活動邊界，使得民營經濟也可以承擔重大的國家戰略，這個意義就凸顯出來。所以為什么DeepSeek為代表的六小龍是在杭州，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以阿里巴巴為代表的新經濟大膽突破民營經濟和國有經濟傳統的默認邊界，積極主動地承擔國家重大戰略。這一點從馬云到梁文峰是一脈相承的。

我前面講用改革來推動發展，用資源配置主體的改革，形成新的更有創業創新精神的資源配置主體，進而改變資源配置的方式，這樣做了之后，更好的資源配置結果就會水到渠成。

杭州能成為硅谷嗎？

《財經》：現在有人說杭州已成為中國的硅谷，您覺得這個評論恰當嗎？

史晉川：硅谷相比杭州，它的創新土壤、創新環境、科技能力明顯領先。以支持創業創新的風險資本為例，美國占到全球的將近80%，中國也就占到8%左右，大概是10倍的差距。世界前十位的大學中國還沒有，偶爾北大清華可以進到前20位，我們國家最好的其他幾所大學也就是在前50位左右。所以整個科學研究的基礎和水平，中國跟美國還是有比較大的差距。杭州跟硅谷去比較，差距就更大。

但是我們不斷完善創業創新的環境，就可以有更多的DeepSeek這樣的企業出來，更多的杭州、深圳這樣的城市出來，經過一個時期的發展，也會有跟硅谷更加接近的創業創新的區域涌現出來。所以一方面我們應該高度肯定杭州現象，同時也應該清醒地看到差距，這樣我們才能在現有成績的基礎上，扎扎實實地繼續進步。

《財經》：對，硅谷也不是一天建成的，上世紀50年代的時候，那里還是一片種櫻桃和桔子的地方。最后一個問題，我今天早上出門之前問了一下DeepSeek，北京、上海、深圳、杭州誰最有可能成為中國硅谷？DeepSeek的回答是深圳、杭州。您同意嗎？

史晉川：如果說DeepSeek作出這么一個判斷，背后實際上是有很多人認為政府干預力量過大的地方很難出現硅谷，民營經濟比較發達的地方，出現中國硅谷的可能性更大，這個判斷非常重要。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從開放來講，一樣都是非常開放；從經濟發達程度來說也差不多，人均GDP都在2萬美元以上；從金融資源、社會資本的集聚來說，也都是很強的。但在科學技術的研究力量方面，上海、北京比杭州不知道強多少，比深圳就更強了。所以整體而言，北京、上海的條件顯然比深圳、杭州更加優越，那為什么大家會看好深圳、杭州？說明大家認為這兩個地方的經濟活動，政府干預比較少。也就是說，第一，這兩個地方有創業創新的主體，第二，這兩個地方的政府會更好地與創業創新主體互動，也就是我們在一開始說的，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良性互動。

浙江大學史晉川教授在訪談中談到了“市場經濟法治化”的重要性，由其組織編寫的《法經濟學》（第三版）是法經濟學領域的經典教材，第一版曾入選“十一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國家級規劃教材。新版堅持四位一體原則，兼具知識性與應用性，分為法經濟學導論、民法、企業組織與市場管制的法律、刑法、法律程序共五篇，重點介紹法經濟學的思想淵源及產生與發展，學科的性質與研究方法，財產法、合同法、侵權法、公司法、管制法、刑法和程序法的經濟學分析與經濟分析專題等，融合主要理論和案例研究，并配套PPT教輔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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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經濟學（第三版）》

“十一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國家級規劃教材

史晉川 主編

吳曉露 朱慧 葉斌 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