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更強勢的政策力度和產業實踐，構建“雙碳”目標與高質量發展深度嵌套的戰略閉環。

文 ‖趙 玥

昔日的不毛之地建成了“風電矩陣”。供圖/視覺中國

去年新能源投資增速一度回落、煤炭保供政策加碼，加之今年美國總統特朗普上臺后全球氣候治理格局陷入動蕩，令輿論場一度出現“‘雙碳’降溫”的論調。然而，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以下簡稱《報告》）中，以“風光氫儲一體化基地建設提速”“碳市場擴容至八大高耗能行業”等23處“雙碳”相關的表述表明，中國正用更強勢的政策力度和產業實踐，構建起“雙碳”目標與高質量發展深度嵌套的戰略閉環，以“三桶油”為代表的能源化工企業則逐步走上了“主動創綠”的發展之路。

政策加碼

2024年全國兩會提出的“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新能源與傳統能源協同發展”，曾被外界視為“留有余地”的政策基調。

對比今年，關于“雙碳”的一系列表述更為強勢。其中包括:碳排放雙控制度體系全面落地，八大高耗能行業被納入全國碳市場；產品碳足跡管理體系從試點走向全國，覆蓋服裝、電子等消費品；“沙戈荒”新能源基地年增裝機目標翻倍，海上風電裝機量提升至2億千瓦等。

“關于‘雙碳’的政策更為強勁，寬松條款逐漸減少，一些指標成為行業和企業必須完成的硬性規定。”中國“雙碳”學會專家楊麗莎說。

以能源轉型為例。《報告》明確提出， “加快建設‘沙戈荒’新能源基地，發展海上風電”。這一部署直指能源結構的根本性變革。能源安全關乎國家的根本利益與長遠發展，是中國推進“雙碳”戰略的核心考量之一。截至 2024 年底，我國可再生能源裝機量已占全球 56%，風電、光伏年復合增長率分別達 16.62% 和 36.76%。西北戈壁的 “風電矩陣” 與南海之濱的海上風電平臺，共同構成了清潔能源的雙引擎。

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中，建設“風光氫儲一體化基地”得以凸顯。對此，我國制定了宏偉的發展目標：到 2030 年非化石能源占比達25%，2060年超80%。內蒙古、新疆等地憑借豐富的自然資源，積極建設風光氫儲一體化基地。業界指出，若能成功將綠氫成本降至15元/kg，那么，綠氫將宜于在煉鋼、化工等高耗能行業大規模替代化石燃料。這不僅能降低對進口化石能源的依賴，而且能優化我國的能源消費結構，增強能源供應的穩定性與安全性。因此，如何降低綠氫成本成為相關企業的重大課題。

至于在今年兩會中強調的海洋開發這一領域，中國海油董事長汪東進委員提出兩項提案。一是關于加大海底CO2封存的政策支持。二是關于加快推動海洋經濟發展與海洋資源開發有效融合，建議統籌海洋經濟產業空間規劃和產業發展深化融合創新。

深度脫碳

“工業深度脫碳成為重中之重，而脫碳的根本是技術革新。”中國氫能聯盟專家李義強說。

當前，我國傳統制造業單位GDP能耗是OECD國家的1.7倍，能源利用效率較為低下。“雙碳”目標對傳統產業形成了強大的倒逼機制，促使其進行深刻的技術革新，以促進工業的深度脫碳。化工行業采用CCUS技術，捕集率超90%，能實現資源的循環利用；鋼鐵行業推廣氫冶金技術，可使碳排放強度下降 50%，不僅降低了環境污染，而且提升了生產效率。這些變革，推動了產業鏈從 “高耗能、低附加值” 向 “高技術、綠色溢價” 轉型。

對比去年和今年，某些領域在脫碳方面的技術革新可謂突飛猛進。

2024年，新能源技術瓶頸仍是行業痛點。但2025年的兩會則透露出積極信號：國家電網“東數西算”綠電調度系統上線，實現了跨區域清潔能源實時調配；寧德時代鈉離子電池量產裝車，成本較鋰電池直降30%。

鋼鐵行業碳排放占全國總量的15%，氫基直接還原鐵（DRI）技術可實現減排90%，對工業脫碳意義重大。2024年試點氫能煉鋼時，大部分企業還在觀望技術成熟度。今年，寶武集團直接宣布2030年全面淘汰焦炭工藝，留給中小企業的轉型窗口期只剩5年。

《報告》首次提出“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強調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為特征的先進生產力重塑產業邏輯。在石化領域，這一概念體現為人工智能、數字孿生等技術與傳統工業的深度融合。

中國石化董事長馬永生在兩會期間接受采訪指出，通過深度機器學習算法優化生產流程，AI可實現能源消耗的精準預測與動態調控，使煉化企業綜合能效提升；依托數字孿生技術構建全流程仿真系統，能將新產品研發周期縮短。一言概之，AI正在重構新型工業化的底層邏輯。

綠金升級

從今年全國兩會釋放的消息來看，綠色金融方面的市場會更大、門檻更高。

全國碳市場即將進行歷史性擴容，新增鋼鐵、水泥、電解鋁三大行業，覆蓋排放量占比超 50%。隨著免費配額收緊，碳價預計突破150元 /噸，較去年上漲50%。2025年碳市場交易量預計突破5億噸，是去年的2.5倍。

CCER市場迎來爆發期，生態環境部新增低濃度瓦斯利用、公路隧道照明節能等方法學，今年將新增超500個減排項目，撬動千億元級碳資產開發。同時，綠證與CCER 市場實現銜接，禁止可再生能源項目重復獲益，確保市場的規范性。

可以說，政府正在用綠色金融的手段倒逼企業減排。

比如，今年全國兩會提出，碳足跡不達標直接失去政府采購訂單，綠色信貸只流向有專利的專精特新企業。碳足跡成為一道門檻，將直接影響30%以上ToG訂單；綠色信貸定向投放專精特新企業，技術門檻明確到具體專利數量；碳關稅試點啟動，出口歐盟企業碳成本飆升，代工廠利潤率或將壓縮至5%以下。

有業內人士透露，最近東部某紡織企業因未完成碳標識認證，痛失價值2000萬歐元的歐洲訂單。

在市場更廣、門檻更高的前提下，石油石化企業如何在能源轉型中運用好綠色金融，成為需要探討的課題。中石油煤層氣公司常務副總經理劉洪濤提出，應將天然氣開發納入綠色金融范疇。我國天然氣勘探開發已全面進入深層、深水、非常規領域，面臨工程技術難度大、投資需求潛力巨大等問題。“深化能源金融一體化合作模式，將符合標準的天然氣勘探開發項目納入綠色金融支持范疇，同時加快推動制定、完善綠色金融支持天然氣勘探開發的評價標準。”劉洪濤說。

從 “行政驅動” 轉向 “市場倒逼”，具備技術優勢和碳管理能力的企業將在競爭中搶占先機。未來五年，是中國綠色轉型的關鍵窗口期。通過政策引導+市場驅動+技術突破的三輪協同，相關行業和企業正從被動減排轉向主動創綠。